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郭沫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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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民族形式”商兑[1](1)

“民族形式”的提起,断然是由苏联方面得到的示唆。苏联有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2]的号召。但苏联的“民族形式”是说参加苏联共和国的各个民族对于同一的内容可以自由发挥,发挥为多样的形式,目的是以内容的普遍性扬弃民族的特殊性。在中国所被提起的“民族形式”,意思却有些不同,在这儿我相信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语,目的是要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便很警策地道破了这个主题。又所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4],更不啻为“民族形式”加了很详细的注脚。这儿充分地包含有对于一切工作者的能动精神的鼓励,无论是思想、学术、文艺、或其它,在中国目前固须充分吸收外来的营养,但必须经过自己的良好的消化,使它化为自己的血、肉、生命,而从新创造出一种新的事物来,就如吃了桑柘的蚕所吐出的丝,虽然同是纤维,而是经过一道创化过程的。

中国因为在封建经济中过于长期的停滞,一切事物都非常落后,百年来已陷入于半殖民地的境遇。为要由这境遇中解放,百年来我们的民族也不断的在振作,不断的在吸收外来的事物以补救自己的落后。这在以往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就在今后是尤必须策进的事实。凡是世界上适合自己的最进步的东西,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我们都须得尽量的摄取,譬如我们在经济上便必须促进重工业的建设,在政治上便必须促进新民主主义的实现,我们是不能专靠外来生产品的输入,或仅挂上一个民国的招牌便可以满足的。假如由于我们民族的努力,我们的重工业建设成功了,民主主义实现了,同是根据于科学的原理原则所产生的成品不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但经过我们本民族自己的创造,便自然的赋予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也就是所谓“民族形式”。我们中国能够自己创造出来的进步的事物,难道还不是“新鲜活泼的”,难道还不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

譬如就是香槟酒也吧,威士忌也吧,只要不是纯粹的洋货,只要是酿造自中国人,和中国的材料,而且使“中国老百姓”都有领略的机会,我不相信他们就不会“喜”,不会“乐”。

又譬如我们目前所必须的飞机和坦克车之类,这可说纯全是外国形式,“中国老百姓”“闻”之,“见”之,已就不胜其“喜”,不胜其“乐”了,假如这些精锐的武器更经过了一道“中国化”,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多量的把它们制造出来,其为“喜”,其为“乐”,难道会不致增加万倍?

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而且也不限于文艺,但一落到文艺上来,便立地复杂化了。“喜闻乐见”被解释为“习闻常见”,于是中国的文艺便须得由通俗文艺再出发,民间形式便成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5]。这个见解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如以“中国老百姓所习闻常见”为标准,那吗一切形式都应该回复到鸦片战争以前。小脚应该恢复,豚尾也应该恢复,就连鸦片烟和吸烟的各种形式都早已成为“中国老百姓所习闻常见”,而且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所独有的“民族形式”,也有其合理的存在,那中国岂不糟糕!这本是浅而易见的道理,何独于文艺而发生例外?

中国新文艺,无可讳言的是受了外来的影响,这犹如重要的生产方式,经济机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是受了外来的影响一样。工厂、公司、轮船、铁道、汽车、公路、电信、电话、电灯、电梯、自来水、自来火、学校、政党、声光化电,朵列米伐,上至大总统、主席、委员长、中华民国,那一样是“中国老百姓所习闻常见”的?如这一切都要重新来过一遍,以某种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为“中心源泉”,任何人听了都会震骇,何独于文艺而发生例外?

中国新文艺,事实上也可以说是中国旧有的两种形式——民间形式与士大夫形式——的综合统一,从民间形式取其通俗性,从士大夫形式取其艺术性,而益之以外来的因素,又成为旧有形式与外来形式的综合统一。而且凡中国近百年来的新的事物,比较上“中国化”了的,还当推数文艺这一部门。其它多半还是直接使用舶来品,竟连《中国社会史》之类都还在使用东洋货,就拿自然科学来讲吧,高级一点的学校都还在使用外国教本,且以使用外国教本为荣,各项部门的术语学名都还没有译定,或者也竟直使用东洋货。和这些比较起来,文艺究竟不能不说是较胜一筹的。尤其是关于作品方面,“中国化”的工夫,进行得更深、更广,更相当彻底,把来和文艺理论的批评文字一比较便可明了了。“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教条主义”等等的非难,毋宁是属于批评文字方面的多。就拿这一次的“民族形式”的议论文章来说吧,有好些朋友的笔调,便应该还要尽力民族化一点才好。用“洋八股”的调头来斥责文艺作品的“欧化”,那是有点近于滑稽的。

应该还要记起,中山装在衣裳文化上已经是崭新的一种“民族形式”了,但它的中心源泉何尝出自蓝袍马褂?

凡事有经有权,我们不好杂糅起来,使自己的思想混乱。譬如我们要建军,经常的大道自然是要整备我们的陆海空的立体国防,在陆上,尤其要多多建立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但这是有种种物质条件限制着的。这样的理想一时不易达到。尤其在目前我们在和强敌作殊死战,争国族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能说要等待理想的国防军建好了,然后才能抗敌。我们在这时就必须通权达变,凡是可以杀敌的武器,无论是旧式的蛇矛,牛角叉,青龙偃月刀,乃至是镰刀,菜刀,剪刀,都可使用。前年台儿庄之役,菜刀剪刀是发挥过相当的威力的。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牙齿,手爪,拳头,脚头,都是必要的武器。以量来讲,这些原始的,旧式的武器,在目前比我们精锐的武器更多,但我们不能够说将来的新武器形式是以这些旧武器形式为中心源泉。

