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飞机上的气氛显得很压抑。这一次，赫鲁晓夫没有一下飞机就直奔体育场，向苏联人民汇报他的访问成果。
“这绝不是与艾森豪威尔打交道的方法，”米高扬在很多年后说：“因为说到底，我们的防空导弹是碰巧将U-2飞机击落的，赫鲁晓夫这种歇斯底里的做法是难辞其责的。……他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是怒目相向。……他至少使缓和的气氛迟到了15年，对此他是有责任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对此表示赞同：“赫鲁晓夫在对艾森豪威尔发泄怒火时做得太过分了。”特罗亚诺夫斯基希望能有策略地使他的主子保持克制，但是他承认说他没有敢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后来责备他和另外一位助手没有经常提醒赫鲁晓夫：“你们为什么不纠正他？如果你们不指出他的错误，那还会有谁能做到呢？”
赫鲁晓夫本人对他在巴黎的表现也不是十分满意。谢尔盖·赫鲁晓夫记得，虽然在回顾他造成的骚动时，赫鲁晓夫的双眼会放出光芒，但很快“就会露出警惕的神色，情绪也会很快变得沮丧起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在回忆录中仍坚持认为自己对U-2飞机事件的处置是正确的原因：“有一句俄国谚语说：你的一只脚一旦踩进了泥沼，整个身体就会陷进去。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们勇敢地抵抗美国人，他们就会继续派遣间谍到我们的国家来。”
赫鲁晓夫做出这种虚张声势的表示是很自然的。对缓和的追求毕竟只是他的政策中的一部分。与资本主义竞争、抗击西方的威胁、教训西方傲慢自大的领导人，这些同样也是他追求的目标。不过，那年夏天，赫鲁晓夫的不满意还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表露了出来：他的活动特别的狂乱；只要一提到艾森豪威尔，他就显得十分痛苦；最为严重的是，对******采取的贸然轻率行动使与中国的关系受到了无法挽回的损害。
赫鲁晓夫夏天的日程安排包括去罗马尼亚10天（6月18日至27日）、去奥地利9天（6月30日至7月8日）、去芬兰3天（9月2日至4日），并对里海附近的阿斯特拉罕省进行了一次视察，然后再回到他的出生地卡里诺夫卡（1959年，他曾有意错过了一次回去的机会）。每到一处，他都讲对自己在国内外所取得的进展感到心满意足，但不得不经常为自己进行辩解。他否认自己对首脑会晤抱有过高的期望。他对很多事情都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为什么会去巴黎（“体现我们最大的克制”），他为什么在巴黎没有与艾森豪威尔进行单独会谈（这是美国总统的错），他为什么在五月一日前没有对美国的越界飞行提出警告（因为他们自认为苏联不可能将它们击落），以及他为什么没有在回到莫斯科时像往常一样与公众见面（因为他刚刚已经在柏林讲过了，此外反正不久就要举行共产主义突击工人的聚会）。
赫鲁晓夫在6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美国总统有过如此的诽谤：如果艾森豪威尔离开白宫后需要找工作，“我们可以雇佣他当我们幼儿园的园长。（我敢肯定他是不会虐待儿童的。）”在提到取消艾克对苏联的访问时，“一个人是不适宜去他已经搞得一团糟的主人家里做客的”。就在此次记者招待会上，赫鲁晓夫保证会在美国大选后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签署取消西方国家在柏林权利的德国和平协议。“不知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了吗？”他对参加招待会的大约400名记者问道。
“是的！——与会记者们回答道。”
“N.S.赫鲁晓夫——我觉得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表达清楚的话，我们会再重复一遍的。在我们签署了和平协议后，形势会变得更加明朗。”[18]
7月9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一次教师集会上发表讲话。在回顾他最近的奥地利之行时，特别是那里的天主教堂试图动员忠实的教徒对他进行示威抗议，赫鲁晓夫着重强调了“帕斯特瓦”——“集会”的俄语单词——然后问听众他的重音是否读得正确。“我得承认我在读这个单词时声音有些发颤，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发音方面有弱点，而且我知道你们是严格的判官。……我不想将责任推到我的老师身上。我的老师们都是很好的人，特别是那个叫丽迪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女教师，我一生也不会忘记她的。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很显然，我生活的那种环境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所以，帕斯特瓦的重音究竟是在第一个音节，还是最后一个音节上？”
