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拼命给压力，里面还在自缚手脚，这仗当然只会越打越憋气，越打越失败。到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近千里，缩小到300余里，中央军委也不得不考虑离开苏区，进行长征。
1934年7月，红七军团被调回瑞金，包括李德在内的中央军委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当面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时中央军委没有把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说得太清楚，只是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里将举行“皖南暴动”，并由此建立苏区，红七军团到皖南有立足之地。
若干年后，粟裕才知道，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从字面上看，红七军团是“先遣”，主力红军会随后跟进，但按照后来朱德提供的说明，派先遣队北上，只是要让他们“去做个引子”，以便掩护中央红军南下。
换句话说，中央红军和红七军团的行军方向正好相反，当红七军团北上，从而调开敌军兵力时，中央红军将从中央苏区的西南部寻求突围。
其实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毛泽东就曾提出过一个挽救中央苏区的策略。那时恰好爆发了“福建事变”，他主张趁机派红军主力挺进包括皖南在内的苏浙皖赣地区，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决战，以迫使对方的“围剿”大部队回援。可惜的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决策权，中央未能采纳这一良策。
时移世易，现在再派小股部队深入险地，其本来的效果和意义已一去不复返。毕竟蒋介石也不傻，在第五次“围剿”胜局已定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因为一个北上抗日的口号，或者一支小股部队的出动而改变原有部署，更不会放松对中央苏区的继续围困。
当然，在情况万分危急之际，中央尝试丢卒保帅也未必就没有一点道理，事情糟就糟在，决策者中途又头脑发热，对先遣队的要求也远远超出了“保帅”的范围。
橡皮膏药一样粘着
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后，按原计划渡过闽江，准备北上浙西去皖南，但这时中央军委忽然改变计划，命令随之更改为：停止北上，攻取福州。
1934年8月，红七军团开始奉令进攻福州城。中央军委下达的这个命令其实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福州是福建省会，筑有高大城墙以及坚固工事，更重要的是，守城的国民党部队为王敬久第八十七师。
第八十七师是当时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的部队，也是早期国民党“中央军”里战斗力最强、兵员素质最高的劲旅，其内外战表现均十分出色，两年前的“一二八淞沪会战”，该师是绝对主力，曾在著名的庙行大战中与日军常备师团对攻。
福州城里只有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可你要想攻破他们固守的城池也不易。
另一方面，红七军团经过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仅剩4000多人，经过突击补充，才增加到6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分编成3个师，但实际上只相当于3个大团。
除此之外，攻城需要重武器，而红七军团只有一些轻重机枪和6门迫击炮，用来攻城远远不够。
打了一晚上，打不下福州，只得向闽东转移，结果第八十七师的那个团还从城里追了出来，在背后一路撵赶，军团为此伤亡了好几个师团干部。
福州难以攻克尚是小事，麻烦的是实力被完全暴露了。红七军团渡过闽江时，声势浩大，对方阵营也弄不清楚究竟来了多少兵力，“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曾一面紧急调兵，一面亲自飞往福州进行“视察”。
一个回合过去，弄明白了，原来是一支红军的牵制部队，而且力量也并不怎么大。
“帅”没有保成，倒是“卒”逐渐被推入了危险境地。蒋介石任命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为“追剿军”总指挥，从苏浙皖赣就地调集兵力，对红七军团展开追堵，一时间红七军团如同被橡皮膏药粘着，想脱身都脱不了。
