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路的路口是个大下坡，一个人披着块雨布，拉着一车大木箱，迎面走了过来。箱子大概挺沉的，他弯着腰弓着背，一步一打滑。哥突然叫了一声：“张十雨！”于思也看清楚了，他确实是小秋的表哥张十雨。张十雨抬起头，于思看见他满脸都是汗。他看清是哥，脸上挤出一点儿笑，龇着牙说：“快！搭一把手。于思和哥走过去，帮他把车推上了坡。张十雨伸直了腰，把车支上，捡了一块砖头，垫在车轱辘底下。他喘着粗气，从破棉袄的兜里摸出一盒烟，递给哥一根儿自己也叼上了一根儿。
“你咋干这个呢？”哥喷出一口烟问道。“不干咋整呀？吃啥？”张十雨简短地答道。“也是。”哥点了点头。“一天一块八毛六呢！除了抽烟吃饭，还能剩下点。”“你住哪？”
“车站的大工棚里。”“我们可都得下乡当农民。你咋整？”
“我本来就是农民。”张十雨吸了一口烟说，“回村还得受管制，不如在城里混着，打零工也能养活自己。”
哥不再说话，把抽剩下的半截烟扔了。“啥时候，上家来吧。”哥对张十雨说“好嘞。”张十雨答应着，又套上绳子架起了车。哥推了车一把，他就一步一滑地走起来。
哥看着他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他早先是我们班的好学生，从来考试就是前几名。”说完就回过头走起来。
下了坡就是澡堂子。撩起门帘子，于思从他的胳肢窝底下钻了进去。热乎乎臭乎乎湿乎乎的气味迎面扑来，熏得他头直晕。他捂住鼻子，等着哥买好票，一起走进更衣室。哥找到空床位，又在靠墙的一排木箱中找到号码，用钥匙打开存衣服的柜橱。于思坐在床上东看西看，周围的人有的在脱衣服，有的裹着往里走，有的躺在床上养神。……所有的人都没了形，不由乐了起来，直到听见哥招呼他，才清醒过来。
他们脱了衣服，一走进里屋，立即被一堵围墙挡住了。哥拉住于思的手，好不容易挤到水池子边上。他跳进水池子里的时候，烫得张着嘴直喘气，立即又跳了出来，瓷砖很滑，差点摔倒。他试着把一只脚先伸进水里，适应了温度之后，再把另一只脚伸进去。哥站在水莲蓬下面，正在往身上打肥皂。于思突然发现他浑身上下布满了肌肉，胸、背和胳膊腿上，都隆起一块儿一块儿的疙瘩肉。身体稍一扭动，那些疙瘩肉就滚动起来。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子，肋巴骨一根一根地露着，皮紧紧地贴在骨头上。他曲起胳膊，使足了劲儿，只挤出鸡蛋大的一小块。这让他很丧气，放下了胳膊。
回家的路上，于思问哥：“你咋有那些肌肉呢？”“干重活练出来的。”哥不动声色地说。“那我也干点重活吧！”于思说。
哥扑哧一下乐了，拍了一下于思的后脑勺。于思觉得哥还是早先那个哥，就亲热地撞了哥一下。
以后的几天，哥就又不再说话，也没有出门。他从床底下拉出书箱子，翻出一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整天躺在床上看个没完。只有卷烟的时候，才把书放下。于思只好一个人跑出去玩儿。有一天的下午，小金招呼他堆雪人，他就跑回家拿铁铲。一进门，看见“长脖子”坐在饭桌旁边，正和哥说话。他的狗皮帽子里露出一圈儿白绷带，胳膊上也缠着绷带吊在胸口。他毕恭毕敬地看着哥，一会儿点一下头，还给哥上烟。于思从来没有见“长脖子”对谁这么客气过，就跑出门冲小金他们喊了一声：“我不玩儿了！”然后回到屋里，挨着哥在床边坐了下来，听他们说话。
“我不知道你是这种人，要是早知道你是个流氓，当时我就不救你。”哥说。
“就是，就是！”“长脖子”不好意思地摸着自己的后脑勺，笑得挺腼腆，“那刘瘸子，也太狠了！我根本没提防，他们就把我堵在了胡同里。一砖头拍下来我当时就躺下了。我的名声不好，过路的人都不管。亏了你大哥仗义，不然，这回我这条小命就没了！”
“有啥劲呢打来杀去的。就算你真成了镇街王，不也就落个人人都怕你吗？哥摇晃着脑袋说。
“可不！”“长脖子”也笑了起来，“我和大哥你不一样，念过书，有文化水还好钻研个啥。我打小没爹没娘，没人管教，遇见事也没人护着，总受人欺负被欺负急了，就得打。这会儿这人，你不欺负他他就欺负你。在地面上混，没点儿威哪行呀？”
哥不说话，笑了笑，开始卷起烟来。“长脖子”赶紧掏自己的衣服兜，嘴里连声说道：“抽我的，我这有好的。”可他掏出来的，是一个空烟盒。他不好意思地笑起来，看了于思一眼，掏出一张破破烂烂的五毛钱递给他说：“小思，麻烦你跑一趟，帮我买一包大生产的烟来。剩下的钱都归你。”
