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夏天，在新近建成的克里缅丘格水电站附近，赫鲁晓夫的车队经过了一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标牌。这种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神圣化传统历来是赫鲁晓夫所深恶痛绝的，但是这一次，当当地官员蜂拥而至对他大加吹捧时，赫鲁晓夫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在最后时刻，当他前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汽轮即将起航时，他才突然说道：“难道你们没有读过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吗？还是你们认为这一决议没有约束力？我曾坚持禁止以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城市。但是我在这里就发现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情况，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将会把我置于何种境地？”
赫鲁晓夫市的父母官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对于赫鲁晓夫而言，阿谀奉承什么时候都是具有吸引力的，现在几乎更是无法抗拒。助手们给了他一部名为《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歌功颂德的电影，这部电影以令人不齿的圣徒方式描述了赫鲁晓夫的生活与政治生涯，他在观看影片时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赞扬，但是也没有禁止播放。
1964年5月初，赫鲁晓夫启程前往埃及，参加阿斯旺水坝的落成典礼。[24]在启程前，纳赛尔的心腹、开罗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来到了莫斯科，因为“大人”（阿朱别依对他岳父的称谓）有很多关于埃及的问题。海卡尔与赫鲁晓夫在他的别墅里呆了一天，在前往亚历山大的轮船上又呆了四天。“我会提出问题，你不用向我发问。”赫鲁晓夫承诺说，但是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从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胜利到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这些事情。在海上航行的第三天早上，他终于问起了埃及的农业状况，但是几乎紧接着就打断了海卡尔：“这些都是废话。你们是在浪费时间。你知道你们应该做什么吗？化肥农业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化肥与作物的溶液培养可以代替对沙漠的开垦：“你们不需要开垦沙漠。你们可以在沙漠中放进盛水的容器！你认为纳赛尔总统知道这一点吗？我有一份关于这种种植方法的报告与科教片。我可以将这些资料送给他。对于你们而言，这比阿斯旺水坝更有用。”
在得知埃及人对土地脱盐感兴趣时，赫鲁晓夫说他知道一位学者，可以教导他们如何从事这项工作。“但是这对于你们来说也没有什么益处，”他补充说：“这太过昂贵了。玻璃与塑料水容器可以给你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只是到了海上航行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才终于问起了海卡尔希望他问及的那些问题，即关于宗教、语言、习俗以及政治等方面的情况。
当不给海卡尔以说教方式传经送宝时，赫鲁晓夫就在准备与纳赛尔的会谈。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在拼命玩多米诺骨牌游戏，但是他们知道赫鲁晓夫在场时，最好还是不要玩。“所有的游戏项目都会让父亲面露不悦之色，”谢尔盖·赫鲁晓夫当时也在船上，他回忆说：“其他人都害怕父亲，他不喜欢玩游戏，认为那是浪费时间。他从来没有玩过足球、多米诺或是扑克牌。”谢尔盖记得在一次旅行中，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尼（Podgorny）、格雷切科（Grechko）以及其他一些人在赫鲁晓夫走向他的舱室时就把多米诺牌准备好；当他将要回来时，他们很快又将多米诺牌收了起来。
