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郭沫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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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 读随园诗话札记[1](1)

袁枚(1716-1797),二百年前之文学巨子。其《随园诗话》一书曾风靡一世。余少年时尝阅读之,喜其标榜性情,不峻立门户;使人易受启发,能摆脱羁绊。尔来五十有余年矣。近见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出版(1960年5月),殊便携带。旅中作伴,随读随记。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良由代易时移,乾旋坤转,价值倒立,神奇朽化也。兹主要揭出其糟粕者而糟粕之,凡得七十有七条。条自为篇,各赋一目。虽无衔接,亦有贯串。贯串者何?今之意识。如果青胜于蓝,时代所赐。万一白倒为黑,识者正之。

郭沫若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于从化温泉

一性情与格律

袁枚于诗主性情说。所谓性情者,谓抒写胸臆,辞贵自然。这较王渔洋神韵说之不着边际、沈德潜格调说之流于空套,自然较胜一筹。然袁枚往往为偏致之论,如云:

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

——《随园诗话》(以下简称《诗话》)卷一第二则

这把格律和性情,完全等同了。人谁无性情?但并非人人都能诗。诗之有格律,犹音乐之有律吕。格律固可以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即所谓“格无一定”,然而总是有规律的。

格律是诗的语言之规律。普通语言即具有规律,何况乎诗!诗之规律可以自由化,充其极如今之散文诗,而在遣辞用字之间亦自有其格调。故格律与性情,有客观与主观之异。两者能得到辩证的统一始能成其为诗。徒有性情而无格律,徒有格律而无性情,均非所谓诗也。

性情必真,格律似严而非严,始可达到好处。

二批评与创作

《诗话》卷一第七则,论及金圣叹与孔尚任。

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众响渐已寂,虫于佛面飞。半窗关夜雨,四壁挂僧衣。”殊清绝。

金圣叹固然有可鄙薄的地方,但不是由于“好批小说”而可鄙,而是由于好以封建意识擅改所批的小说而可鄙。

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袁枚,当然不能作这样的阶级分析。他对于金圣叹的评语,等于是说:好批小说虽然可鄙,但幸而还有一首可取的绝诗。

袁枚的保守性,不是还在金圣叹以上吗?

其评孔尚任,亦用同样笔法。

孔东塘演《桃花扇》曲本,有诗集若干。佳句云:“船冲宿鹭排樯起,灯引秋蚊入帐飞。”其他首未能称是。

这虽未著鄙薄字面,而于诗与曲之间实含有轩轾之意。意思是说:虽然是演曲本的人,也有两句好诗。

又于同卷第六一则中论及洪升,笔法亦完全相同。

钱塘洪昉思(升)……人但知其《长生》曲本与《牡丹亭》并传,而不知其诗才在汤若士之上。(下引洪诗二首,从略。)

以诗与曲对举,称洪之诗而于其曲不置可否,用意亦在扬诗而抑曲。

其实曲与诗之别仅格调不同耳。诗失去性情而有词兴,词又失去性情而有曲作。诗、词、曲,皆诗也。至于曲本则为有组织之长篇叙事诗,西人谓之“剧诗”。不意标榜性情说之诗话家,乃不知此。

再进而言之,则小说亦叙事诗也,特其格律自由而已。小说之佳者,即袁枚所谓“文中之诗”(《诗话》卷二第二八则)。“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所谓“人”者乃士大夫阶层中之道学者流。此其根源在于鄙薄小说,因小说可鄙,故“好批小说”为尤可鄙。真所谓井蛙之见,袁枚亦未见其高蛙一等。金圣叹之于文艺批评,孔尚任、洪升之于曲本创作,成就均在袁枚之上。袁所称三人之诗,无人知之者,而“金批才子书”、《桃花扇》、《长生殿》,则几乎人尽知之,且可永传不朽。“不贤者识其小者”,非袁枚之谓耶?