于思接过钱出了家门，直奔合作社。他想起人们常说的那段顺口溜：
“省中华，市牡丹。一般干部迎春烟。牛逼小伙儿大生产。革命工人蝶花烟。”
他知道“长脖子”这二年赚了些钱，他把换来的东西再出手，卖给用得着的人，要不就卖给委托行，一转手就能赚不少。他还买了一辆旧的自行车，这儿偷着卸人家一个轮子，那儿偷着卸一个前叉，没几天就攒成一辆新的自行车。眼下他上果窖批果子，都是用自行车去驮，再也不用背筐背了。
合作社里的煤烟直呛鼻子，他打了一个喷嚏。两间门脸的屋里，生着一个大铁炉子，几个出大力的壮工，正蹲在炉子旁边烤火。二毛子愁眉苦脸地靠在货架子上，垂着眼皮直发呆。“买一包大生产烟。”于思说着把钱递过去。二毛子抬起眼皮，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于思，过了半天才接过钱说：“才多大点儿个人呀，就抽烟。”顺手拿起一盒大生产烟，扔在了柜台上。她回身，从钱匣子里找出一张一毛的票子和几个钢镚子，交到于思的手里。于思把烟揣进兜里，点了点找回来的钱是一毛八。他想了想，把毛票叠好，塞进衣服口袋里。又把八分钱的钢镚交给二毛子说：“再要一盒勤俭烟。”
“长脖子”和哥聊得正起劲儿，看见于思就收住了话头。他接过于思递给他的烟，放在桌子上。于思刚要把找回来的钱交给他，他挥了挥手说，留着买炮仗吧。“长脖子”顺势握住于思的手说：“以后，谁要是再欺负你，你就找我来，我替你揍他们！”于思觉得手被他攥得生疼，骨节都快碎了。“长脖子”撕开烟盒，弹出一根交给哥，自己也弹出一根，叼在嘴上。然后打着火，先替哥点上，再给自己点上，吧唧着嘴抽起来。
“你是条汉子！”“长脖子”冲着哥挑起了大拇指说，“敢做敢当。书念得不少，苦也吃得了。不像我，除了赚钱就是打仗，混不出啥意思来。”
“人生识字糊涂始。”哥叹了一口气说，“想想都是让那些书给害了。”“要说也是。不念书的人犯事，念书的人也犯事。说整就把你整一顿，当反革命蹲笆篱子不说，还要都赶到乡下当老屯。倒不如像我似的，趸点啥，一倒手也能赚下点儿，能顾住自己。活个松心，看见不顺眼的人就揍他一顿，多痛快！”
哥乐了，挠着头皮说：“人总得有点儿思想，要不活着跟死了有啥两样儿？”“长脖子”又咧开嘴笑了起来：“要不咋说你跟自己过不去呢！”妈披了一身雪花从外面走进来，看见“长脖子”皱了一下眉头。她放下手里的包，捅开了炉子。“长脖子”赶紧站起来，冲妈鞠了一个躬说：“于娘，回来了。”妈答应着，铲起一铲煤添进炉子里，随口问道：“真稀罕，你咋来了？！”“长脖子”傻笑着说：“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是登门道谢来了。往后您有个啥事就开口，他妈就是我妈！”妈乐了说：“平白的我又多了一个儿子。”等“长脖子”走了以后，妈瞪着哥说：“越来越长出息了，啥人都往家招。你少跟这号的流氓打连连！”
七
崔玉芬已经好几天不上学了。张铃一个人坐在那打蔫。她走到二黑的跟前，愣喝喝地问道：“崔玉芬咋的了，咋总也不来上学呢？”二黑立即凶狠地瞪起眼睛，那样子恨不得吃了张铃，“我咋知道呀？你问我，我问谁去？”街东的男生都捂着嘴笑起来。张铃用鼻子哼了一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崔玉芬有喜了。”二黑上厕所的时候，潘德诚小声对于思说。“啥叫有喜呀？”于思傻乎乎地问了一句。
“连这都不知道？！”潘德诚骂了一句。街东的男生都放肆地笑了起来，“真是蔫萝卜难擦，没想到这个黄毛丫头，不言不语的还有这两下子。”潘德诚笑着说于思不敢再问，他看见张铃的脸红了。晚上，他问妈：“有喜是啥意思？”妈正在补衣服，看了他一眼说：“有喜就是怀孩子了！”“我们班的崔玉芬怀孩子了。”他对妈说。
“别胡说！”妈瞪了他一眼说，“胡咧咧，人家还是个小闺女，咋能怀孩子呢？“我们班的同学说的。”于思分辩着。“甭管谁说的，你别跟着瞎吵吵。小心胖老崔来撕你的嘴！”于思不再吱声。第二天上学的时候，他绕道到胖老崔的铺子跟前。门上挂着厚厚的大棉门帘，窗户也挡得严严实实的，好像关张了。有一个大老爷们儿，也走到剃头铺跟前，他扒着窗户往里看了看，然后用中指敲了敲窗户，问道：“咋不开门呢？给我刮刮胡子呗。”胖老崔从棉门帘后面探出头来，恶声恶气地说了一句“关板儿了，关板儿了。你上别处刮去吧。”于思发现他瘦了好多，两个腮帮子塌了下去，眼窝周围青了一大片，睹着脸像输了钱。