一切生产事业我们在理想上是需要机械化、电力化的。但在目前这样的理想还不能达到,而且沿江沿海的民族工业,有的被敌人摧毁了,有的迁到大后方来还未布置就绪,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是只好尽力奖励手工业的。只要多少能够供给国民的需要,任何原始的作业都可以搬出来。例如在抗战前差不多绝迹了的手摇纺线机,自抗战以来在四处复活了。这也就是权。这种一时的现象,在抗战胜利以后,是注定仍归消灭的。我们当然不能说,将来的新纺织工业形式会从这手摇纺织机再出发。

文艺又何尝不是这样。中国的新文艺,因为历史尚短,又因为中国的教育根本不普及,更加以国家的文艺政策有时还对于新文艺发挥掣动机的力量,一时未能尽夺旧文艺之席而代之,以贡献其应有的教育机能。这是事实。在目前我们要动员大众,教育大众,为方便计,我们当然是任何旧有的形式都可以利用之。不仅民间形式当利用,就是非民间的士大夫形式也当利用。用鼓词、弹词、民歌、章回体小说来写抗日的内容固好,用五言、七言、长短句、四六体来写抗日的内容,亦未尝不可。例如张一麐老先生的许多关于抗战的绝诗,卢骥野先生的《中兴鼓吹集》里面的好些抗战词,我们读了同样的发生钦佩而受鼓舞。但为鼓舞大多数人起见,我们不得不把更多的使用价值,放在民间形式上面。这也是一时的权变,并不是把新文艺的历史和价值完全抹煞了,也并不是认定民族形式应由民间形式再出发,而以之为中心源泉——这是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

万类是进化的,历史是不重复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形式,凡是过去时代的形式即使是永不磨灭的典型也无法再兴。因为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一切条件是消灭了。例如古代希腊的雕刻是典型的美,但断不能复活于现代希腊,亦不能复活于受希腊文明陶冶的欧美各国。就是古代罗马曾经极尽模仿的能事,也没有把希腊雕刻复活转来。文艺复兴中的诸豪,无法再现于意大利,英国不能再生莎士比亚,西班牙不能再生塞万提斯,德国不能再生歌德,法国不能再生巴尔扎克,且如戈果里、托尔斯泰、契诃夫也无法再生于苏联。同样,任我们怎样的祈愿,我们是不能够再得到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也不能够再得到施耐庵、罗贯中、吴敬梓、曹雪芹。这是无可如何的,他们之不能复返,也就如殷周青铜器时代的无名巨匠,铸造出了那些典重、傀奇、古勃的青铜器的,之不能复返。

说到中国的古铜器,尤其是殷末周初的器物,那与希腊的雕刻比较,在别种意义和形式上,形成着一种世界的典型美。但中国文艺的民间形式,无论怎样过高的评价,实在并没有达到世界典型的这个阶段,而且追溯起那源泉来,我相信有好多朋友定会惊讶,那也并不纯粹是中国式的。

前些年辰在燉煌所存的唐代文书中发现了一大批“变文”出来。那是后来的民间形式的各种文艺的母胎,是一种韵散兼行的文体。内容大部分是关于佛教故事的,如维摩诘经变文,阿弥陀经变文,八道成相变文,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但也有小部分是关于民族故事的,如大舜至孝变文,伍子胥变文等。这种文体在唐代以前是没有的,分明是受了印度的影响,例如马鸣的《本生鬘论》便是韵散兼行的文体,中国是照样把它翻译过来了的。有文笔的佛教徒们,起初一定是利用了这种文体来演变难解的佛经,使它通俗化,大众化,多多与民众接近,以广宣传。后来由这宣教用的目的转化为娱乐用的目的,故内容由佛教故事扩展到了民族故事。唐以后的民间形式的文艺便从这儿开辟出了一条门径,由这儿变为宋代的“说经”、“说史”、“平话”;变为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鼓词及章回体小说。“诸宫调”也是从这儿演变,更演变为元明的杂剧及以后的皮簧等等戏剧形式。

这段通俗文艺的演变史,我想凡是研究通俗文艺的人是应该知道的吧。这段史实可以导引出种种意见。(一)民间形式的中心源泉事实上是外来形式。(二)外来形式经过充分的中国化是可以成为民族形式乃至民间形式的。(三)民间形式本身有它的发展。这些意见,从别的艺术部门方面也可以得到有力的支持。如绘画、雕塑。建筑等造形美术,我们同样是深刻地受了印度的影响。与西乐为对的所谓国乐,其乐理、乐调、乐器、强半都是外来的,而且自南北朝以来,这些外来成分在国乐中实占领导地位。这些艺术部门,元明以后便衰颓了下来,现在要拿来和西方的技巧比较,公平的说,实在是有逊色。例如中国音乐仅有声调(melodg)而无和音(harmong),怎么也不能不说是落后。好在文学部门的退潮尚没有如此的迅速,章回体我们可以认为是平话小说的最高发展形式,皮簧剧在戏剧构成上也占着超越的地位,但把这些来与近代的小说和近代的话剧比较,那怎么也不能不说是相形见绌的。

与其雄辩,不如详审事实。中国的新音乐,如公私所用的军乐队,抗战歌曲的基本原素,不都是取材于西乐吗?公私的重要建筑,不是都脱离了旧式而采取西式吗?由于建筑的改革,图画必然的要受到限制,那种写意的文人画式只能认为游戏笔墨,国画的前途是有限的。请看抗战以来的宣传画吧,不是仍以洋画为其主流吗?雕塑是“旧谷即没,新谷未登””的时代,但我们如要塑先烈铜象乃至铸汪逆铁象,都不得不请求西式的雕刻家,断不会去找塑菩萨的泥水匠了。新兴文艺要离开民间形式,而接近最新阶段的西式,同一是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不是一人的好恶或主张所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