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苏东坡传(林语堂全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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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壮年(7)

这时另一位遭到牺牲的御史是程灏,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经与王安石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为那同一个案子向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刚看了他的奏折,程灏看到他正在怒气难消。这位理学大家以颇有修养的风度对他说:“老朋友,你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平心静气地说话吗?”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王安石觉得很丢脸,很难为情。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连前年所罢黜的那六个御史在内,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宫中的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利害。只有三个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三个人。“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人组织朝廷?就用这三个人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镇已经大怒而去。在九月,举棋不定的赵抃,他这位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现在决定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数月之后,年老信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批评不过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政府中其权位凛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他和司马光、范镇曾经并肩作战,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了亲戚关系,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其人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性之强则不让钢铁。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交与王安石看,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得发抖。

在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恋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地讨论新法,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才与他完全决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皇帝数次告诉其他大臣说,只要司马光在身边,他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马光都予以谢绝。他的话早已说够,皇帝若不肯察纳忠言而中止骑此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则他的本分已尽。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林下之时,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写给皇上说: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驾崩这段期间,司马光要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续九年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巨著的写作。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司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见。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他说: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他知道,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唯有暴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君何缘知觉?

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人能比得上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众意见。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日物议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

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此他俨然以倡导者出现,其态度博学,其推理有力,其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唯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肉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人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劓、荆,宫四刑。这些残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纪之后,约在隋朝时期,除去宫刑,已然废止。此等酷刑之未曾谣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当时谣传之甚,与日俱增。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当时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由京师附近各省,远至四川,谣言漫天飞,黎民怨怒,声如鼎沸,甚至深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没收其财产,官兵的粮饷都遭减低。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罔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

苏东坡相信皇帝会看得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他从良臣能吏之桂冠去职,舆论之背向不难判断。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苏东坡上疏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书。皇帝已临时下一诏书,严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却没打算废止此等全部措施。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正如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后来使情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这激怒了王安石。

苏东坡立遭罢黜。正如他所预期,虽然皇帝对他的忠言至为嘉许,王安石的群小之辈会捏造借口,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收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搜获,如有所获,必然带回京师了。

苏东坡的内弟,那时住在四川,苏东坡有信给他,信里说:“某与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幸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阳之前在京都时,皇帝对他说:

“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回答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为王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按苏东坡的政绩说,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温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动,任命他为风景秀丽的杭州太守。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于置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官方调查,自己携眷径赴杭州上任去了。

人的恶行

现在朝廷上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苏东坡携眷离都之时,当年仁宗在位年间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四散于外地。欧阳修正退隐于安徽富阳。苏家世交张方平家正在河南淮阳。

苏子由年前即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苏子由也有其特点,不像兄长子瞻那么倔犟任性,但一直洁身自好,使清誉不受玷染,能照顾自己免于危害,所以挑选一个平安卑微的职位,与贤士大儒相往还。后来张方平辞官归隐,迁居河南商邸,或称“南都”,子由请调至商邸为官,次年,苏东坡往返京都之时,总是路宿张宅,向张方平请求指教,如对叔伯长辈。司马光与吕公著现在西都洛阳,过着退隐的生活,吕晦病重将死,死前,他呈给皇帝一个难题求教:

臣本无宿疾,遇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浸成风痹。非祗惮风痹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虽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托,良以为忧。

贤德的老宰相富弼还不能平安度日,他已经降职为博州太守,当道认为他推销青苗贷款,办理不力。并且他还胆敢上奏折称:“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这时王安石的心腹邓绾,突然十分活跃起来,一看有机会可以效忠主子了。他向主子说可以控富弼阻碍新政之罪,于是宰相的显爵全被剥除,调至另一县去任太守。但是王安石于愿未足,对皇帝说富弼所犯之罪,情如尧舜时之“四凶”,倘若只将他的宰相官爵褫除而已,何以遏阻其他奸邪之辈?皇帝对王安石所奏,置之不理,任由富弼去担任那一卑小的职位。富弼在往就新职途中,路过南都,访问老友张方平。

老相国感慨系之,他向张方平说:“知人甚难。”

张方平说:“你说的是王安石吗?我认为了解他并不难。当年我有一次和他共办乡试,他就把一切老规矩都弄得乱七八糟,我就把他调离我的部下,再不理他。”老宰相自觉难堪,又起程赶路。在老年,他常常仰望屋顶,默然叹息。

苏东坡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一次暴乱。在前年冬天,保甲制便已实行,新兵在乡村受军事训练,新兵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会调离家乡,会开至北方去和外族打仗,于是临近京都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抗议。骚乱之发生还另有原因。当时官方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父子相拥而泣,村民有断腕以躲避征调者。由于这次暴乱,王安石就要丢掉他最后的一个朋友韩维,因为韩维正是那一县的太守,他奏明暴乱经过,呈请暂将军训延缓,至深冬举行,因那时农忙已过,空闲较多。就因此一表章,连韩维也遭罢黜了。

要使王安石失势,还须上天显示昭然可见的征兆,须要宫延门吏的仁行义举。在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南岳华山山崩。皇帝至为慌乱,依照习俗,乃迁居另一宫殿,以示敬仰神祇,并下令以粗粝三餐上进。此外,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一直干旱不雨,皇帝至为忧愁,不知如何是好。他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

“旱涝乃是天灾,在尧汤之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只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说:“我所担心的也是此事,恐怕我们所行的不是善政啊。我听见关于商税法的怨言甚多。宫里人人都听说了,连皇后、太后也听说了。”

另一个阁员大臣冯京也在场,他也说:“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回答说:“为什么我没听人说?冯大人之所以听说,是因为所有发怨言不满的人都奔赴你的四周了。”

现在命定要成大事的渺小人物快要出现了。他叫郑侠,就是画难民图的皇宫门吏。他呈给皇帝的难民图上,画的是带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还官家的青苗贷款。郑侠还随图附上一篇短文:

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