急于取悦赫鲁晓夫，他的助手们想方设法找到了他在卡里诺夫卡的老师，并把她带到了莫斯科，和她原来的明星学生热烈相聚。赫鲁晓夫肯定对自己超过了她崇高的期望感到十分的自豪。然而，巴黎首脑会晤的失败仍然让他感到苦恼。6月，克格勃头目谢列平向他推荐了一份长长的肮脏诡计单子，其中包括仿造旨在让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大失颜面的文件。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他们的计划究竟有多少被付诸实施，也不知道是否是赫鲁晓夫主动向他们下达的指令。但是如果说那些设法找到吕底亚·米哈伊洛夫娜的助手们能体会到他们主子的心思，那谢列平肯定也能。
同样，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肯定也能揣摩出他的心思。在奥地利访问时，阿朱别依有一天晚上喝得太多了，他对一位美国人大叫：“你们美国人已经完蛋了，但是你们是不会承认的。我们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像这样将你们砸碎。”说着他将一个酒瓶从瓶颈处砸碎。当这位美国人回击说他听起来就像是希特勒时，阿朱别依气得暴跳如雷，他的同事们只好将他拉出了房间。“不，不，”他叫喊道：“我就是想告诉这个美国人我对他们政府的看法。他们的政府里都是些背叛人民的愚蠢而软弱的家伙。”
在赫鲁晓夫看来，******和他的手下一班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巴黎首脑会晤的破裂使苏联对美国的示好努力告一段落，而中国人对苏联与美国关系修好感到很不安。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一些，赫鲁晓夫可以取悦莫斯科那些担心“失去中国”的人。但是走得太近又会鼓励克里姆林宫内那些中国同情者敦促赫鲁晓夫答应他难以接受的和解条件。这种考虑说明赫鲁晓夫还是想冷静地在他们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实际上，他对******所采取的猛烈抨击的做法，根本没有考虑到后果。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计划于6月20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在6月18日之前，罗马尼亚人都是按照往常的国内会议来准备的，然而，赫鲁晓夫突然于6月18日宣布了他将参加此次党代会的决定，这迫使其他执政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同样也要参加，除了中国以及与他们关系正处于上升时期的阿尔巴尼亚外。当赫鲁晓夫来到布加勒斯特后，他对中国的突然抨击使所有与会代表都大吃一惊。
赫鲁晓夫在正式讲话中对他继续追求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进行了辩护，尽管他在巴黎遭遇了挫折。与此同时，苏联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散发了一封长达80页的“情况通报书”，强烈谴责中国的立场。在谴责苏联散发文件的同时，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将苏联给中国共产党的一份秘密材料在代表们中间传阅，苏联人在这份材料中极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一位看过这份材料的西方人描述说：“充满了恃强凌弱与辛辣嘲讽，结构松散，内容包罗万象（就像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记录一样）。”
如果赫鲁晓夫想恐吓一下中国人，那么他们公布的那份秘密材料也让他吃了一惊。在党代会最后的闭幕式上，赫鲁晓夫抛开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开始长篇大论地猛烈抨击中国。根据一份文件的记录，他指名道姓地批评******“除了自己的利益，对其他任何事情都视而不见，死死抱住那些与现代世界的现实相悖的理论不放”。根据另一份记录，他将******称为是“一个从鼻孔里产生理论的佛”，是一只旧橡胶套鞋。[19]
赫鲁晓夫的暴烈表现和几周前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没有什么两样，这招来了彭真的辛辣回击，彭真讽刺他除了在对待西方国家关系上摇摆不定外根本没有什么外交政策。受到挑战的赫鲁晓夫开始报复了：一夜之间将所有的苏联顾问撤出中国。根据中国人的说法，莫斯科撤走了1390名专家，撕毁了343份合同，拆毁了257个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项目，“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做出的”。[20]除了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外（中苏贸易在1961年下降了一半多，1962年苏联对中国的出口只有1959年的四分之一），赫鲁晓夫的行动还使莫斯科丧失了依靠其在中国的顾问获得重要情报的机会。