考虑到莫斯科与开罗之间过去的紧张关系，赫鲁晓夫担心对他的欢迎可能会是低调的。所以当“亚美尼亚号”进港时，埃及人安排的盛大欢迎仪式让赫鲁晓夫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前往开罗的途中，大街两旁数以百万计的欢迎人群同样也让他激动不已。与埃及人的会谈并不是十分顺利，但是大坝落成的热烈气氛盖过了两国之间的分歧（纳赛尔想从苏联得到更多的资金与武器，这超出了莫斯科所能承受的限度；赫鲁晓夫则要求埃及与其邻国实现“和平共处”）。纳赛尔和赫鲁晓夫按动了电钮；尼罗河水从水闸喷涌而出；到场的贵宾（其中包括伊拉克总统阿里夫、也门总统阿布杜拉·阿斯萨拉尔以及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得到了金质纪念奖章。赫鲁晓夫自豪地接受了“尼罗河项链”，这是联合阿拉伯共和国的最高荣誉。作为回报，他向纳赛尔和阿布得尔·哈基姆·阿米尔授予了苏联英雄勋章。1964年10月，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谴责赫鲁晓夫向纳赛尔授予苏联荣誉勋章，这位“将共产党人赶进了集中营”的埃及人，他的行为好像表明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而不是马克思。[25]
至少有部分时间，赫鲁晓夫好像是很开心的。他喜欢作为明智的施恩者，向感恩戴德的埃及人提供援助与建议。他喜欢将他们说成像伊拉克总统阿里夫那样的反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埃及的一些地方让他想起了他小时候在卡里诺夫卡的教会学校上学时心中想象的天堂。但是埃及的酷热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他后来回忆说，从飞机上看到的尼罗河景象同样让人难以接受：尼罗河两岸的绿色生机盎然，但周围却是无垠的沙漠，宽广的“没有水的区域”代表着“死亡”。
当阿斯旺访问接近尾声时，赫鲁晓夫突然之间显得不高兴起来。阿里夫当时正在红海巡游，赫鲁晓夫对此很不高兴，他讲述了在日俄战争期间俄国海军指挥官的故事，这位指挥官“无能而粗暴”，但是他的副指挥官却得到了所有人的衷心拥戴。当他们的舰艇沉没时，大家对于指挥官的死亡感到很高兴，但是却对副指挥官的死亡感到很伤心。后来有消息说那位指挥官被救了起来。“我告诉你们那些水兵们后来是怎么说的，”赫鲁晓夫继续说：“‘金子沉了下去，但渣子却浮了起来。’”突然之间意识到他的听众们会如何理解这一故事，赫鲁晓夫笨拙地解嘲说：“当然，那种情况并不适用于我们现在这支队伍。”
在埃及的访问拖拖拉拉持续了将近三个星期。赫鲁晓夫在亚历山大法鲁克国王的夏季行宫里呆了几天。一天在午餐时心情还特别好，但突然间赫鲁晓夫宣布：“大家都不说话，太沉闷了。难道就不能来点音乐？……你奏乐！”他对葛罗米柯命令道，交给他一个盘子，像手鼓那样地敲了起来。然后对格雷奇科说：“元帅，你跳舞！”葛罗米柯勉强笑着接了盘子，而格雷奇科却显得很痛苦。这种情景让人想起了斯大林的最后岁月，他曾羞辱性要赫鲁晓夫跳舞。
一些事情正困扰着赫鲁晓夫。甚至在离开雅尔塔前，海卡尔就对赫鲁晓夫对他同事们令人尴尬的“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奚落”很是吃惊。当基辅党委书记佩奥特里·谢利斯特（Pyotr Shelest）虚伪地宣称说他会处理好乌克兰的一切事务时，赫鲁晓夫生气地说：“同志，在我看来，你好像认为我此次旅行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会回来的，当我回来时，你得给我一个完全的交代。……”
在埃及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几次称颂自己“仍然是个农民”，纯朴而直率。他在餐桌上表现得也像个农民，有一次曾吞下六个大的甜蛋糕，甚至他女儿拉达恳求他不要再吃了也无济于事。他暴饮白兰地，将汤倒进茶碗里，然后不用勺子就喝下去。在苏联代表团离开埃及的当天，赫鲁晓夫承认说他感到生气，因为海卡尔在报道中将他描述成一个农民。
“但是，主席先生，”海卡尔反击说：“你一直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位农民！”
“但是你写的我好像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故事里的农民，你为什么不说我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农民？”
赫鲁晓夫的责难是否反映了他曾仔细阅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农民形象？这显然是不大可能的。最多他可能知道托尔斯泰将农民形象理想化，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然，因为他信奉宗教神秘主义，并对激进的革命者进行过严厉的攻击。
5月25日从埃及回国后，赫鲁晓夫又于6月16日启程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后来承认这次访问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目的”。他此行的主要原因是先前计划的访问被推迟，他对重新安排计划的长时间延迟感到不安。“虽然天气很好，”阿朱别依记得：“但此次访问笼罩着一种不好的气氛。”在通常情况下，赫鲁晓夫对在国外受到的欢迎礼遇特别敏感，但此次他很奇怪地没有将此放在心上。注重细节的瑞典人没有计划鸣放21响礼炮（因为赫鲁晓夫并非正式的国家元首），但苏联联络官员坚持应按国家元首待遇接待。当“巴什基亚号”驶进斯德哥尔摩港口时，瑞典人的礼炮响了起来，赫鲁晓夫问道：“他们这是在干什么？”还没等到礼炮鸣放结束，他就离开走向了他的舱室。
