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郭沫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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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 革命与文学[1](1)

我们现代是革命的时代,我们是从事于文学的人。我们所从事的文学对于时代有何种关系,时代对于我们有何种要求,我们对于时代当取何种的态度,这些问题是我想在这儿讨论的。

我们先来讨论革命与文学的关系。

革命与文学一并列起来,我们立地可以联想到的,便是有两种极端反对的主张。

有一派人说:革命和文学是冰炭不相容的,这两个东西根本不能并立。主张这个意思的人更可以分为两小派:一派是所谓文学家,一派是所谓革命家。

所谓文学家,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所谓文学家,他们是居住在别外一种天地的别外的一种人种。他们的生涯是风花雪月,他们对于世事是从不过问的。世事临到清平的时候,他们或许还可以讴歌一下太平,但一临到变革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便感受着一种威胁。他们对于革命,比较冷静的,他们可以取一种超然的态度,不然便要极力加以诅咒。这种实例无论是旧式的文人或者新式的文人,我们随处都可以看见,在他们看来,文学和革命总是不两立的。

的确也会是不两立的。文学家对于革命极力在想超越,在想诅咒,而革命家对于文学家也极力在想轻视,在想否认。我们时常听着实际从事于革命的人说:文学!文学这样东西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究有甚么?她只是姑娘小姐们的消闲品,只是堕落青年在讲堂上懒爱听讲的时候所偷食的禁果罢了。从事于文学的人根本是狗钱不值的。

文学家极力在诅咒革命,革命家也极力在诅咒文学,这两种人的立脚点虽然不同,然而在他们的眼光里,文学和革命总是不能两立的。

文学和革命根本上不能两立,这是一种极普遍的主张,事实上是如此,而且理论上也的确是如此。然而和这种主张极端反对的,是说文学和革命是完全一致!

文学是革命的前驱——在革命的时代必然有一个文学上的黄金时代——这样的主张我们也是时常听见的。

我们且先从历史上来求它的证据罢。譬如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之前产生了不少的文学家,如像佛尔特尔,如像卢梭,他们都是划时代的人物,而且法国革命许多批评家和历史家都是说由他们唤起来的。又譬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也是一样。在俄国革命未成功之前,俄国正不知道产生了多少文豪,这其中反革命的当然不能说是没有,然而勇敢地作为革命的前驱,不亚于法国佛尔特尔和卢梭的也正指不胜屈。

回头再说到我们中国罢。譬如周代的变风变雅和屈子的离骚,都是在革命时期中所产生出的千古不磨的文学。而每当朝代换易,一些忠臣烈士所披沥的血泪文章,至今犹传诵于世的,我们也可以说指不胜屈的了。

是这样看来,文学和革命也并不是不能两立,而且是互为因果,有完全一致的可能。主张这种见解的人,自然不能说是全无根据。

那么我们对于这两种不同的主张,怎么才可以解释呢?

同是一个问题而发生两种不同的主张,而且这两种主张都是证据确凿,都是很合理的。我们要怎样才可以解释呢?

这个问题好像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只要把革命的因子和文学的性质略略讨论一下,便不难迎刃而解了。

革命本来不是固定的东西,每个时代的革命各有每个时代的精神,不过革命的形式总是固定了的。每个时代的革命一定是每个时代的被压迫阶级对于压迫阶级的彻底反抗。阶级的成分虽然不同,反抗的目的虽然不同,然而其所表现的形式是永远相同的。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每逢革命的时期,在一个社会里面,至少是有两个阶级的对立。有两个阶级对立在这儿,一个要维持它素来的势力,一个要推翻它。在这样的时候,一个阶级当然有一个阶级的代言人,看你是站在那一个阶级说话。你假如是站在压迫阶级的,你当然会反对革命;你假如是站在被压迫阶级的,你当然会赞成革命。你是反对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反革命的文学,是替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当然和革命不两立,当然也要被革命家轻视和否认的。你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自然会成为革命的前驱,自然会在革命时期中产生出一个黄金时代了。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知道文学的这个公名中包含着两个范畴:一个是革命的文学,一个是反革命的文学。

我们得出了文学的两个范畴,所有一切概念上的纠纷,都可以无形消灭,而我们对于文学的态度也可以决定了,文学是不应该笼统的反对,也不应该笼统的赞美的。这儿我们应该要分别清楚,我们无论是创作文学的人或者研究文学的人,我们是应该把自己的脚跟认定。每个时代的每种文学都有她的赞美人和她的反对人,但是我们现在暂且作为第三者而加以察观的批判的时候,究竟哪一种文学真是应该受人赞美?哪一种文学真是应该受人反对呢?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先有探求社会构成的基调和社会发展的形式之必要。

文学是社会上的一种产物,她的生存不能违背社会的基本而生存,她的发展也不能违背社会的进化而发展,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句,凡是合乎社会的基本的文学方能有存在的价值,而合乎社会进化的文学方能为治的文学,进步的文学。

社会构成的基调究竟是在甚么呢?我敢相信,我们人类社会的构造是在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假使最大的幸福是被少数人垄断了的时候,社会生活是无从产生,而已成的社会也会归于瓦解。在这已成的社会中,最大多数的不幸的人一定要起而推翻这少数的垄断者,而别求一合乎这个构成原理的新的社会,这就是该个社会中的革命现象。

但是社会中的革命现象,自从私有财产制度产生以后是永远没有止息的,社会中的财富渐次垄断于少数人的手中,所以每次革命都要力求其平,而使大多数人得到平等的机会。所以社会进展的形式是辩证式(dialecties)的。就是甲的制度失掉了统制社会的权威,必然有乙的一种非甲的制度出而代替,待到时代既久非甲的乙渐次与甲调和而生出丙来,又渐次失掉了统制社会的权威,又必然有非丙的丁出而代替。如此永远代替,永远进展起去,其根基都在求大多数人的幸福的生活。所以在社会的进展上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就是凡是新的总就是好的,凡是革命的总就是合乎人类的要求,合乎社会构成的基调的。

据这样看来,我们可以说凡是革命的文学就是应该多赞美的文学,而凡是反革命的文学便是应该受反对的文学。应该受反对的文学我们可以根本否认她的生存,我们也可以简切了当地说她不是文学。大凡一个社会在停滞着的时候,那时候所产生出来的文学都是反革命的,而且同时是全无价值的。我们中国的八股,试帖诗,滥四六调的文章之所以全无价值,也就是这个原故了。

那么我们可以归纳出一句话来:就是文学是永远革命的,真正的文学是只有革命文学的一种。所以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驱,而革命的时期中总会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

所以我在讨论文学和革命的关系的时候,我始终承认文学和革命是一致的,并不是对立的。

文学和革命是一致的,并不是对立的。

何以故?

以文学是革命的前驱,而革命的时期中永会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故。

那么文学何以能为革命的前驱,而革命的时期中何以会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呢?这儿是我们应该讨论的第二步的问题。

大凡的人以为文学是天才的作品,所以能够转移社会。这样的话太神秘了,我是不敢附和的。天才究竟是甚么,我们实在不易捉摩。我看我们在这儿不要在题外生枝了,我们让别人拿去作恭维的话柄,我们让别人拿去作骂人的工具罢。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当求一种比较不神秘的合乎科学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