袁枚自视甚高,因其能诗(狭义的诗),故视诗亦高于一切。《诗话》实文艺批评之一种形式,但因诗高,故话诗者亦高。小说贱,故好批小说者亦贱。至于曲本,与小说齐等,故为话诗者所不屑道。时代限人,固不宜专责袁枚,然可因此而更知金圣叹、孔尚任、洪升之可贵。

十才、学、识

《诗话》卷三第四七则:

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今案“作史三长”出《新唐书·刘子玄传》,谓“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袁枚扩而充之,改“世罕兼之”为“缺一不可”,而适用之于诗,并谓“识最为先”,良有见地。

实则才、学、识三者,非仅作史、作诗缺一不可,即作任何艺术活动、任何建设事业,均缺一不可。非不能“兼”,乃质有不一而量有不齐耳。

“识”即今言“思想性”。“识最为先”即今言“政治第一”。误用才与学者亦有其“识”,特“识”其所“识”耳。彼反对政治第一者,在彼亦为“政治第一”,乃“反动政治第一”也。彼反对阶级斗争者,在彼亦正进行其阶级斗争,彼站在反动阶级立场而进行斗争也。

“识”,在历史转折时期则起质变。故有奴隶制时代之识,有封建制时代之识等。袁枚之“识”,封建制时代之识也。即以其《诗话》而言,故在当年虽曾风靡一世,而在今日视之,则糟粕多而菁华极少。居今日而能辨别其糟粕与菁华,则正赖有今日之识。“识最为先”,毕竟一语破的。

但袁枚是无定见的人。关于作诗,才、学、识三者孰先之论,就有三种说法。《诗话》中以“识最为先”矣,此外却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db}才为尤先}/db}。造化无才不能造万物,古圣无才不能制器尚象,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序,在《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中,标题为《蒋心余藏园诗序》)

二、“作诗之道难于作史。何也?作史三长,才、学、识而已。诗则三者宜兼,而}db}尤贵以情韵将之}/db},所谓弦外之音,味外之味也。情深而韵长,不徒诗学宜然,即其人之余休后祚亦于是征焉。”(《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钱竹初诗序》)

在“三长”之外似乎还有“情韵”,但其所解“情韵”,不外是“弦外之音,味外之味”,这又是所谓神韵加格调也。这是靠学可以得来的,故袁亦明言之曰“诗学”。是则“三长”之中又以学最为先了。

《诗话》和二序都是袁枚晚年文字。三处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幸而只有“三长”,如果有五长或十长,那定会说得五光十色了。袁枚之无定见也,如此。

十三唐太宗与武则天

《诗话》卷三第七六则:

女宠虽自古为患。而“地道无成”,其过终在男子。使太宗不死,武氏何能为祸?

此见甚为庸腐。武后执掌政权五十年,扶植下层,奖掖后进,知人明敏,行事果断,使唐代文化臻至高峰,使中国声誉播于远域,凡读史有识者类能言之。他可姑置不论,即以所谓盛唐诸名臣与诸名家而言,何一非培育于武氏执政时期耶?唐玄宗李隆基是一败家子,坐享其成,而亦坐吃山崩。袁枚竟以“祸”归之于武氏,盖亦株守宋儒之偏见耳。

至于唐太宗之死,史书亦曾漏其真相,特一般不甚注意,实为可异。《资治通鉴》唐高宗总章元年有下列记载:

贞观之末,先帝服那罗迩·娑婆寐药,竟无效。大渐之际,名医不知所为。议者归罪娑婆寐,将加显戮,恐取笑戎狄而止。

观此,可知太宗之死,实系中毒。娑婆寐乃印度婆罗门,曾为太宗制“长生药”,实为一骗子。可见英明如唐太宗,也不能不有所误失。我倒想另外下一个推断:使武后早见重用,太宗何至受害?“女祸”云乎哉!

二四瓦缶不容轻视

袁枚于诗之朴素者每以瓦缶为譬而鄙屑之。如云“诗有声无韵是瓦缶也”(《诗话》卷七第三十则)。又云“色彩贵华。圣如尧舜有山龙藻火之章,淡如仙佛有琼楼玉宇之号,彼击瓦缶、披短褐者终非名家”(同卷第六九则)。

又其卷五第八三则云:“某太史自夸其诗:不巧而拙,不华而朴,不脆而涩。余笑谓曰:‘先生闻乐,喜金丝乎,喜瓦缶乎?入市,买锦绣乎,买麻枲乎?’太史不能答。”

这些说法,完全是偏见。瓦缶之为敲击乐器,于其轻重抑扬之间亦未尝“无韵”。且与金丝为配而雅韵和谐,与歌舞作伴而节奏明著。安见“击瓦缶、披短褐者”便“终非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