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当时很紧张，”谢尔盖·赫鲁晓夫后来写道：“他特别担心自己会出丑。”如果英国想故意刁难他的代表团该如何应对？如果苏联外交部对他的行程准备不周该怎么办？“担心会出差错，”赫鲁晓夫于是派遣马林科夫去伦敦打探情况。当得知马林科夫得到了尊重后，他才放下心来。要是赫鲁晓夫能乘坐新的四引擎图-104客机就好了。这是“世界上第一批喷气式客机之一，”他得意地说：“我们想让东道主知道这一点。”马林科夫被允许乘坐图-104进行首次飞行，但这架飞机的设计师却没有信心搭载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于是他们就登上了一艘先进的战斗巡洋舰前往英国，在途中度过了赫鲁晓夫62岁生日。赫鲁晓夫的确安排了这架新飞机为他在伦敦时递送邮件，他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当这架飞机在降落前飞过英国皇宫，英国女王看到了它在天上的英姿”。当英国女王对苏联客人提起这架飞机时，“我们对她表示了感谢，并同意说这是一架优秀的飞机——很现代化，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飞机”。[27]
赫鲁晓夫还有其他的担心。为了确保布尔加宁不说错话，他审查了他的发言稿，然后打印成小纸条，装在总理的夹克口袋里。为什么苏联代表团下榻在伦敦最豪华的克拉里奇饭店，而不是按照苏联的习惯下榻到为他们特别准备的别墅里？这是不是一种怠慢？当女王接见他们时，赫鲁晓夫拒绝按照常规穿上燕尾服，不过在最后时刻，他还是同意穿上订制的黑色礼服。英国反情报官员彼得·怀特说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在赫鲁晓夫下榻的克拉里奇饭店房间里安装了窃听装置，但并没有听到什么国家安全机密——只是“他和男仆之间单调冗长的关于他的服装的谈话。他是个特别无聊的人，能一次站在镜子面前端详自己好几个小时，仔细打量他的头发该如何梳理”。
赫鲁晓夫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他的家里人发誓说他是不会关注自己的外表的。不过，如果有什么使他想显得光彩照人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他与举止优雅的艾登和他的随从们在一起时。赫鲁晓夫再三向他的英国东道主说自己是个“很随意的人”，但是他“明确说过他很想给东道主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努力克制自己，在关于专业知识的问题上，他让代表团成员根据他们的专长来发言。然而，每当涉及基本政策问题时，他就会把布尔加宁甩到一旁，布尔加宁是正式的代表团团长。代表团回国后，莫洛托夫指责赫鲁晓夫“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会装出假惺惺的样子。布尔加宁知道自己的弱点，有些问题他是回答不了的。他就没有涉及过这方面的工作。”英国的观察人士注意到“赫鲁晓夫经常取笑布尔加宁，但布尔加宁却从不取笑赫鲁晓夫”。
根据英国官员的说法，赫鲁晓夫“清晰有效地”阐明了他的观点，他对所谈的问题很了解，发言“没有笔记，也没有草稿”，能将复杂的问题归纳成“简单的纲要”。甚至在他发表明白生硬的讲话时，那种“朴实自信的幽默感也常常能打动人心”。在苏联外交人员和翻译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看来，“他表现得简直就像位绅士”。不过，并不是特别像。在阿尔伯特王子的纪念碑前，赫鲁晓夫的英语导游说维多利亚女王的配偶并没有履行什么国家责任，只是作为女王的丈夫。“那他白天都做些什么？”赫鲁晓夫恶作剧地问道。
艾登夫人也许不会想到，天亮前敲她卧室房间门（当时艾登邀请他的苏联客人到他的乡间别墅里过夜）的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找布尔加宁总理（“我和布尔加宁对此事都感到很好笑，”赫鲁晓夫回忆说：“但我们决定还是不要向主人提及此事”），但是她禁不住会想到赫鲁晓夫在席间的巧妙应答就是想让英国人知道，苏联的导弹“能很轻易地打到你们这个岛国，而且还可以打得更远”，对此，赫鲁晓夫后来承认“有点粗鲁”。伊丽莎白女王没有理会赫鲁晓夫的这种自夸，她给苏联客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色衣服”，赫鲁晓夫记得。她看上去“就像你会在温暖的周日下午的高尔基大街上碰到的那种年轻女子一样”。她“很谦逊，完全没有那种傲慢的神情”。她也许是英国人的女王，“但在我们眼里，她首先是她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
尽管想表现得最好，但赫鲁晓夫还是有控制不住、生气发怒的时候。在遭到旁观者的嘘声后，他要求海特解释这到底是为什么。海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承认这表示人们的不满。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赫鲁晓夫坐在车里，嘴里老是发出“嘘嘘”声。与工党领袖休伊·盖茨克尔的午餐聚会进行得相当顺利，尽管盖茨克尔思想老是走神，认为赫鲁晓夫看起来就像“一头很讨人喜欢的猪一样”。但是另一次宴会就没有如此顺利了，因为心直口快的工党党员乔治·布朗开了一些玩笑，意指与其父亲一道访问的谢尔盖·赫鲁晓夫不敢违背他老子的意思。盖茨克尔回忆说，也许是因为这有损赫鲁晓夫自己所认为的慈父形象，做一位慈父是赫鲁晓夫弥补自己作为叛逆儿子的一种方式，于是他“十分激动、粗暴地”开始发表长篇大论。R.H.S.克劳斯曼补充说，“我从来不会忘记”赫鲁晓夫“那种再明显不过的表示了，就是我们应该与俄罗斯人一条心，否则，他们可以将我们像碾臭虫一样从地球上消灭”。
