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般的乡下人的爱情，这简直是乡下的诗人的爱情。他移居北京后，接受了城市文明，跟知识分子中的绅士派广泛交往，沾染了不少绅士气，但仍然带有乡村绅士的倾向：“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他在绅士们中间，还不是一个洋绅士，而是一个土绅士。”(施蛰存语)他成为北京人后，由于血统与身世的缘故，依然是一个复杂的北京人，或者说是一个复杂的北京文人。当然沈从文自己意识不到这点。1933年他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把南北作家划分为“海派”和“京派”，褒扬京派而贬低海派，并自居于京派之列诱发了一场轰动南北文坛的大争论。沈从文作为“海派”“京派”之争的始作俑者，对自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京派文人而不无自豪。李辉转述过陈思和在《巴金传》中对三十年代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京派文人的评价：“这些以清华、燕京大学为中心的几代由作家、理论家组成的文人，是在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形成的。他们于朴实中见开放，对外来思潮也不保守，受到的压迫与政治干扰暂时还不大，正是新文学发展的理想时机。”他进而联想到“这种自由主义传统，是否也包含着这样一层含意：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作为个体，在构造自己的文学理想的同时，将一颗不安分的灵魂，同源自湘西山水的性格结为一体，该是同样的美妙。
这种不安分，后来被寂寞表现出来的一种平和所湮没了。人们更多地看到的，只是他并非出本意的与文学的疏远，以及久久的沉默……”李辉把沈从文身上的这种不安分称为“极为难得的五四传统”，这自然与沈从文生活在爆发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城、以及他个人努力弘扬京派文人的精神不无潜在关系。
虽然沈从文的后半生属于北京城，但解放以后由于一言难尽的原因，他出人意料地告别了自己的文学时代。有黄苗子的说法就是“我们这位五四以来具有影响的作家，由于从事文物，便没有生产文章。”他改行美术考古学，在故宫博物馆的青灯黄卷中浮沉，由文学转向学术一另一个沈从文出现了，并推翻了自己的前身。黄苗子还辛酸地描绘过浩劫期间的沈从文：“天安门城楼上的男女厕所，沈先生认认真真地天天去打扫（后人如写天安门史，应该补这一笔》，他像摩挲一件青铜器那样摩挲每一座马桶。”沈从文后半生是寂寞的，简直跟他的前半生判若两人一北京给过他辉煌，也给过他萧瑟。他的得意门生汪曾祺说：“沈先生五十年代后放下写小说散文的笔，改业钻研文物，而且钻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国人、外国人都很奇怪。实不奇怪。”而常风则说：“沈从文先生的后半生的贡献是大家不会想到的，也是他本人始料所不及。他的古文物学者、专家的声誉三十年来让人忘记原来是小说家了。他在知命之年，不得不离开他原来的文学专业，改行重起炉灶。”据说他的葬礼遵其遗嘱未放哀乐，而改放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他生前最喜爱的音乐。莫非是有原因的？悲怆啊悲怆，老人的悲怆正是中国的悲怆一今天夜里，我在纸上欲为之一哭。沈从文后半生在北京城里，像任何一位平凡的北京人一样生活，默默经历着岁月的流逝一对于我们国家的文学来说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今人与后人所能读到的，都只能是他前半生的作品了--以《边城》为代表。沈从文，是属于北京城的，又是永远属于湘西的边城的。他永远是边城的哨兵。幸好他后半生撰写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称为“前无古人的巨着”，他不再剖析今人的灵魂，改而研究古人的服饰。
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他在北京城里一段人生的结晶，可算献给这座作为其生命的归宿的城市的一份厚礼，我在北京，觉得最值得反复玩味的名胜古迹乃是故宫博物馆这是令人百读不厌的一部传世经卷。每次游览故宫博物馆，就要像当初刚来北京下火车时一样一想到沈从文。这里是他工作过的地方。如果说我在北京火车站想到的是一位遥远的青年，在故宫博物馆想到的则是一位遥远的老人。他们是同一个人吗？他们确实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我的心情有所不同罢了。我不禁胡乱猜测：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否也曾经伴随沈从文经历过一次沉重的脱轨，或者说，沈从文后期的沉寂是否贯彻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否则为什么每当想到沈从文，我就一阵心疼？对于一位作家而言，我既是其作品的读者又是其命运的目击者，我借助历史的潜望镜目睹了作家本人无法控制的一次脱轨与转折（或用史料中“改行”的说法》。也许我所关注的这趟火车并未脱离这个时代的轨道，但是上帝以扳道工的面貌出现用一个隐秘的手势，就不易察觉地改变了它的运行方向。火车依然在行驶，只过是在与自身的惯性相反的运行方向行驶它所体验到的割舍灵魂的疼痛，已不可言传了。
