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纪念日一样，“五一国际劳动节”也是一年中苏联最为重要的节日。所有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都会聚集到红场的列宁陵墓之上，观看壮观的游行队伍。级别稍低一些的官员与各国外交使节则站在红褐色大理石陵墓两旁的白色看台上。在坦克、大炮与导弹发射架轰鸣着通过后，成千上万的群众身着节日的盛装走过广场，他们手舞旗帜，呼喊着有关和平与共产主义的口号，向他们的领导人致敬。从远处望去，他们一群一群地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他们是来自各个工厂与企业的员工，事先经过精心的演练，活动开始前就聚集在广场外的街道上。尽管当权者的目的是显示公众对他们的支持，但对于很多游行者来说，能在国际劳动节上游行通过红场也是件很高兴的事情。
1960年的5月1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赫鲁晓夫在他位于列宁山的住所睡到大约早晨六点钟，突然旁边小桌子上的克里姆林宫保密电话响了起来。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报告说，美国的U-2侦察飞机已经越过苏联南部与巴基斯坦交界的边境，正在向苏联的心脏地带飞来。
赫鲁晓夫用早餐时脸色阴沉。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只听见勺子在茶杯里搅动的声音。他的家人知道此时最好不要问他出了什么事情；如果想告诉他们，他自己就会主动说的。喝完茶，他走向门外停放的汽车。家人本来想陪同他去红场，按照斯大林时代留下来的习惯，他们可以凭票在陵墓左侧找到位置。这一次，他们只得自己去了。赫鲁晓夫急着要去克里姆林宫召集主席团紧急会议。在将赫鲁晓夫的住所与沃罗比奥夫斯基大街分隔开的高墙外，高音喇叭已经在播放革命歌曲。
“他们又飞到我们上面来了，还是在同一地方。”赫鲁晓夫向跟在他后面走向汽车的儿子咕哝道。
“我们能将它打下来吗？”谢尔盖问道。
“这个问题问得真愚蠢。”他父亲生气地说。马利诺夫斯基保证说拦截飞机与防空导弹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飞机还是太少，而且导弹的性能也很有限。“这完全取决于会发生什么情况，它是否会撞到我们的枪口上，我们能否打中它。”现在飞机在什么地方？谢尔盖问道。靠近图拉塔姆，赫鲁晓夫回答说，“但是它接下来会飞向哪里，谁知道呢？”他说着钻进汽车，车开走了。
这并不是美国飞机在苏联领空上的第一次越界飞行。从1946年开始，美国就开始了对苏联边界附近的空中侦察飞行，一些飞机还进入了苏联领空。从1952年开始，美国和英国的秘密侦察飞机就曾厚颜无耻地越过乌拉尔山脉到达西伯利亚地区，并拍摄了像北方的摩尔曼斯克、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斯大林格勒等城市的照片。[1]U-2飞机的第一次飞行是1956年7月4日从西德的威斯巴登起飞的，穿过波兰与白俄罗斯，并两次越过莫斯科上空，然后再向北到达列宁格勒，最后从波罗的海出苏联国界。同一个星期，就有另外六次U-2飞机穿过了俄罗斯中部与乌克兰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间歇后，越界飞行于1956年11月和1957年夏天恢复，此后则无规则地持续着。
艾森豪威尔亲自批准了每次U-2飞机的飞行，他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严重性。他曾经承认说，什么事情也不会“比苏联飞机侵犯我们的领空能更快地让我请求国会的宣战授权”。不过，他觉得很有必要监控苏联的导弹设施（美国民主党批评人士指责说，美苏两国间已经产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导弹代差”），以防止苏联可能的突然袭击；苏联的拦截飞机与防空导弹好像还够不着高空飞行的U-2飞机，更不用说把它打下来了。此外，在1956年与1958年进行了几次抗议后，苏联已经停止抱怨这些侦察飞行了，他们好像已经对此采取默认态度了。
尽管美国航空技术的发展可以让艾森豪威尔感到安心，但他在赫鲁晓夫美国之行后的七个月里还是没有批准进行这种飞行。艾森豪威尔担心这可能会对即将到来的首脑会晤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如果莫斯科在此时具备了能将入侵者打下来的能力的话。但是美国的情报机构敦促进行更多的侦察飞行，他们安装了可以使U-2飞机飞得更高的引擎以及可以欺骗苏联雷达的新装置，他们指出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会谈及其以后都没有提出过一声抗议。这样，艾森豪威尔总统终于同意U-2飞机可以在1960年4月9日再进行一次飞行。
