我曾经是长安街上诗歌的浪子。我不想自喻为城市的流浪汉，而换用一个较为委婉的说法一浪子，并且相信这里面潜藏着古典的诗意。它也迥异于游子、（日本）浪人等词汇的趣味，有一种令人感动哪怕恨铁不成钢的草率与真实。浪子回头金不换一这句着名的民谚褒中有贬、贬中有褒，勾勒出对于世俗生活带有异端或反叛性质的美感。但浪子本身并非我们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如莱蒙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别巧林），谁敢否认自己的性格深处（或潜意识里）完全剔除了它的影子？即使你使用的谴责、批判的语气，或许内心对那种轻松洒脱的生存方式不无一丝羡慕它毕竟代表着向自由靠拢的渴望与努力，恰是循规蹈距的芸芸众生所缺乏的。对此我有我个人化的理解：浪子浪子，浪漫之子，浪漫主义的赤子！我正是以这种态度对待艺术乃至于生活的。追求运动而非静止，追求自由而非约束，追求浪漫而非现实，追求感性而非理念浪子正是在追求中成为浪子的，在流浪与回眸中成为最后的圣徒，在叛逆中造就了更深层次的回归或眷恋。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唐诗里的浪子有过大梦初觉的体会。迷途知返，百炼成钢，同样属于彻悟的境界。杜牧有他的扬州梦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我则有我的北京梦。我的北京梦同样做了十年。北京是我的梦乡，我诗化的乌托邦。我的梦乡区别于杜牧的温柔富贵乡，充满了清贫的幻想、倔强的抗争、青灯黄卷的熏陶、铁马冰河的磨砺。我没有唐朝的诗人们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幸运，我的诗酒年华已完整地奉献给长安街上的流浪了。十年圆一个梦，一个文学梦，一个既古典又现代的梦。在异乡的长街上梦了又醒，醒了又梦，醉眼朦胧，浮想联翩。北京会记住我的，记住一位布衣草履的外省青年在华灯怒放的十里长街上来回行走，反复做着同一个梦。我梦见了天安门一一北京的面孔，睁开眼也是，闭上眼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远近近都是你；我还梦见诗歌像标语与传单一样散布在城市的广场上，以及未来的人群中……这注定是诗人的理想。如果在一个缺乏想像力的时代，会显得荒诞可笑。艺术在我们的生活中远远没有那么重要。这样的梦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另种类型的浪子。一位工业社会里诗歌的浪子。一位艺术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我要迈着外省青年的脚步，丈量北京，丈量我诗歌的乌托邦、我心目中的理想国。我要以豪迈的韵脚给北京画一张独特且抽象的地图（人文意义上的地图、一张梦游者的地图。我希望自己的文字能给更多的寻梦者导游。这样的梦是不会毁灭的。它本身即是对生活的再创造。我是一个梦中的才子，在北京城里寻找着那支失传的神笔。杜牧回味着他在扬州的幕僚生涯，以及温柔乡里的放浪形骸。京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驿站，寄托着我青春的行囊和诗歌的岁月。我们同样都付出了十年的代价，梦的代价。由此可见，每一位诗人都和一座城市产生命中注定的联系。诗人们都是城市的浪子，文化的英雄(而且是不想做英雄的英雄，不像英雄的英雄、如果他们的梦想能够战胜现实的压力而保持浪漫的理想，就可以算作莫大的胜利了。我在风起云涌的北京城里，一丝不苟地做了十年文学梦。我曾经把文学梦的动力归纳为四个主义：理想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还有一个经常被现代的人类忽略的英雄主义。与我接踵而来北京的外省小说家邱华栋听说后下意识地反应：还有现实主义呢，你把现实主义搁在什么位置？这段对话恰巧证明了诗人与小说家的区别：小说家比诗人多一个现实主义。我梦见的是文学的理想，他梦见是文学的现实。虽然这两个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都做着同一个北京梦。但审美的立场不同。我们都是城市的浪子：他是理想的叛徒（曾以欲望现实主义总结自身的创作），我则是现实的叛徒（并在一篇散文中表明：在城市的高褛大厦之间构筑一座看不见的且没有门牌的象牙塔、我们分别为自己的清醒抑或痴迷而庆幸。
对传统不同性质、不同取向的叛逆，奠定了浪子的身份。这是浪子的悲哀，亦是浪子的幸运。
