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既有部分先秦诸子，《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也有《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还有唐宋名家诗词选本，以及少数近代着作，如《庸书》、《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类书则有《子史精华》、《增广策府》等。这些都是在乡间不可多得的书林瑰宝、知识渊府，为我打开了无比广袤的天地。我翻啊，读啊，简直不知天高地厚，终日手不释卷；但家里无钱买油，到了夜晚总是灯光不继。好在姐丈家邻居经常聚赌打牌，两盏美孚油灯照得通明。我场场必到，搬只小凳蹲在门槛或桌角看书。看得入迷，屋内吵闹全然不顾。有一次赌徒们输钱相殴，直到有人逃出门槛，踏在我身上几乎绊了一跤，我才如梦初醒。那时候我只是为了借光读书，没有想到这种噪声锻炼还使我受益不浅，以后但用脑或写东西，环境清静固然好，即便嘈杂不堪，也不能使我注意力分散。
除了经史诗文，先父还留下不少碑帖、书法真迹。当中我最爱右军、怀素草书，大而一套《淳化阁帖》，小而一部《草字汇》，都够我常日悉心揣摩研习的。没钱买纸，我就端一碗水到宾姓祠堂的大厅前，伏在冰冷的青石阶地上挥毫练字。冬日寒风凛冽，写在石板上的水迹即刻冻成薄冰。我手背红肿，仍不停地练啊练啊。至今我书写小楷也还能悬手运笔的功底，恐怕就是当时练就的。
七年的私塾生涯，我主要依靠自学，习读了各种经史诗文。当时学习所热衷致力的，一是贪多务得，二是烂熟于心，所谓贪多务得，便是拿到书就硬着头皮死啃，从佶屈聱牙的《尚书》、《周易》到绚丽多彩的唐宋诗词，无不终日捧诵，一有所得，欣然忘返。当时我这样做，是因为穷乡僻壤无良师指导，只有见书便翻，摸索前进，虽不免走些弯路，但现在感到也有好处。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特点是熔文、史、哲为一炉，由于广泛阅读，便可避免知识结构的单一；同时多方涉猎有关古代历史文化的各方面，再向某一学科专攻，也大可取得全面联系和重点突破的功效。当然，贪多务得倘不能熟记于心，则还得贪多不得。而烂熟于心，则依靠反复背诵，务求甚解。常有人反对私塾式的死记硬背，把它归之为一种“笨拙的教学方法”。事实上，启发式固然重要，便死记硬背在童年学习中也不能缺少。通过死记硬背贮存在大脑中的知识信息一时可能无用，但随着年龄增长和理解力加强，便会在各种知识的联系、综合中发挥作用。中国素有“博闻强识”的传统，而西方也有“你记住多少，就知道多少”的谚语。“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充分利用少年时代较强的机械记忆力的确很重要。特别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人来说，往往需要长期甚至毕生的努力方能见成效，而其间记忆力的好坏尤为重要。因为人过中年，近期记忆逐渐衰弱，而远期记忆仍然保持，故对往事印象深刻，这时候就有赖于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储存了。青少年时期记忆越富，则中老年时期做学问就越得其便。现在有不少知识青年很注意搜集和储存资料，有的甚至做了上百万字的卡片。个别同学曾问及我这方面的经验。我告诉他们：“最有效的仓库不是卡片箱，而是自己的大脑。卡片再多，不去记住，又有何用？”我青少年自学时卡片做得不多，但写下一张，就务求熟记一张。人脑的信息储存量可以是惊人的，而记忆力的优劣也完全能依靠后天的训练。据专家研究，经过刻苦训练，人的记忆可以增强三到五倍。童年时通过死记硬背所培养起来的记忆力，使后来受用不浅，是我在贫苦自学途中体验最深的一点。
当我十三岁那年，中国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五四运动，新思潮也波及到我所生活的湖南乡村。我开始不满足于陈旧的古文经史，为追求新学知识，我只身离家，在湘潭和长沙先后就读三所私办的英数理化补习学校，每每以成绩优异而越级卒业。
记得十四岁时曾参加湘潭益智学校论文比赛。我自拟题目《论孔子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旁征博引，洋洋万言，获得第一名奖。文章内容，针对五四运动后一种全盘否定孔孟学说的倾向，通过分析论证，大意谓孔子思想构成了中国几千年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结构，应该把历代君王利用孔学统治术同孔学本身的思想价值区别开来，未可一概接受，也不应全盘否定。其时我不曾学过唯物史观，因此文章中还有模糊观点，比如将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的“大同”世界拿来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我一开始就注意把过去所学的经史古文等旧学知识同新思想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历史的总体角度去考查和评价某个思想家和各种文化现象。想不到十四岁时的这篇处女作，却已暗示出我今后治学的倾向了。