不仅是布朗，贝文也打断过赫鲁晓夫的谈话，一次他询问那些被共产主义者清算过的社会主义同胞的命运。“如果你想帮助工人阶级的敌人，”赫鲁晓夫大声嚷道：“你得找到另外一个代理人。”当布朗举起酒杯，希望他们以后能以朋友相见时，赫鲁晓夫咆哮说，“不要和我干杯”，说着大踏步走出了房间。第二天，他拒绝与布朗握手，这一举动使得贝文大声嘟哝道：“他简直让人难以忍受。他现在翅膀硬了。”不过，翻译并没有让赫鲁晓夫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与对立的左翼团体的这种对抗并不少见，不过赫鲁晓夫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长时间的影响。“我三十年来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他对布朗喊道。如果他觉得受到了布朗“粗鲁行为”的冒犯，那部分也是因为这与他本人有些相像。至于艾登，他自然很喜欢出现这样的情况。“赫鲁晓夫先生的性情与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容忍对他的冒犯，”他颇为深刻地说道：“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保护者的特性所决定的。”
艾登发现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很会对任何问题的讨论结果持乐观态度”，并认为他们的表现“充分体现了苏联的尊严”。在与艾登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一直都很有礼貌（甚至在双方就中东问题发生争执时，赫鲁晓夫想插手英国人的势力禁区，而艾登则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不过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自谦的成分：当苏联代表团在唐宁街的谈判桌前就座时，赫鲁晓夫说：“看看我们是多么的训练有素，我们就像进入马厩的马匹一样鱼贯而入。”
虽然“布-赫”之行（这是英国小报对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此次访问的称谓）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却让赫鲁晓夫进一步发展并保持了他在外交上的咄咄逼人气势。至少在公开场合，赫鲁晓夫谴责西方国家应该为东欧国家的动荡负责。在波兰麻烦的背后“有在杜勒斯唆使下的美国的身影”，他1956年7月告诉米库诺维奇说。“他断言，”米库诺维奇10月25日说：“西方正在试图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他们已经在匈牙利开始了，他们还会一个接一个地粉碎欧洲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东欧社会动荡的确使华盛顿燃起了希望。苏联于10月31日宣布从匈牙利撤军，这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好像是“新的一天的曙光”。如果真能实现，那将是“我们这一代人在通向国家间的公正、信任与理解的道路上向前迈出的最大一步”。美国“解放”波兰与匈牙利的努力中就包括“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广播内容的主题是鼓励发动起义。然而，没有一个东欧国家达成了赫鲁晓夫所说的那种完全的颠覆。在匈牙利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曾不止一次地考虑对叛乱分子提供直接的援助，只是担心这会将一场地区危机转化为全球战争。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认为，帮助匈牙利人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神经紧张的俄国人确信，美国不会介入。
谴责西方国家，而不是莫斯科自身的错误，这有很多好处，其中就包括挫败“帝国主义阴谋”的满足感。赫鲁晓夫告诉米库诺维奇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结果就是向西方世界显示，苏联是“强大而有决心的”，而“西方国家则是软弱、不团结的”。他继续说：“冷战将会重新继续，但这对苏联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与此同时发生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危机的结果更强化了赫鲁晓夫的这种观点。
1956年夏天，苏联已经将埃及置于它的羽翼之下。莫斯科为开罗提供了武器，在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不久，赫鲁晓夫对海特大使说：“埃及反对英国的战争将是一场圣战，如果我的儿子跑过来问我他是否应该参加反对英国人的志愿作战，我会告诉他肯定应该去。”克里姆林宫努力想避免发生冲突，但以色列于10月29日在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下向埃及发起了进攻。当叙利亚总统（Shukri al-Kuwatly）于10月30日来到莫斯科恳求苏联人提供帮助时，赫鲁晓夫回答说：“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他转向朱可夫元帅问道，朱可夫元帅已经在桌子上铺开了一张中东地图，“我们是准备通过土耳其和伊朗，然后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再到以色列境内，最终向英国和法国军队发起攻击吗？”赫鲁晓夫一边将地图卷起来，一边说：“我们应好好考虑考虑我们能做些什么。”
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原子弹讹诈。布尔加宁在11月5日写给艾登的信中问道：“如果遭到拥有所有现代化杀伤性武器的更强大国家的攻击，那英国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艾森豪威尔当时已经与英、法的立场产生分裂，正努力促成双方的停火，布尔加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说，美国和苏联一起采取联合行动，结束战斗。赫鲁晓夫要布尔加宁起草了带有威胁性的信件，对这些信件受到世界瞩目的程度，他嫉妒不已。他还提出了美苏联合行动的设想（他后来说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反对），并坚持严格按计划的设想行事。如果美国人拒绝这项提议，那他们就戳穿了自己和平、公正与不侵犯的谎言。后来，赫鲁晓夫欢呼道：“我们揭下了他们的假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