第二天、第三天，于思又绕到剃头铺跟前，仍然只看见垂着的门帘和挡得严严实实的窗户。“看来是真的关张了。”他心里想。崔玉芬再也没有来上学。张铃也不再打听，好像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关于崔玉芬的议论也慢慢平息下去。每天照样背语录，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后来二黑也不来上学了，于思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有时候看见他爸领着人，贴标语挂旗子，庆祝最新指示的发表，可咋也看不见他。
整整一个冬天，街上连着出事，接长不短的就有一些穿得花里胡哨的女人天黑了以后在街上走，让人用刀子捅了屁股。蹲坑的老朱急得团团转，咋也破不了案。三九的第一天，市百货公司又被人抢了，保险柜让人用炸药给炸开了，所有的现款都丢了，还有布票。妈不让于思晚上出去，说外面太乱。
几年以后，于思随家里从乡下插队回来，上到了高中。有一年的夏天，到三马屯去支援夏收拔麦子。他远远地看见崔玉芬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黄布衫，领着一个大脑瓜壳儿的瘦小子，在地里拾麦穗。于思招呼了她一声，她直起腰擦了一把汗，呆呆地看着于思，先是一喜，嘴角刚咧了咧，立刻脸又阴沉了下来。拉起那个像蝌蚪一样的孩子，转身走了。她转身的时候，胸口的衣服底下一颤一颤地颠着。于思看着她被汗水溻湿了衣服的背影，心里犹豫起来：“许是认错人了。那天，刮着东南风，天上密布着云团，路边的大杨树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雷声从天边滚过来，眼看着大雨随着风刮了过来。雨帘越来越近，像幕布一样移动着。所有的人都顺着风跑起来，于思不再多想，踩着麦茬子跟着人们跑到了幸福桥的桥洞子里，很快就把那个拾麦穗的女人和大脑瓜壳儿的孩子忘得一干二净。崔玉芬的事，他是听”长脖子“说的。那天下午，”长脖子“又来找哥，他借了俩钱儿，找了一辆车，打算到远郊县贩狗肉，运回来卖给高丽饭馆。让哥和他一起去，回来赚了钱俩人劈。他新理的发，吹了一个大背头，油光锃亮得能滑倒苍蝇。
“你真够派的呀！”哥笑着说。“没法子！胖老崔不开张了，近处没有别人剃头，只好上街里找了一个正儿八经的理发店。连理带洗吹风刮脸，一个全活总共花了八毛呢！”“长脖子”大大咧咧地说。
“真是。”哥突然想起了啥，“胖老崔咋不开张了呢？”“病了。”
“啥病呀？”“肝炎。跑熊儿跑的，身子骨亏得厉害。”哥嘎乎乎地笑起来，“长脖子”也笑了，他看着哥说：“你笑啥？真事！这家伙真邪性，把自己的姑娘给干了。”“是吗？！”哥吃了一惊，“你咋知道呢？”“谁不知道！一条街上的人都嚷嚷开了。”“长脖子”脑袋一歪说，“他家就那么两间小屋，外屋剃头里屋睡人。他不是和他姑娘，能是和谁干那事呀？”“那也不一定，兴许是营养不良，或者吃得不干净！”哥摇了摇头说。“咋不一定？他姑娘前些日子刚刮了一个孩子。”哥瞪起了眼睛，看着“长脖子”：“兴许是别人的。”“咋是别人的呢？”“长脖子”的眼睛也瞪了起来，“要是别人的，胖老崔还不得去告呀！再说也审出来了，是老朱审出来的。街道上不给开证明，那医院能给刮吗？！”
“他老婆能不管？”“可管得了呀！”“长脖子”乐了，“他那股邪劲一上来，能把他老婆踹死。他老婆连哭都不敢大声了，稍微大声一点儿，他就揪着他老婆的头发往墙上撞。”“这也太邪乎了！”哥摇着脑袋说。“这就是你们念书的人。”“长脖子”仰起脸说，“在街上胡同里，这种事多得是。后街的老田头儿，和他儿媳妇儿长年干那事。他儿子让车撞坏了腰，长年躺在炕上不能动。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装着不知道。好歹也得有个娘们儿，给他们做饭呀！”“这不是跟动物一样吗？”
“你不是动物，还是植物呀？”“长脖子”乐得仰在床上。“我×，你这小子。”哥大笑起来。
“这有啥？”“长脖子”满不在乎地说，“我十四岁就睡了一个小媳妇儿。不是吹这些年我上过身的女人，少说也有一打。有大姑娘，也有小媳妇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