浪子不是圣经里的迷羊。浪子不是浪人，浪子是有思想的。浪子思想的抛物线有着自身独具的轨迹一一不要以常规来衡量。也就是说，浪子有着浪子的命运。浪子的命运在火中，在雨里，在浪尖上一他简直是波浪之子，波浪的化身。浪子回头，称得上是人世间最复杂、最感伤的回忆了一因为这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回忆。梦是他的代价。他回头的时刻也就是醒来的时刻。梦中的梁山好汉，被现实招安了。《水浒传》里确实有个燕青绰号浪子，皇帝的情人李师师甚至都爱上了他，可见浪子非同凡俗的魅力。浪子对现实曾经有那么点造反精神的一一即我所说的叛逆的美感。人生有时候像一场大梦，梦醒时分，万念俱焚。孔雀东南飞，十里一徘徊一一而浪子的一生只为一次回头。浪子只有一次蓦然回首的机遇。他所有错误的选择都为最终修成正果？选择了梦是否即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苏醒是否真是完美的结局？回忆的时刻也就是从浪漫中赎回自己的时刻。贾宝玉支付了红楼梦的代价，梁山伯与祝英台支付了蝴蝶梦的代价。作为世纪末诗歌的浪子，我却拒绝回头，拒绝向现实妥协，拒绝放弃浪漫作为求和的代价。作为大工业时代硕果仅存的艺术信徒，在布满齿轮的城市里我照样执迷不悟，吟唱着落伍的田园牧歌。
我的大半个青春都献给这座城市了。我的构想与这座城市密切相关。我手持单程车票横穿半个中国跨进它辉煌的城门时，简直还是个朴素的少年；一个流浪的梦烘托着我在异乡成长，从来也不曾追悔，永远也不会回头。李白选择过长安，可是他回头了。杜牧选择过扬州，可是他回头了。陶渊明当过彭泽县令，也回头了（归去来兮，田园将芜）……我选择了北京作为诗歌的梦乡，态度却是义无反顾的大隐隐于市，我偏偏要在这座车水马龙的二十世纪国际大都会里做个彻底的艺术浪子，破釜沉舟，没有援助也没有退路但没有退路本身就是最重要的精神援助。或许它严酷的生存压力更能考验一位赤子梦的结实程度？我一边抵抗一边加固着自己的文学梦。我来北京是为了寻梦的，我在北京的岁月也就是造梦的过程……梦是一位浪子在这座城市安全着陆的降落伞，我凭借着它在你们头顶飘呀飘呀，忽高忽低，时缓时急，梦是我青春最大的悬念。我的十年北京梦哟，无怨无悔。诗歌是我命运的守护神。
我曾经把这一段生活以游牧北京来命名。一位南方口音的游子，在征尘漠漠的北国风光中编织着自己的浪漫主义之梦我在想像中将其与苏武牧羊相比拟、我没带地图，却带着一部诗集。我没带鞭子，却带着一杆笔，在旧时代皇帝们的宫殿与陵寝旁，我放牧着诗歌的羊群，逐草而食，傍水而居。我一日三匝在北京城里重复的游牧，从平常生活中发掘出无穷的诗意，从来不曾感到过厌倦。我简直怀疑自己是游牧民族的后裔，或许它正与浪子的血统相吻合？只有浪子才能从流浪中体会到类似于游牧的心情，只有诗人才能把生存的苦难升华到美学的境界。我是这座城市里乔装打扮的游牧者，梦是我隐形的马匹，我空气中的家园永远芳草如茵。我是以审美的态度游牧于长安街上的。我曾经强调过：我不是游客，而是牧人，这正是一位远道而来的行吟诗人的游牧哲学。在精神上我是将这座古都作为一片富饶的草原来看待的，踏花归来马蹄香，我的每一次孤独的游行都能得到意外的收获一一我不断加深着对北京的感情。这使得我即使置身灯红酒绿、钢筋铁骨的现代化都市，也能咏唱出不施粉黛、力求抚慰人类往事的牧歌。我愿意做北京城里最后一个田园诗人。
双目失明的荷马是最古老的行吟诗人，他挟着七弦琴靠卖唱乞讨，走遍古希腊的七大名城，终生流浪的结果是产生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由此可见，行吟是诗人的游牧方式，诗人是人类社会的游牧民族。我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在长安街上行吟的，我愿意永远只在这一座城市里流浪，我要做一个自我放逐的浪子。浪子与流浪汉的区别在于，更侧重于精神的流浪。浪子永远在自己的内心流浪一一这是一般流浪汉无法仿效的。流浪汉是被迫流浪，而浪子则热爱流浪他把流浪看作某种自由的精神，才选择了自我放逐。他在流浪自己中拓宽了生命本质的美感。浪子体验到灵魂的流浪（将之视若幸福），流浪汉只能感受到肉体的流浪（因而作为苦难来诅咒）。一千个流浪汉里顶多只有一个浪子。浪子精神上是没有失败感的。流浪汉并不仅仅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二十世纪欧美城市文学中仍有流浪汉小说，塑造了都市流浪汉的形象，正如其代表作品叫《在路上》一在路上或许是所有流浪汉性格的主题，但只有从灵魂里眷恋在路上的感觉的，才是、真正的浪子。有些人从来不曾离开过自己的城池，但灵魂仿佛永远在路上、在途中狂歌抑或劲舞，这同样是城市的浪子。世界哪怕再小，也足够流浪。我联想到曾经作为没有国籍的民族在欧亚大陆长途跋涉的吉普赛人（在普希金笔下又叫茨冈人），人类社会已进化到今天的地步，他们仍然不愿舍弃流浪，照样赶着大篷车候鸟般在不同的国度与地区迁徙，哪怕靠卖艺、箅命、巫术换取流浪的盘缠。看来流浪也是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而且是最自由的），在流浪中他们才能不断证明自己的血统，才能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看来流浪对于真正的流浪者并不是苦行流浪首先是其无法泯灭的天性，然后才能体现为若隐若现的生命轨迹。吉普赛人是世界的浪子，地球的游牧者，他们使游牧的概念获得了空间上最博大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