在长沙协均学校补习部，我时常为《协均周刊》撰文。主编是中学部的史地教师杨东莼先生，他很为赞赏，同我商榷问题，结为文友。
在广雅补习学校我被选为学生会评议长，时左权同志与我同班，也担任学生会一名总干事，每有学潮，积极参加。1923年夏，长沙发生日舰水兵打死中国人的“六一惨案”，我们带领广雅学生随示威队伍包围省长赵恒惕官邸，迫使他出来接受抗议。也是在这一次运动中，我认识了郭亮同志。以后很多次，我挤进广场人群听过毛泽东、夏曦等同志的讲演，这一切都在我思想深处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当我十七岁从广雅补校越级毕业时，家中已无钱供我继续升学，为谋生糊口，奉养贫病寡母，我被迫含泪弃学了。适逢湖南邮务管理局招考邮务员，虽要求极高，须年满二十岁，持有大学文凭，但应考者仍人头攒动。我可说一个条件也不符合，但经教师极力推荐，获准跟随百多名大学毕业生参加了几场考试，英数史地成绩合格，突出的是一篇论文《屈原贾谊合论》，备受赞赏，想不到我竟以第二名被破格录取了。
那时的邮政和海关一样，完全操纵在帝国主义分子手里。我虽年纪轻轻就跻入高级职员行列，拿到了不少人歆羡的“铁饭碗”，但我看不惯也不屑于去做对洋上司那副阿谀奉承的丑态。唯一好处是，月薪银洋近百元，我可以大量购买各类新旧书籍，从自然科学到哲学社会科学都急不暇择地给予广泛的涉猎。工作之余，我全部身心可说都扑在书堆里，进行着不知疲倦的阅读和钻研。这样时间有两年多，而一旦发现和接触到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同志早期活动的产物），我的兴趣又开始转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强烈地吸引着我，凡所有这类书籍，都千方百计弄来研读。
为了系统化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制订了一个较详的研习规划，目的是“特别注重根据唯物史观之见解以观察分析解释一切现象”，并使“零碎纷乱的知识化为有系统而完备之知识”。想当初真还有些雄心勃勃，光研究范围仅社会科学和现代革命两项就包括十七个科目，对研究科目的主次顺序、占用时间以及具体的方法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因所学内容太多，为避免精力分散，我采用“主攻击”的办法，并有三个“不做”，即大纲上没有计划的事不做，一件事未了其他事不做，今天的事不放到明天做。除了对每一本重点阅读的着作细细做下笔记外，我又发挥童年就养成习惯的死记硬背，口袋里装满卡片，随时摸出来背诵一段。早起和临睡，我都用一个小时去默诵当天所学的要义。有时我把小册子偷偷带到写字间，用账本公文盖住，趁洋大班不注意，就读上几页。回想当时读书真有一种“恐鹈鹕之先鸣”的紧迫感，可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然而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我眼界大开。它使我清算了自己过去那些幼稚模糊的学术观点，将已有的新旧知识综合化、系统化。我似乎爬上了一座高峰，居高临下地观察历史和国故，深深感到只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才是最科学的治学武器；而“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守死善过、积极用世的思想，则可说我是从小就在书本里受过影响的。正是这样，1927年大革命的狂潮终于把我卷入时代激流的漩涡。
“书呆子”的一生，做学问愧无成就，但自问酷爱读书学习这一点，却至老未变。有时回忆起当年“荒村十里鸣蛙夜，一点青灯伴读书”的艰苦自学的情景，仿佛仍在眼前。在此社会主义的大好时代，又怎能不更加激励我为祖国四化贡献衰年的决心呢？
躺着读书（节选）陈村
读书的最佳姿势不是在课桌前，而是在枕上。凡读书人都知此诀窍。身体安静了，脑瓜才活跃得起来。何况读书也是一类占有，当然以躺卧为首选姿势。
能有资格躺在自己身边的，不能不是密友。自己能不拘礼仪躺着相会的，也是密友。无拘无束的，平平等等的，心心相印的。推想开去，放在床头而不嫌的，必是人们心爱的物件。
人的生命过于短暂。人的目力不远，听力不深，舌头不长。人的欲望无限。
感谢书中的天地，延伸了人的感官，时间与空间顿时化作眼前的小小平面。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却不是生命的方式。
因此，对书的诅咒历来也是空前的。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个别的坏书，而是这种生活方式。书迷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书的生活，除了生产酒后饭余的谈资，并不生产书。人类容不得这样的纯粹的消费者。我很想以一个“读者”的身份了此一生，然而又必须当一名“作者”。没有“作”是“读”不成的，人不能饿着读书。
