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说的良心谴责也许值得怀疑，赫鲁晓夫的同事中很少有人还留存着起码的良心。不管这是真是假，他总是劝慰自己他在保护无辜和无助的人。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他在大恐怖中没有觉得与其完全同流合污。
当一开始让赫鲁晓夫去乌克兰任职时，斯大林就指出他的门徒“对城市与工业的偏爱”，并提醒他“不要将所有的时间放在顿巴斯”，而忽视“你在农业方面的责任”。赫鲁晓夫写道：“虽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抵制住我的第一爱好——矿业和工业——的诱惑，但我还是遵循着他的警告。……我试图尽我所能，学习关于农业的各项知识。我用了很多时间到乌克兰各地旅行，访问农庄与农村，与农学家和集体农庄的管理者交谈。”[14]
他所做的首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寻找一位能全身心投入农业的助手。他从基辅农学院中挑选了安德烈·谢甫琴科（Andrei Shevchenko）。28岁的谢甫琴科通过一个星期马不停蹄的工作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后，他走马上任了。赫鲁晓夫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农业计划制度需要作出调整，谢甫琴科回忆说：来自上面的命令少了，集体农庄可以作出更多的决策。但是在努力说服莫斯科方面之前，赫鲁晓夫已经派出谢甫琴科到农民那里尝试他的想法了。
“不要坐车去，”赫鲁晓夫告诉他：“步行去，这样农民会认为你和他们是同类人。你不会抽烟，是吗？好，那就拿起烟卷来，因为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抽烟，你需要赢得他们的信任，这样才能将他们鼓动起来。不要提任何官僚主义的问题。让他们有机会思考问题。一旦你做到这一点，你就可以询问他们的想法，他们得拿出他们自己的计划，而不是从斯大林那里拿来一个。付出时间，看看你是否能让他们作出计划。”
谢甫琴科带着一套改革方案回到了基辅。赫鲁晓夫对方案进行了几天的修改，然后带到了莫斯科。在谢甫琴科的陪同下，他向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斯大林起初持否定意见：“如果我们按照你的方法做，他们就不会种甜菜。种植甜菜很费力费时，而且效益也不好，这样他们就不会种。他们都会去种植燕麦。”当赫鲁晓夫说农民是值得信任时，斯大林批驳赫鲁晓夫是在“讲废话”，没有强制与纪律，事情就会“一盘散沙”。最后斯大林批准仅在乌克兰进行一定的调整：可以允许集体农庄自己制定一些特定谷物的生产计划（黑麦、燕麦、大麦以及黍），其他所有谷物的生产计划仍继续由上面制定。“如果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燕麦，我们会将有关负责人投入监狱。”斯大林生气地说：“如果他们不种植燕麦，你就得负责任。”
赫鲁晓夫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促进养牛业，并指派剧作家亚历山大·科尔奈丘克（Aleksandr Korneichuk）创作一部关于具有远见卓识的集体农庄领导人的剧本。此外，赫鲁晓夫还努力调整奖励制度，那些辛勤劳作、产量更高的农户将会得到更多的奖赏，在斯大林身后赫鲁晓夫也积极推行这一改革思想。如果说他早在25年前就开始推行这一思想的话，那么这部分是由于赫鲁晓夫与其他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不同，他在农村地区呆过很长时间，对那里的真实情况有着更多的了解。
1940年的一天，赫鲁晓夫在一位助手和一名司机的陪同下，回到了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区，1925年他曾在这里担任过党委书记。他的继任者扎赫尔·格鲁赫夫（Zakhar Glukhov）希望为那里的官员与保卫人员建造一栋大的住宅楼。遗憾的是，他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位酒气熏天的集体农庄主席。但是经过开始的愤怒反应后，赫鲁晓夫满怀同情地询问了让人们借酒消愁的恶劣工作条件。就是在这次视察期间，他询问那些他20年代知道的富民是否“活着挨过了政治运动”。赫鲁晓夫留给格鲁赫夫的印象是“简单直率。和他交谈五分钟后，你就会感觉到好像你生来就与他相识，可以向他倾诉所有的事情”。