闽东有一块苏区，领导人是菲律宾归国华侨叶飞。当红七军团到达闽东苏区时，叶飞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军团枪多兵少，有一人背两支枪的，有民夫挑着枪的。
叶飞是有人没枪，寻淮洲和粟裕却是有枪没人，福州一战后，光伤病员就有七八百人，行动异常不便。
协商下来，双方交换，红七军团留下多余的枪和伤病员，叶飞给红七军团补充了1000多名新兵。
当时闽东苏区有一大块根据地，号称“五百里政权”，不仅粮盐供应方便，兵员补充也很容易，如果红七军团能留下来，可以更好地起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可是军团的中央代表又不同意。
中央代表是曾洪易，他和乐少华的经历相仿，能力和见识也差不多，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就由这两个“布尔什维克”给把持着。
成立先遣队之前，曾洪易是越“左”越好，成立先遣队之后，却像个霜打了的茄子，要多颓废有多颓废，哪个地方都不敢久待，只想赶紧完成到达皖南的任务就算了事。
红七军团北去后，叶飞又集中了1000多人参军，但已经追赶不上部队了。
除了军团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军委的命令也让寻淮洲和粟裕倍感困扰。红七军团离开闽东后，在闽北一连打了几个小胜仗，最后到达闽北苏区时，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急需进行短暂休整，然而相应请求却遭到了中央军委的来电驳斥：让你们在闽北停下来休息，正是敌人的企图！
中央红军的长征尚未开始，在中央主持军事的仍是博古。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时，不过24岁，缺乏军事经验，打仗只能听李德的，所做决策也都十分机械笨拙。
事实上，在红七军团离开瑞金后，“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建立皖南苏区自然也就成了泡影，博古、李德等人都已得到消息。此时若随机应变，让红七军团留在闽东、闽北作战，其牵制作用要比去皖南好得多。
退一步说，要是能够直接去皖南倒也好了，可是博古等人又突发奇想，提出让红七军团在浙西打游击，而且还规定死了游击的路线和时间。
游击的优势，全在“灵活”二字，什么都规定死了，那就不是在打游击，说白了，还是在搞运动战。
江浙作为南京政府的核心区域，建有严密的保甲制度，地方上的保安团不仅枪械完备，而且经过纯熟的训练，这种运动战又岂是好打的。红七军团被迫每天一战，最让人挠头的还不是天天要打仗，而是战后伤员没法安置，只能抬着走，由此又大大地削弱了部队战斗力。
关系到部队存亡，寻淮洲和粟裕再也看不下去了。在要不要机械执行中央命令上，寻淮洲和政治委员乐少华更是面对面地发生了激烈争吵。
自此以后，军团高层要么不开会，要么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
乐少华是专横，不把寻淮洲放在眼里，作为中央委员的曾洪易则是怯懦，尤其在遭到飞机袭击后，更是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他不仅在作战上毫无主见，还一个劲地嚷嚷着要离开部队。
就在决断不下之际，寻淮洲、粟裕获报，敌军主力已从不同方向围拢过来，再留在浙西，有可能全军覆灭。
他们当机立断，决定不顾中央军委的一再指责，离开浙西，向皖赣挺进。
细节是关键
1934年9月30日，红七军团到达皖赣边。这才知道，皖南暴动失败了。
好在皖赣边也有苏区，不仅地形有利，补给上也较充裕，按照寻淮洲和粟裕的想法，不如在皖赣边就地开展游击战，先消灭尾追之敌，待时机成熟后再入浙进行袭扰。
可是他们的建议遭到了中央军委的否决，军委传来新的命令，让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接受整编。
从皖赣苏区到闽浙赣苏区，又是几道封锁线，红七军团到达目的地时，整个军团仅剩下3000多人。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创建的老苏区，该苏区辖有红十军。两军奉命合并为红十军团，军团长为刘畴西，寻淮洲仅任师长。
这对寻淮洲而言，显然很不公平，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整整4个月，前沿都是他和粟裕在进行指挥，最后别人全是原职调动，唯独他被从军团长职位上撤了下来。