赫鲁晓夫远非是对美国的入侵采取默认态度，实际上他对此大伤脑筋。如果说他在戴维营会谈期间没有提出抗议、保持沉默的话，那是因为他想避免受到美国人的羞辱。他在与儿子的交谈中老是提及这种情况。在谢尔盖看来，赫鲁晓夫愤怒异常，他简直希望入侵者再次出现，这样他们好把它打下来。“给自作聪明的人一个教训的办法，”赫鲁晓夫说：“就是用拳头说话。我们的拳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让他们再过来好了。”
1960年4月9日，赫鲁晓夫正在克里米亚的别墅里会见苏联军方与工业界官员，就在当天，U-2飞机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机场起飞，向西穿过苏联上空。U-2飞机穿过了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超级机密的核试验基地、巴尔喀什湖萨雷沙甘附近的防空导弹试验靶场以及图拉塔姆的战略导弹试验基地，图拉塔姆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就是后来世界著名的拜科努尔。苏联的飞机与防空人员紧急动员起来，但是一架米格-19飞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坠毁，这种飞机也不可能靠近U-2，T-3拦截机在入侵者离开后也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批准，使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秘密机场，萨雷沙甘没有可供发射的防空导弹，两架从图拉塔姆起飞的T-3拦截机也不可能追上目标，其中一架还没有挂火箭，只是在最后时刻才设法挂上了一枚用于米格-19飞机的导弹。
在克里米亚别墅的客人离开后，赫鲁晓夫和谢尔盖来到海滩散步，两人脸色都很阴沉。在被问到如何才能把美国飞机赶走时，赫鲁晓夫开始咒骂起来。他没有什么办法，他说，只有吞下这枚“苦果”。再进行抗议只会证实帝国主义者的设想，“这只能是弱者对强者的抱怨；强者根本不会把弱者的抱怨放在心上，还会继续他们的无视举动的。”
赫鲁晓夫不可能猜出是谁同意了这最近一次的侦察飞行。肯定不会是他的“朋友”艾森豪威尔；他肯定不会在5月16日巴黎首脑会晤即将来到时做出这一决定的。肯定是艾伦·杜勒斯干的，他想在首脑会晤的前夕反复显示美国的优势。他觉得很有必要反复向苏联军方说明这一侵略行径，并严肃地命令马利诺夫斯基保证将下次的入侵者击落，并指示对几位将军和其他一些军官进行严厉的处罚。
然而，艾森豪威尔不仅亲自批准了4月9日的入侵飞行，而且还同意在当月晚些时候再进行一次飞行。杜勒斯与理查德·比塞尔（他在中央情报局负责U-2飞行计划）想得到关于图拉塔姆的最新照片。想看一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军工设施，想拍摄几幅普列谢斯克的照片。普列谢斯克位于莫斯科以北大约600英里处，据报道，苏联第一枚可供实战的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做好了部署的准备。如果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拍摄不到这些导弹的照片，那么由于太阳在北半球角度的关系，他们就只好等上整整一年的时间。艾森豪威尔又一次犹豫了，但后来他还是不情愿地同意了再进行一次飞行，时间不得晚于4月25日，如果由于天气原因，截止日期可以延长到5月1日。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的飞行还是到那时为止最为大胆的行动。在此之前，U-2飞机从来没有从中部横穿过苏联领空。这一代号为“大满贯行动”的新任务将从巴基斯坦起飞，飞过图拉塔姆，向北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向西北到达普列谢斯克，然后在挪威的博德降落。
当赫鲁晓夫的汽车从列宁山驶向克里姆林宫时，苏联的防空指挥所已经陷入一片慌乱之中。不仅是马利诺夫斯基，就连赫鲁晓夫本人都给他们打电话发出警告：再不能将美国的间谍飞机打下来，那将是一种耻辱，毕竟国家已经为摧毁它们花费了金钱。虽然在这样重大的节日期间，苏联军队处于较低的战备状态，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样的灾难已经不可避免。
