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红真
这是一部成长小说，一部特殊年代中少年们命运与经历的浓缩。故事都是听来的，感觉是自己的。人物故事发生在天南地北，却把环境设定在东北，因为那里的文化与人物特色鲜明，最适宜传奇的生长；那里的语言质朴生动，举世无双最接近福科所谓的原始存在。
环境是一条普通街道辐射出去的街区，勾连着繁华的都市与乡村，也因此而重合了最原始的文化与最现代的文明，使历史由不同信仰与口音的人物们演义出来。民间的记忆是所有故事叙事的心理基础，人物多数是普通市民，还原一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状况便是笔者最大的心愿。不幸与幸运都是历史魔杖的非理性作用，偶然性操控着所有人的生命轨迹。我没有反思历史的雄心，只是写下我的疑惑绝大多数人都不坏，为什么就发生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我以这样的方式祭奠所有童年的朋友，也祭奠自己莫名其妙、混沌的少年时代。人物塑造如鲁迅所谓的“杂取”，但心理的逻辑则力求普遍的真实，理解所有人行为的心灵奥秘说明我潜在地具备他们每个人的素质，如果处于那样的特殊情境，保不准我也会那样做。因此所有的人物都是我自己，或者说都是我孕育出来的孩子，我爱他们每一个人。
这样的街道在全国到处都是，从最小的乡镇到最大的都市，都有这样灰扑扑的街道，自然形成大同小异的格局，集中居住着文化遗民一样的手艺人，他们的生命故事最具有传奇性，边缘的处境与被遗忘的命运，都使我特别关注他们的生活，因为我早年的同学不少来自这样的街道里不规则的房屋中。而大学则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遍布于所有的大城市，形形色色的知识者背负着不同的思想背景集中在这样整齐规划、平地拔起的空间中。我熟悉这样的空间，也熟悉这些空间中的各色人等。像海市蜃楼一样的思想被物质化，而时间形式也由此累积起历史的各种孑遗。在一个城乡结合部、居民来源成分复杂的街区，最适宜观照浩劫中的各种精神现象，而对于民间思想的特殊兴趣，也是我构思的重心所在。
“**********”无疑是一场浩劫，就像所有的浩劫一样，是一次文明的毁灭。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文明的毁灭，自然灾害、战争、瘟疫都是它极端的形式。而我只经历过这一次，所以只能以它为想象的场景，思考人与文明的关系。本书的叙事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到一九六九年大规模的下乡结束，前后三年正是这场浩劫最混乱残酷的岁月，这一次文明毁灭的方式也因此而特色明显。在所有的毁灭中，都有三种人是最倒霉的，女人、孩子和知识分子，体质决定了他们是永远的弱势群体，需要文明的制度保护。拿破仑在一次撤退中说，让学者和驴子走在队伍的中间。这很人道，在轻蔑中还有保护的动机。而“****”中的知识分子则连这样屈辱的保护措施都没有，他们被赤裸裸地推向前沿，遭遇所有的磨难，承担所有的危机。女人则是永远的牺牲品，以身体而遭遇人性的罪恶，以母性的本能而自愿献祭。****中的孩子则几乎是自生自灭一样的存在，最体现生命的脆弱。然而，****也使民族的脊梁在毁灭的废墟中凸显出来，而且是超越阶级、阶层与性别的，使断裂的历史重新接续与延展。这也是一代人特殊的成人礼仪式，在混乱的反叛中，以自己的方式完成文化的认同，自然地成长出理性的思维。
在这部以成长为主线的小说中，所有的人都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但是死亡并不仅仅是悲剧的性质，也是解脱与升华，是消弭仇恨的精神超度，中国人所谓人死为大，是具有宗教意味的生命信仰。非正常的死亡是动荡时代的普遍现象，当生不如死的境地成为所有人的现实，死亡就是追寻幸福唯一的逃亡之路。何况民间原有关于来世的想象，对死后世界的希望是抗拒残酷现实的情感力量。特别是那些偶然逝去、生命戛然而止的孩子们，他们几乎就是我前半生不可磨灭的创伤记忆，每一个人都有原形，甚至每一种死法都有真人真事的根据。我以后设的叙事探寻他们死亡的意义，以及他们对于死亡明确或无意识的理解。但不是哀辞，是迟到的送别，也是祝祷所有新生的特殊方式。因此这不是一部悲观的死亡之书，而是一部充满希望的新生之书。
本书是以一个无事忙的男孩子的视角，观察、倾听、体验动荡时代的世界人生，因此也是一部男人之书，是我所理解的男人之书。对成人世界的好奇，是孩子们参与历史的基本动机，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男人的历史，我们所谓的文明也是父权制度的文明，男孩子和文明的关系，是每一代人都要面对的基本情景，因此就是历史不断演练循环的形式。虽然是写一时一地的生命故事，但是推想所有的时代大致如此，成长因此成为永恒的人性问题，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故采用了九章九节的结构，九九归一是中国人归纳循环的基本形式。“**********”的特殊机缘，使一代人过早地进入成人世界，时间形式的混乱则使他们有可能观看到丰富的人间戏剧。所有的人物既是演员又是看客，既有着善良的本性，又承担着人性的弱点，在一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中，被文化偏见导演着生命不可避免的悲剧。于思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但是终于练习不掉柔软，在别无选择的命运中，只能以逃避的方式寻找彼岸。认同的危机是所有人成长中最基本的心理症结，男人尤其严重，只有在与现实的心理疏离中，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之门，宿命的意味因此而超越了时代与血缘和社会关系等等具体的因素，具有精神归宿的必然。当然，这是我的自我期许，是否达到了这个目标，我心里也没底，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贯穿长达十年的写作日程。
能够写成这样一本书，应该感谢一生中所有信任我的人们，他们把自己的隐秘毫无掩饰地展露给我，使我获得丰富的素材，有了花木可以移栽嫁接，所有的人物故事便以新的面目获得想象的生命。特别是那些调皮的男孩子，他们最真实生动地呈现了男性本真生命的基本奥秘。作为最好的听众，我从来没有打过小汇报，因此而精通熟悉他们所有的“劣迹”。尤其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家人，在东北出生长大的先生，是我地方志和口语的顾问。儿子的出生激活了我封存的童年感觉，叙述和他一起成长。这部男人之书中处于背景中的所有母亲，都使我感同身受因此这部男人之书的潜在文本是一部母亲之书，是我献给所有母亲的颂歌，她们在毁灭中承受着种种的苦难，却以深厚的底色和土地一起包孕承载着文明的基础使每一次毁灭之后，重构与新生成为可能。
臧永清先生的魄力使这本放了十几年的书稿得以面世，成为一个跨世纪的叙事现象；张晶女士以她的认真仔细校看了所有的文字，在此一并致谢。
2011年尾记于和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