最终，一切个人的疼痛会被世界的麻木所取代。这是一次没有事故现场的脱轨，没有预谋与记载的寂灭，对于其承受者而言，似乎也没有怨悔。哀莫大于心死1或许选择遗忘正是尊重记忆的最佳方式。在浩劫期闻，沈从文留存的自己着述的样本被全部销毁，他好像并未感到可惜，更不加以回忆。云开雾散之后，沈从文的传记作者凌宇前去采访，惊讶地发现：“时间过去了三十年乃至半个世纪，许多作品及一些笔名连沈先生自己也忘却了……我偶有所得那些以沈先生忘却的笔名发表的作品，便请沈先生加以验证。”据说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形，凌宇说出一篇待验证的作品名称，沈从文摇摇头：“记不得了。”于是凌宇便复述作品的内容。还不等他说完，沈从文老人便孩子一样天真地拍起手来：“是我的，是我的！”他笑着，眼里有了泪花。似乎很高兴。凌宇描述的这个细节我总是忘不掉，仿佛亲眼目睹了老人捕捞到失去的记忆时那挂着泪花的笑脸。想到沈从文的晚年，我脑海便浮现出这么一张笑脸，内心总要一阵痉挛。我不再怀疑，在特定的背景与压力下，沈从文曾忍住疼痛亲手掩埋了自己的一段文学记忆，或者说得更悲怆点：亲手掩埋了自己--把自己曾珍视的精神建筑一举夷为废墟。他并非患有先天性的失忆症。沈从文的后半生，是在自己的文学废墟中凄凉地度过的。当然，他从废墟中一砖一瓦地堆砌起另一座全新的宫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以说他并不是完全的失败者。
黄苗子曾评价过沈从文后半生在文学的荒芜（即作家身份的过早终结》：“可是沈先生对于这一点，他并没有介意一至少在表面上。他永远兴致极高地谈他的美术考古……沈从文先生是否就永远忘记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了呢？并不。最近我同沈先生谈起，在国外，有一位研究他的文艺作品的学者得到了博士学位。沈先生羞涩地笑了一笑，大拇指按着小指伸出手来，轻声地更正说三位了。”沈从文的故乡是湖南的凤凰，被新西兰老人艾黎称为“中国最美的两个小城之一”。他本人就是一只凤凰，一只能在烈火与灰烬中获得新生的神话之鸟。沈从文是在类似于凤凰涅盘的痛苦与幸福中送别旧我而迎接新我的。
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他从蛮荒的湘西第一次来北平时，肯定有一种“进城”的感觉。他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来到城市后通过回忆写下的一主题依然是魂萦梦绕的乡情民俗。因而获得了双重身份：即是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又是一个不断怀念着乡土的城里人。他即使在干燥寒冷的北方城市，文笔依然凝注着旧中国南方农村河流与泥土的气息乃至巫鬼诗情，仿佛刻意要为读者创造一个乡村神话。沈从文不曾割舍自己灵魂的根须与远方广袤原野潜在的联系，他的乡土情感是真正的城里人(或城市文人》无法想像与比拟的。他既为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吟唱了一曲划时代的挽歌，又为缺乏想像力的现代城市生活馈赠一首天外来音般的田园诗炊烟弥漫的乡愁因为都市背景的烘托而愈显得缠绵悱恻。他不仅是乡下人，更是乡下的诗人农民式中国知识分子）。他不仅是城里人，更是一个反复咏叹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的城里的隐士《用古人的说法，大隐隐于市）。至于他的后半生，又做了北京城里的文学隐士，告别文学而归隐，隐逸于秦砖汉瓦、青灯黄卷。就像徐志摩再别康桥一样一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沈从文曾于四十年代写下自我预言：“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命定的悲剧性。”我估计，随着现代大工业文明对乡村精神的蚕食与消化，又有谁敢于把乡土的情感视若至高无上的精神财富一至少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它已接近于没有传人的遗产了。所以，沈从文，也将是中国文坛上的最后一个乡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