和孩子一起阅读巴丹
和孩子一起阅读是一件极其有趣的事。重温熟悉的名篇，重回童年时光，并和孩子建立一个共读空间。与孩子进行心灵的沟通，思想的交融，亲子共读，是再好不过的方式。
阅读是一种复杂的心智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才能有效地阅读。
儿童因受年龄、知识和生活环境所限，无论在阅读习惯、方法和材料等方面，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是孩子阅读的启蒙者。所以，父母要担负起阅读教育的职能，注重激发儿童的阅读动机，加强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选择合适的阅读材料，并在阅读时加以指导。
一是陪同阅读。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可以陪他阅读了。3一4岁的幼儿大都很喜欢听故事，对书和阅读也充满了好奇心，因此，父母可以抓住此阶段孩子的发展特色，以及自己平时对孩子的观察，为孩子挑选符合孩子兴趣的故事书、图画书。4一6岁孩子从读图阶段慢慢进入了读字阶段。他开始能认得一些简单的常见字，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读简单的文字书了。
二是指导阅读。孩子上小学之后，父母的陪读角色就可以转变为导读了。
父母对孩子阅读进行帮助、指导和督促，鼓励孩子阅读时独立思考，同时注意引导，和孩子共同探讨书中涉及的问题及思想观点等。这时候，孩子逐渐成为阅读的主体。
三是示范阅读。在孩子逐步养成自己的阅读习惯后，父母功成而退。但父母指导阅读的使命还远未完成，因为身教重于言教，父母应该以自己对书籍持之以恒的热爱，帮助孩子树立终生读书的信念。
日本曾在1960年推出“每日阅读20分钟”，鼓励儿童每天大声朗读20分钟，同时父母和孩子一起分享内容。母亲对婴幼儿朗读，以奠定他们对阅读的正面态度。在瑞典，朗读图书给孩子听是许多家庭每天或每周例行的家庭活动。实践证明，家庭对推动儿童阅读是十分重要的。
我与读书张中行
这是一篇不该写而终于决定写的文章。不该写的原因，比如说，居室内只有几件多年伴随的破桌子、烂板凳之类，而视为奇珍，并拦住过路人，请人家进来欣赏，这说轻些是愚陋，重些是狂妄。而又决定写，如文题所示，是因为先与“读书”，后与《读书》，有些关系。后来居上，且说近一两年来，不知道以何因缘，我的一些不三不四的文章，竟连续占了《读书》的宝贵篇幅。根据时风加市风，印成铅字的名字见三次以上，就有明眼人或不明眼人大注其意。自然，也因为文中总不免有些不三不四，或说野狐气，有些认真的人就不淡然置之。于是，据说，有人发问了：“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又据说，这问是完全善意的。何以为报？想来想去，不如索性把不三不四的来路和情况亮一下，看了家底，也就不必再问了吧？这家底，大部分由“读书”来，小部分由“思考”来；思考的材料、方法以及动力也是由读书来，所以也无妨说，一切都是由读书来。这样说，没有推卸责任之意，因为书是我读，思考是我思考，辫子俱在，跑不了。语云，言者无罪，说是这样，希望实际也是这样。以下入正文，围绕着读书和思考，依老习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一
由呱呱坠地说起。遗憾也罢，不遗憾也罢，我未能有幸生在书香门第，因而就不能写王引之《经义述闻》那样的书：还不只我没闻过，就我及见的人说，祖父一辈和父亲一辈都没闻过。家庭是京、津间一个农户，虽然不至缺衣少食，却连《四书》、《五经》也没有。到我该读蒙书的时候，三味书屋式的私塾已经几乎绝迹，只好顺应时势，入镇立的新式学堂。读的不再是三、百、千，而是共和国教科书。国文是重点课，开卷第一回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比下一代的“大狗叫，小狗跳”死板得多。时代不同，据说总是越变越好。是否真值得这样乐观，我不知道；但不同确是不错，大不同是：现在一再呼吁甚至下令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却苦于无事可做。忝为学生，正当的消闲之法是找点书看，学校没有图书馆，镇上也没有；又不像江南，多有藏书之家，可以走宋濂韵路，借书看。但那时候的农村有个优越条件，是不入流的“小说家者流”颇为流行，譬如这一家有《济公传》，那一家有《小五义》，就可以交换着看。于是，根据生物为了活，最能适应或将就的原理，就东家借，西家换，大量地看旧小说。现在回想，除了《红楼梦》、《金瓶梅》之外，通行而大家熟知的，历史，侠义，神魔，公案，才子佳人，各类的，不分文白，绝大部分是石印的小本本，几乎都看了。有的如《聊斋志异》、《三国演义》、《镜花缘》等，觉得特别有意思，还不只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