1938年4月，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诺的教育机构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视察，他曾在那里担任过党委书记。他到达时大多数学生正在教室里，但是他们都拥到礼堂里，欢迎他的到来。赫鲁晓夫生气了，责备学校负责人打断了学生们的正常安排，不过还是同意给学生们发表讲话，教师们都拥进了礼堂。与往常一样，他讲话没有讲稿，并很快与听众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一位学生回忆说，当时他们想得最多的就是镇压浪潮已经使太多的教师离开讲台。赫鲁晓夫却提醒他们警惕纳粹德国的危险，并呼吁提防内部的敌人，不过他是以非常随意的方式说出这些话的，他在讲话结束时以宽厚的微笑向学生们道歉，原谅他打断了他们正常的秩序。赫鲁晓夫的表现典型地反映了他在会见各类人群时的个人风格，甚至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也是如此。他不是倾听别人的讲话，而是不停地打断发言者的发言（有时是在他们开始讲话之前），对他们指手画脚、取笑、戏弄以及训斥，从而使他自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15]
据报道，乌克兰1939年的粮食产量超过1938年21.5%，同时顿巴斯煤矿的产量也有所增长，新的工厂也陆续上马。[16]不管他在这些增长中的实际贡献如何，反正赫鲁晓夫在基辅与莫斯科都将功劳归到了自己的头上，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叙述的神奇地解决汽车轮胎问题一样。赫鲁晓夫对他的司机亚历山大·茹拉夫列夫（Aleksandr Zhuravlev）“很尊重，也很信任”，赫鲁晓夫的孩子们习惯地叫他萨沙（Sasha）叔叔。萨沙叔叔抱怨说苏联的轮胎磨损得太快，好像是科学院生产出来的一样，对此赫鲁晓夫很重视，甚至向斯大林通报了此事，虽然斯大林“从来不喜欢听到有人批评苏联生产的东西”。
斯大林的报复方法（他不喜欢听到坏消息）就是指派赫鲁晓夫去调查此事。赫鲁晓夫的反应再次体现了他的谨慎：“我完全不熟悉橡胶工业和轮胎制造。”他后来回忆说：“我有些担忧。我不晓得将需要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应付这个难题。”
接下来的事情也是可想而知的。他视察了苏联当时最好的轮胎工厂（设备最好，是从美国进口的），现场观看了轮胎的制造过程，不时地提出问题，并找出了出现问题的症结：为了赶进度超额完成生产指标，工人们违反了操作说明，轮胎中所布设的钢丝减少了一、二层。这一发现对于赫鲁晓夫来说特别值得高兴，因为是卡冈诺维奇来这里巡视时推荐了这些更改方案，同时也因为赫鲁晓夫在汇报这一发现时斯大林的反应。虽然“十分震怒”，但这位苏联的主人还是网开了一面：“我同意你的意见。将你们的建议交给我，我们将讨论批准。”
“我讲这件事情，”赫鲁晓夫总结说：“是为了说明斯大林有时候还是能够勤勤恳恳和像政治家那样地处理问题的。他是这个国家唯恐大权旁落的君主和主人，他为反对官僚政治和各种贪污与弊端而斗争。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组织者，他是一位领袖，但他又是一个专制君主。”
虽然赫鲁晓夫担心乌克兰的知识分子可能会对他持敌视态度，但他们还是得到了他的宽大对待。由于拼命想在恐怖的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如果可能的话，保住他们的权力地位，很多人阿谀奉承，不顾廉耻地卑躬屈膝。赫鲁晓夫急于想得到文化界的尊重，同时也为了向掌控基辅真正大权的斯大林表现自我，他在这方面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1938年，布尔什维克起初的乌克兰化政策已经被其对立面俄罗斯化所取代。通过强调“乌克兰人民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历史与兄弟般的联系”净化了乌克兰历史。俄语在学校里重新得到了重视，乌克兰语中也增加了很多俄罗斯词汇，例如piatisotnitsa（一位英雄的农庄女工人，她在一公顷的土地上至少收获了25吨甜菜），并重新规范了各种农民装束的用语，例如皮鞋与束腰的绳带，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时就用过这种绳带。
赫鲁晓夫在推行俄罗斯化方面不遗余力。1938年，他猛烈抨击了“为了在乌克兰取消俄语而极尽诋毁之能事”的“波兰-德国的走狗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及“那些不惜一切手段想将俄语驱逐出乌克兰学校的家伙”。[17]不过，他同时也对处于政治困境中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作出友好的表示。他安排授予一位病入膏肓的作曲家一枚高级勋章，然后亲自到病人的公寓里颁发勋章。在后来的共青团第一书记科斯坦科看来，当时的知识界将赫鲁晓夫的表示看成是“善意的表示，特别是与当时社会流行的做法不同”。
