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郭沫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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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驳《说儒》(3)

七殷末的东南经略

再说“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这也有点不尽合乎史实。其实就拿殷代最后的一个亡国之君帝辛来说吧。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得来万恶无道,俨然人间世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太公道的。人是太爱受人催眠,太爱受人宣传了,我们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但就在周人里面多少也还有些讲公道话的人。例如《荀子》的《非相篇》虽然同样在骂他,但如说“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这岂是寻常的材料?又再把《左传》中批评他的话来看吧。

纣克东夷而殒其身。(昭十一年叔向语)

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宣十二年栾武子语)

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宣十五年伯宗语)

在这儿正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欧洲的拿破仑第一。他自己失败了而****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但这些英雄崇拜的感慨话,我们倒可以不必提。我们可以用纯正的历史家的观点来说句“持平”的话: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的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虚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卜辞里面有很多征尸方和盂方的纪录,所经历的地方有齐有雇(即《商颂》“韦、顾既伐”之顾,今山东范县东南五十里有顾城),是在山东方面;有灊(今安徽霍山县东北三十里城)有攸(鸣条之条省文),是在淮河流域。我现在且举几条卜辞在下边以示例:

一甲午王卜贞:×余酒朕。酉,余步从侯喜正(征)尸方。止下示,余受又又(有佑),不哉咼。告于大邑商,亡它在。王乩曰吉。在九月遘上甲。隹王十祀。(《卜辞通纂》第五九二片)

(这是我由两个断片所复合的,一半见《殷虚书契》前编四卷十八页一片,另一片见同书三卷二十七页六片。字虽不尽识,文虽不尽懂,但在某王的十年九月有征尸方的事,是很明瞭的。)

二癸已卜黄贞:王旬亡。在十月又二。正尸方,在灊。

癸卯卜黄贞:王旬亡。在正月,王来正尸方。于攸侯喜鄙。派。

(此明义士牧师J.M.Menzies藏片,据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所引,原拓未见。)

三癸已卜贞:王旬亡尤,在二月。在齐次。隹王来正尸方。(《前编》二卷十五页三片)

四癸亥卜黄贞:王旬之尤,在九月。正尸方。在雇。(《前编》二卷六页六片)

五……在二月,隹王十祀;肜日,王来正盂方伯(炎)。(《兽头刻辞》、《卜辞通纂》五七七片)

六丁卯王卜贞:今巫九咎。余其从多田(甸)于(与)多伯,正盂方伯炎。衣。翌日步,亡左,自上下示,余受又又(有佑),不哉咼。告于兹大邑商,亡它在尤。王乩曰弘吉。在十月,遘大丁翌。(前中央研究院藏片)

七庚寅王卜在灊次贞:伐林方,亡灾。

壬辰王卜在灊贞:其至于祖乙次,往来亡灾。

甲午王卜在灊次贞:今日步入酋,亡灾,十月二,隹十祀,肜〔日〕。(《库方甲骨》第一六七二片)

以上七例算是最重要的,由其年月日辰,人名地名等以为线索,可以知道是同时的纪录。问题是那“王十祀”的“王”究竟是谁?关于卜辞的研究近来大有进境,差不多已经办到能断定每一片的约略的时代了。这位“王”,在我认为是帝乙,而在董作宾和吴其昌两人则定为帝辛,主要的根据便是旧文献中帝辛有克东夷的记载,与这相当。但是帝辛时代的殷都是朝歌,是帝乙末年所迁移的。在安阳的小屯,不得有帝辛的卜辞。现在卜辞数万片中无祭帝乙之例,又其他直系先妣均见,独武乙之配妣戊(见《戊辰彝》)及文丁之配(在帝辛则为妣)不见,均其坚决的消极证据。实则帝乙经营东南之事于旧史亦未见得全无踪影。《后汉书·东夷传》云:

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这儿所说的“或服或畔”,便表明殷代自仲丁而后随时都在和东夷发生关系,“畔”了如不去征讨,敌人那里会“服”?可见征东夷一事在殷末是循环的战争,不能专属于帝辛一人。大抵帝乙十年曾用兵一次,有所征服。在其二十年还有一段长期南征的事迹,在这儿暂且不提。不过到了帝辛时东夷又叛变了,又作了一次或不仅一次的征讨罢了。《左传》昭四年,楚国的椒举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在这“为黎之蒐”以前的东夷之服,岂不是帝乙远征之所致吗?帝乙所征的盂方自然是于夷,所征的林方大约就是蓝夷。古音林蓝都是读Lam的。所谓尸方,大约是包括东夷全体。古音尸与夷相通,周代金文称夷也用尸字。看这情形,尸当是本字,夷是后人改用的。称异民族为“尸”者,犹今人之称“鬼子”也。

帝辛的经营东南,他的规模似乎是很宏大的。你看古本《泰誓》说:“纣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余有司(旧作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见《左》昭二十四年),这亿兆的“夷人”必然是征服东夷之后所得到的俘虏。俘虏有亿兆之多,可见殷的兵士损耗的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不幸周人在背后乘机起来,牧野一战便弄到“前徒倒戈”。那并不是殷人出了汉奸,而是俘虏兵掉头了。

然而帝辛尽管是失败了,他的功绩是可以抹煞的吗?帝乙、帝辛父子两代在尽力经营东南的时候,周人图谋不轨打起了别人的后路来,殷人是失败了,但他把在中原所培植起来的文化让周人在某种的控制之下继承下去,而自己却又把本文化带到了东南。殷人被周人压迫,退路是向着帝乙、帝辛两代所经略出来的东南走。在今江苏西北部的宋国,长江流域的徐楚,都是殷的遗民或其同盟民族所垦辟出的殖民地,而其****即在殷末的东南经营。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得以早被文化,我们是应该纪念殷纣王的。

知道得这一层,我们可以揣想:在殷人的心目中一定不会把殷纣王看得来和周人所看的那样。他们就要称他为“武王”,要纪念他,其实都是说得过去的了。

《玄鸟》篇的预言说既已拉倒,《左传》昭七年的那个预言也只是那么一套。那不过是七十子后学要替孔子争门面所干的一个小小的宣传而已。至于孟子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他由历史上所见到的一个约略的周期,所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也并不是前人有此预言而在孔子身上生出了应验。并且就算是个千真万确的预言吧,那样毫无科学根据的一种祈向,究竟有什么学问上的意义而值得提起呢?

八论儒的发生与孔子的地位

中国文化导源于殷人,殷灭于周,其在中国北部的遗民在周人统制之下化为了奴隶。在春秋时代奴隶制逐渐动摇了起来,接着便有一个灿烂的文化期开花,而儒开其先。这是正确的史实。这种见解我在十年前早就提倡着,而且不断地在证明着。《说儒》的出发点本就在这儿,虽然胡适对于我未有片言只字的提及。但是从这儿机械式的抽绎出这样一个观念:儒是殷民族的奴性的宗教,得到孔子这位大圣人才把它“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更从而牵强附会地去找寻些莫须有的根据;这却不敢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这种的研究态度正是所谓“公式主义”,所谓“观念论”的典型,主张实用主义的胡适,在这儿透露了他的本质。

儒诚然有广义与狭义的两种,秦、汉以后称术士为儒,但那是儒名的滥用,并不是古之术士素有儒称。今人中的稍稍陈腐者流更有用“西儒”“东儒”一类的名词的了。秦以前术士称儒的证据是没有的,孔子所说的“君子儒”与“小人儒”并无根据足以证明其为术士与非术士。下层民庶间伊古以来当有巫医,然巫医自巫医,古并不称为儒。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是春秋时代的历史的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