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郭沫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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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 谢陈代新[1]

文化是随着人类的生产力而进展的,它的地方性少,而时代性大。

拿自然科学来说、同盟国的和轴心国的没有什么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也还没有什么多大的悬异。因为是在同一时代里面差不多具有着同一面貌。

但如时代不同,即在同一国家、同一民族里面,也就有天渊的悬别。欧洲中世纪的点金术和近代的化学是怎样的不同,那几乎就像是在不同的星球上所有的现象了。

准此,我们可以决定接受文化遗产的一个主要方针,便是对于古代的东西,不怕就是本国的,应该批判的扬弃;对于现代的东西,不怕就是敌国的,应该批判的摄取。

一切进展都呈出曲线形,它有上行阶段,有下行阶段。

在上行阶段的文化活动,大抵上是以人民幸福为本位的;在下行阶段的时候便被歪曲利用而起了质变,变为了以牺牲人民幸福为本位了。

然而以人民幸福为本位的思想并未消灭,它永远是文化进展的基流,不过它有的时候是洪水期,有的时候是伏流期而已。

准此,我们在从事批判的时候,应该把对象的时代性分析清楚,而把握着它的中心思想;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

对于古代的批判应该要有一个整套的看法。尽可能据有一切的资料,还原出对象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还它个什么,是最严正的批判。“疯狗过街,人人喊打”。只要你把疯狗的姿态刻划出来,你就不喊一声打,别人自然要打它了。

歪曲了的矫正过来,粉饰着的把粉给它剥掉。但用不着矫枉过正,用不着分外涂乌。矫枉过正,分外涂乌,反授敌对者以口实,会使全部努力化为乌有,甚至生出反效果。

对于意见不同者是在说服,除别有用心的顽固派之外,只要有公平的正确的见解,人是可以说服的。说服多数的人便减少顽固派的力量。

我们应该要}db}比专家还要专家,比内行还要内行}/db},因此不可掉以轻心,随便地感情用事。不要让感情跑到了理智的前头,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一切的虚矫、武断、偷巧、模棱、诡辩、谩骂,都不是办法。研究没有到家最好不要说话。说了一句外行话,敌对者会推翻你九仞的高山。

应该分工合作,让一部分的朋友专门去研究陈古货色,大规模地、有组织地、细心地整理出一些头绪来。戳破神秘,让人们少走冤路。

我们希望有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各部门、文化各部门的专史。就是史纲也好,但要货真价实,一言九鼎,一字千钧,使专家们也要心悦诚服。

这工作是相当艰苦的,非奖励扶翼不能成功,但每每有些一知半解的人常常对这些艰苦工作者奚落嘲笑。毫无研究,胡乱发言,未免太不负责。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况所谓知其然者,未必真正知,也未必真正然。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公式主义的号筒而已。

新儒家、新墨家、新名家、新道家,凡把过去了的死尸复活到现代来的一切企图,都是时代错误。我们现代所有的东西比一切什么“家”都进步到不可以道里计了。

我们现在是清算古董的时代,不仅不迷恋古董,宁是要打破对于古董的迷恋。

我们要以公证人的态度来判决悬案,并不希望以宣教师的态度来宣讲“福音”。

为了接近那一“家”,使把那一“家”视为图腾,神圣不可侵犯,那是最不科学的态度。例如喜欢墨家,便连墨家崇拜鬼神都要替它辩解,或说出一番民主的意义出来,那未免近于嗜痂成癖了。

墨家在汉以后并没有亡,它是统归在儒里面去了。尤其是自宋以来的道学家者流,他们的极端轻视文化,菲薄文艺,是充分地含有墨子的非乐精神的。这些地方我们不要轻忽看过,过分地同情了。

要打倒孔家店,并不希望要建设墨家店。

新的东西我们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我们自应当尽量摄取,但除以人民本位为原则之外,还须以切合实际为副次的原则。

我们不是拿文化来做装饰品;而是用文化来作为策进人民幸福的工具。

高视阔步的空谈理论,和现实脱节的浮夸子,他们的毒害并不亚于别有用心的顽固派。

现代学识的中国化或民族化,是绝对的必要。要使学问和实际打成一片,不能分为两截。使现代学识在中国的实生活里生根,再从这实生活里求现代学识的茁发。

切切实实地把欧美近百年来的一些典型著作翻译过来是绝对必要的。

通史、专史、作家传记的负责介绍也同样必要。

青年实在苦于找不到书读,而出版界中不负责任的包含毒素的书籍又太多了。最近看到了一段妙文,我不妨把它转录在下边:

莎士比亚不仅是英国最大的诗人,也是世界最杰出的天才。但我们知道,天才不是由天生成,而是由不断的努力磨炼而成的。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成为杰出的天才,实由他刻苦精励、努力学习所致。他遍读古今世界有名的诗篇,尤嗜拜伦、海涅、歌德、普希金诸浪漫诗人之诗,然时代影响亦为培育莎士比亚之主要条件,设非维多利亚女王之爱好文学,对他优渥有加,养成重文风气,则莎士比亚决不能跻于若是之高之地位,又倘非马克思之《资本论》对莎氏提供现代资本主义之种种知识,则《威尼斯商人》、《马克柏司》、《哈姆来特》、《第十二夜》中所描写之现代资本主义之罪恶,决不致如彼其深刻动人。……(见胡雪著《帮闲文学》第21页所引,原书未揭出作者姓名。)

这样一片不负责任的胡诌,不是可以惊愕的吗?诸人名,拜伦、海涅、歌德、普希金、维多利亚女王、马克思,均后于莎士比亚,莎氏作品中也并未描写现代资本主义之罪恶。但他却是畅所欲言的说得像煞有介事,年青人读了有几位会知道它是胡诌?又谁能保证这样的胡诌不会流传呢?

这也不过是矫伪的一例而已。世间上存心歪曲历史、存心歪曲别人的思想和著作的所谓著作正是汗牛充栋,不把原有的本来面貌忠实地介绍些出来,实在是辨不胜辨。

翻译是极端艰苦的工作,不仅需要有玄奘和马丁路德的那种虔敬精神,而且需要有社会上的充分的物质保障。有良心的出版家在目前也是绝对地需要的。

1944年5月19日

注释

[1]原载1944年9月《群众》第9卷第18期。1947年12月收入上海大学出版公司《沸羹集》。1961年10月编入《沫若文集》第13卷。现据《沫若文集》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