当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飞机接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苏联防空司令部派出了一架独立的高空拦截机，当时这架飞机正好位于附近的科尔索沃空军基地，本来是要到其他地方去的。这架T-3飞机的飞行员，伊格尔·门蒂奥科夫（Igor Mentyukov）上尉，本来身着礼服正在当地的公共汽车站等车，然后一辆汽车驶了过来，将他飞快地送回了基地。当时他身边既没有高空飞行服，也没有氧气面罩，飞机也没有装备武器。在12英里的高空，他将没有可供呼吸的氧气。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命令去寻找U-2飞机，进行追击。对于门蒂奥科夫来说，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能靠近鲍尔斯的飞机，于是安全地返回了基地。
谢尔盖·萨弗罗诺夫大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米格-19飞机被本来瞄准鲍尔斯飞机的火箭击落了。当时，鲍尔斯的飞机已经被击中，或者说是被机身后面爆炸的导弹所毁伤。但是当U-2飞机的巨大碎片在苏联雷达屏幕上显示其仍处于飞行状态时，他们又发射了一批导弹，结果将萨弗罗诺夫击落。[2]
虽然中央情报局肯定在U-2飞机坠毁时没有飞行员能生存下来，但鲍尔斯还是安全地打开了降落伞，降落到了一个国营农场里。他被一个苏联农民扶了起来，但不久就落到了克格勃手里。他的被俘与供述可能会给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但美国总统要想得知鲍尔斯的命运还需要几天的时间。当得知这一消息时，赫鲁晓夫感到很欣喜。当时已是莫斯科将近中午时分，赫鲁晓夫正在检阅红场游行队伍，（游行队伍高举的旗帜上写着：“立即签署德国和平协议！给农业更多的化肥！”）突然，苏联防空军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元帅，从陵墓上的领导人中间挤到了赫鲁晓夫跟前。比留佐夫当时没有穿礼服，在场的外国使节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赫鲁晓夫面前的麦克风没有将他们的整个谈话都收录进来，但整个广场都能听到赫鲁晓夫的大喊：“干得好！”
他儿子说，当那天晚上回到家时，赫鲁晓夫“显得异乎寻常的高兴。他觉得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机会”，但是这种复仇还远没有结束。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不暴露他已经击毁了飞机，抓获了飞行员，等美国人落入圈套，看他们会讲出什么欲盖弥彰的故事，然后再揭穿他们。谢尔盖回忆说，这样他就可以对“多年来对他进行羞辱的”折磨者进行报复了。
赫鲁晓夫仍然认为艾森豪威尔对此并不知情，是那些军队与中央情报局里的顽固分子捣的鬼。要是在平时，这肯定会让他感到特别烦恼，但此时却更加增强了他的自信。赫鲁晓夫告诉他儿子说，如果间谍归间谍，外交却是另外一回事的话，那他们期待已久的巴黎首脑会晤还可以如期举行。甚至空军元帅康斯坦丁·维辛宁原定于5月14日对华盛顿的访问也可以按计划进行。赫鲁晓夫认为，当他收起圈套，公开鲍尔斯的命运时，懊恼的艾森豪威尔也许会进行道歉，甚至对被俘美国飞行员的公开审判也会束手无策。
他的计划聪明过了头，他变成了主要的受害者。事实上，正像他1969年向一位来访的美国人所承认的那样，U-2飞机事件成为他政治生涯终结的开始。A.麦克吉希·哈维博士是来莫斯科给赫鲁晓夫患病的女儿叶勒娜看病的。在赫鲁晓夫家里吃饭时（这种安排已经很不容易，因为赫鲁晓夫当时在家里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状态），哈维博士问他的主人为什么会从权坛上跌落下来。“在那件事情发生前，一切都很好。”赫鲁晓夫回答说：“从加里·鲍尔斯的U-2飞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起，我就不再能完全控制局面了。”从那以后，“那些认为美国具有帝国主义企图以及军事实力最为重要的人找到了他们需要的证据，当U-2飞机事件发生后，我就没有能力再去克服这种观念了。”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不过这也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要想了解U-2飞机事件的全部影响与后果，我们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在此之前及之后的东西方外交关系。就西方国家而言，赫鲁晓夫美国之行燃起的希望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但是赫鲁晓夫本人的失望情绪是从1960年4月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