中央军委随主力长征后，红十军团改由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统一调度，项英下令红十军团以运动战的方式向外线出击，以创建新苏区。
在那种形势下，博古等人还组建红十军团，指望以军团规模打大仗，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失误，而项英的决定，则错上加错，进一步把红十军团推向了危险境地——想想看，中央苏区原有8万主力红军，连他们都守不住老苏区，却要更弱、更小的部队去创建新苏区，这实在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
红十军团共有3个师，其中，仅有由原红七军团改编的第十九师能打正规战，第二十、二十一师均为红十军以及一些地方武装升级而成，主要长于打游击，没有大兵团活动的能力和经验。
用朱德的话说就是“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基本上是相互拖累。
1934年12月10日，红十军团集结于黄山东南的汤口，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各路部队闻声而动。
3天后，红十军团向北转移，由乌泥关进至黄山东麓的谭家桥。他们获悉，大部分追敌距离尚远，只有补充第一旅紧咬不放，现已抵达汤口。
补充第一旅的旅长正是王耀武。彼时的王耀武只是刚刚出道，但他已经受到了蒋介石的注意和器重。
王耀武毕业于黄埔第三期。在国民党将官中，一期、二期黄埔生成堆，王耀武以三期的资历，能让蒋介石另眼相看，实在是很不容易。
让蒋介石动心的，是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王耀武死守宜黄一战。
驻守宜黄的是国民党第三十二旅，旅长为黄埔一期的柏天民。当红军围困宜黄时，蒋介石已允许柏天民撤退，但柏天民在时任团长王耀武的竭力劝说下，仍选择了守城，而且一守就是20多天，红军也始终没能攻下宜黄。
柏天民在作战中腿部受重伤，战后他向蒋介石大力推荐王耀武继任旅长一职。于是蒋介石专门召见王耀武，并饶有兴致地当面问他为何要死守不退。王耀武的回答是，当时已身陷重围，红军又长于打援和野战，与其突围时失败而死，不如与城池共存亡。
王耀武还说，宜黄是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1万人的代价，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取，所以从战略整体着想，也不能轻易放弃宜黄。
蒋介石听后十分满意，决定重用王耀武，不过他没有让王耀武继任第三十二旅旅长，而是任命其为补充第一旅旅长。
授予此职，蒋介石考虑得很是周到。因为第三十二旅有很多黄埔一期、二期生，就怕王耀武因资历浅摆不平，而补充第一旅刚刚成立，没有这些问题，便于王耀武指挥调度。
当蒋介石把自己的这番用意告诉王耀武时，王耀武感激涕零，练兵作战也更加尽心尽力。
正是由于太积极了，所以各路追兵中，就数王耀武冲得最猛最前，队伍也因此显得孤立突出。经过分析研究，红十军团高层做出决定：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拿这个王耀武开刀祭旗。
从装备上看，补充第一旅胜过红十军团，但红十军团有3个师计5个团以上的兵力，补充第一旅只有3个团，另外，红十军团还占有地利优势。
乌泥关是一个山隘口，从乌泥关至谭家桥段的公路两侧，5公里范围内，自南向北都是小山坡，若是打伏击战的话，乃天造地设的绝佳地形。
打伏击战，细节是关键，围绕细节，军事主官之间产生了分歧。
军团长刘畴西拟订的伏击战方案是，以第二十、二十一师为主攻部队，第十九师负责待主攻方向打响后，向乌泥关穿插，以截断王耀武的后路。
寻淮洲和粟裕对此存有异议。道理很简单，第十九师能攻善守，野战经验丰富，当然更适宜于担任主攻。
话丑理端，可惜刘畴西不接受。
刘畴西毕业于黄埔一期。南昌起义时，粟裕不过是个班长，而刘畴西已经是营长，后来他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因作战受伤割掉了左臂，人称独臂将军。
刘畴西的资历是没有问题，但他在中央苏区时的最高军职为师长，来到闽浙赣苏区后才担任军长，时间也不长，与寻淮洲和粟裕相比，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
作为负主责的军团长，刘畴西不会承认自己的欠缺，对歼灭补充第一旅，他也表现得相当乐观。
硬碰硬的阵地战
刘畴西的乐观，其实包含了不少水分。
你要是仅凭“补充”两字，就认定补充第一旅是一支二流部队，那就完全错了。
除了武器装备较好外，这支部队的兵员素质也很高，士兵多为北方人，作战风格硬朗，军官则大多是军校毕业生，官兵训练有素，敢打且能打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