赫鲁晓夫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讲话缺乏激情与活力。他在回国后向苏联人民所作的程序性报告读起来就像一篇旅行见闻。在他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关于此次旅行着重谈到了尼娜·彼得罗夫娜在丹麦一艘舰艇的下水仪式上按照传统敲碎了一瓶香槟酒，丹麦国王的女儿“还只是个孩子，长得很漂亮”，在挪威白宫门口迎接他的那个人穿着“一件黄褐色的制服”，将他引到了一间书房里，然后请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结果他就是挪威国王。“人们很容易把他错当成一个花匠。”赫鲁晓夫回忆说。
赫鲁晓夫的正式会谈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之处。对丹麦国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回顾了在苏联各地打猎时的情景”。对于英格里德王后与玛尔格蕾特公主，丹麦王位的继承人，赫鲁晓夫向她们讲述了“苏联戏剧、音乐与芭蕾舞”的现状。即使他得到的重要教训也是喜忧参半的。多年后，每当赫鲁晓夫闭上眼睛，他还能看到小小的丹麦所创造的农业“奇迹”：“是的，我知道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则是很平常的，只是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在挪威他了解到为什么共产党得不到人们的欢迎。“因为，”他被告知：“我们的很多工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房子、游艇以及其他财产。”
赫鲁晓夫考虑过退休，他在家里和克里姆林宫经常谈起这一话题。“我们已经老了，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会对主席团的同事们说：“是到了给其他人让路的时候了。我们得给年轻人工作的机会。”在他们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在开玩笑，或是试探他们的忠心，就像斯大林在最后岁月里所做的那样。由于自己丝毫没有退休的意思，他们知道如何对赫鲁晓夫的话作出回应：“你在说什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你看起来棒极了！你比很多年轻人还要壮实。”
妨碍赫鲁晓夫退休的一件事就是继承人问题。苏联没有确立移交权力的程序。在列宁和斯大林去世后，取代他们的权力斗争使更替制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确定领导人的任期以及制定领导人更替的程序会起到作用，但那会限制赫鲁晓夫。他可以选定接班人，但是这样的接班人会威胁到他的神圣地位。减少这种危险的办法就是任命两个竞争者，但是这在后来肯定会引起更激烈的竞争。
赫鲁晓夫的第一副手，特别粗暴的阿列克赛·基里钦科，显得太过咄咄逼人。当他试图想把谢列平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时，赫鲁晓夫发火了，他用拳头敲打着桌子，对着电话喊道：“你他妈的认为你是谁呀？不经过讨论，是不能任命列宁格勒的领导人的，而这就没有经过讨论。列宁格勒属于我的职权范围，我会作出决定的！”[26]
在基里钦科之后是弗罗尔·科兹洛夫。科兹洛夫留着一头精心梳理过的白发，西装总是一尘不染，衬衫领尖上钉着纽扣（这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时间的苏联都是很少见的），他原来是一位冶金工程师，现在则成了苏联党内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但是赫鲁晓夫1959年告诉哈里曼说，他“和我们一样粗野”。在同样是潜在对手的谢列平看来，科兹洛夫“能力很有限。他唯一的长处就是他的声带。……你到他的办公室里会看到什么？一张特别干净的办公桌，没有一张纸片，也没有一支铅笔。这就是我们党的第二号人物！”米高扬认为科兹洛夫是个“缺乏才智的亲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和机会主义者”。
直到1963年初，科兹洛夫都一直遵守赫鲁晓夫路线，但是自此以后，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看来，他“开始出现一些独立化的倾向”。主席团候补委员德米契夫回忆说，当时其他的委员都认为科兹洛夫是事实上的党的第二书记。这丝毫没有增加其他委员对他的反对意见，相反，谢尔盖后来写道：“父亲喜欢科兹洛夫。……他偶尔反对父亲的意见，并与父亲发生争执，这换来的是父亲的尊重，而不是愤怒。”[27]然而，科兹洛夫也有失足的时候，例如，他允许苏联共产党1963年对其他国家共产党人举行的欢迎仪式体现出对南斯拉夫路线的变化。赫鲁晓夫当时正在皮聪大休养，他注意到了在欢迎词中将南斯拉夫描述成“建设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尽管看起来这是一个微小的差别，但却意味着与赫鲁晓夫断断续续栽培铁托的政策不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