在他1938年1月刚到基辅的几周内，赫鲁晓夫就栽培著名的作家。出生于1895年的马克西姆·雷日斯基（Maksym Ryl'ski）也许是成立于1917年新古典主义诗人非无产阶级团体中最著名的诗人。1925年雷日斯基指责共产党的文学束缚只对“那些没有天赋的人”管用，1931年他作为一个“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民族志愿主义主题的”“右翼”团体成员受到攻击。1931年雷日斯基被捕，在狱中呆了半年时间，后来他宣布放弃以前的思想，被重新恢复了忠臣作家的头衔。雷日斯基能从斯大林手中逃脱出来很显然主要应该归功于赫鲁晓夫。在1938年雷日斯基再次被捕后不久，赫鲁晓夫就提醒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乌斯品斯基，说这位诗人曾经写过赞扬斯大林的诗篇，而且诗中的文字成为广为人知的歌曲。“你还想逮捕他吗？如果这么做的话，没有人会理解的。”[18]
其他两位与赫鲁晓夫成为朋友的乌克兰诗人是帕夫罗·蒂希娜（Pavlo Tychyna），他原本是象征主义诗人，与米高拉·巴赞（Mykola Bazhan），一位新浪漫主义诗人。两人在大革命后都加入了无产阶级作家团体，但是都对布尔什维克组织“文学阵线”的主张进行了抵制。1927年蒂希娜因为“在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下贩卖民族主义的鸦片”而受到攻击，1934年巴赞的作品也受到谴责，因为“没有达到工人阶级的要求”。到30年代初期，这种警告已经足以给人带来厄运。米高拉·赫维尔奥维伊（Mykola Khvyl'ovyi）是一位共产主义作家，他曾试图反对俄罗斯中央集权的控制，保护乌克兰文化，结果于1933年自杀。同年蒂希娜宣布放弃自己从前的主张，巴赞于1934年也同样如此。两人转向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并因此得到了不菲的奖赏，蒂希娜成为乌克兰苏联作家联盟的主席，巴赞后来在战后代表乌克兰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出席了联合国的会议。
巴赞与赫鲁晓夫的关系不如雷日斯基密切，不过他的遗孀尼娜，一位医生，回忆说她不仅结识了赫鲁晓夫，而且还认识了尼娜·彼得罗夫娜（彼得罗夫娜曾带着孩子来找她看病），以及赫鲁晓夫与第一任妻子的女儿（尤莉娅曾在生理学院做过实验室助手）。巴赞一家在赫鲁晓夫善意的保护下生活得也很不错，他们有着装饰豪华的六居室公寓，家庭像册中也不乏巴赞与赫鲁晓夫和其他乌克兰领导人的合影。
据说，蒂希娜与巴赞因为向斯大林主义出卖了自己的信仰而“经受了良心的折磨”。很显然，同样与赫鲁晓夫成为朋友的剧作家科尔奈丘克的情况并非如此。科尔奈丘克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苏联，他也赢得了很多奖励，成为作家联盟的主要领导者，并在战后被任命为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虽然他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告发了与他共事的一些作家，但科尔奈丘克自己也曾遇到过麻烦，因为斯大林不喜欢他和他的妻子万达·瓦西里维斯卡（Wanda Wasilewska）写的一部新歌剧《波格丹·赫梅尔尼斯基》（Bogdan Khmelnitsky），这部歌剧是关于1648年反对波兰统治者的乌克兰起义领袖的故事。不过赫鲁晓夫始终保持着与科尔奈丘克的友谊，并一直成为他的保护者。
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多夫仁科（Aleksandr Dovzhenko）致力于革命事业，但对于革命他有着自己的非正统看法。他最著名的电影《土地》（1930年）从积极的方面描绘了农业集体化，但是调子还不够高，因此那些斯大林主义的评论家指责这部电影是“反革命的”，充斥着“失败主义的情结”。多夫仁科的下一部电影《伊万》描述的是工业化对一位第聂伯河地区建筑工人的影响，在一片法西斯主义与泛神论的指责声中，这部电影被取消公演，电影导演也被驱逐出了基辅电影制片厂。
就像他对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由于担心“被逮捕并被他们生吞活剥”，多夫仁科直接向斯大林本人提出上诉，斯大林曾对他以前的一部描绘大革命与内战的电影《武器库》给予过称赞。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独裁者在不过24个小时的时间里就热情地接待了他，把他介绍给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基洛夫，“好像他已经与我熟识很长时间”似的，并鼓励多夫仁科创作好他的下一部电影《航空城》（在这部电影里，英雄的苏联边防军通过粉碎日本间谍与颠覆分子的破坏，保卫了新建的航空城）。在其后的21年里，他以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普希金为榜样，成为电影制片人的指导者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