当时的苏联驻中国大使斯蒂潘·切尔沃年科听到撤走专家的消息时感到很“吃惊”，他采取了措施试图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给莫斯科发去了一封电报。我们说这一举动是有违国际法的。如果我们对中国人的帮助必须终止，那至少也要让这些顾问在中国呆到他们的合同到期。我们希望在此期间情况会有所好转。”切尔沃年科将莫斯科的错误归咎于赫鲁晓夫个人的冲动。很显然，勃列日涅夫也持这种看法，他从前的助手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Aleksandrov Agentov）认为，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分裂开始于一系列“有损我们自己国家利益的冲动的对外政策措施。你们肯定得记住他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不仅从中国撤出了我们的军事人员，而且还包括经济顾问——尽管这些都是有协议与合同的”。
前**********官员列夫·德柳辛很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些利益攸关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德柳辛已经听说过苏联的决策者正在考虑撤出专家顾问的事情，他记得自己曾努力说服当时负责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的尤里·安德罗波夫，使他相信这么做将会导致重大的错误。安德罗波夫指示德柳辛准备一份有关此事的备忘录。但是，当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写时，德柳辛说：“我们从赫鲁晓夫的书记处得到指示说他刚刚已经签署了撤走专家顾问的命令。我认为这是赫鲁晓夫令人最不能容忍的错误之一。当然，这导致了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他认为他的行动会改善两国关系。”[21]
事实上，在1960年11月于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会议期间，莫斯科与北京的确在向着双方和解的方向发展，在此次会议上，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激烈的交锋，但最后双方都在一份妥协声明上签了字。[22]但是******的翻译******回忆说：“这是一种暂时的停战。从长期来看，事态的发展已经失去了控制。”[23]
在巴黎首脑会晤后，赫鲁晓夫说他会等上六到八个月再恢复东西方之间的高层交往。他的想法是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在11月的美国大选或是在1月份宣誓就职后会马上准备会谈，他对此充满信心。与此同时，他6月初考虑去参加于9月份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到7月中旬，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但是到8月10日才正式宣布。他表面上的目的是去支持他钟爱的事业，特别是裁军与非殖民地化。但是在他的儿子看来，他内心的想法是“为巴黎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报复”，迫使西方国家领导人在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再次举行最高级会晤，在全世界面前揭露美国及其总统的罪行，并提议将联合国迁出美国。最为重要的是，根据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赫鲁晓夫“有着难以遏制地想羞辱美国总统的冲动，通过不受邀请出现在艾森豪威尔的大本营里”。
谨慎的葛罗米柯担心除了共产主义盟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会呆在家里，这样赫鲁晓夫就会在纽约处于尴尬的孤立境地。因此当其他国家领导人也纷纷表示将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赫鲁晓夫“露出了胜利者的姿态”，他儿子回忆说，当美国人下达命令说没有得到官方的允许，苏联代表团不得离开曼哈顿时，他“简直就想马上起来与美国人斗争”。
赫鲁晓夫决定乘船去纽约。他想象着自己就像他在年轻时所读到的那些美国的第一批定居者那样来到纽约（同时也可以避免飞机因为不得不中途降落加油而带来的羞辱，因为他前一年作不间断飞行去美国的图-114飞机正在进行检修）。然而，沮丧的念头时时侵袭着他满怀的期待；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看来，“父亲的头脑里越来越充斥着关于死亡的想法”。表面上，他是担心“北约也许会对我们的舰船采取某种敌对的行动”，但是他实际上也可能是担心此次美国之行并不能给他带来在巴黎所没有取得的外交上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