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第三个定义策略——理论问题框架的分析和比较——直到近来一直是人们所热衷的。我仍然认为这是一切文化研究的本质因素，但其棘手的地方在于，抽象的话语形式把思想与产生思想的或这些思想最初所指的社会复杂性割裂开来。如果这些不能得到连续的重建，或用做参照点，那么，理论的澄清就有独立的必要了。在各种教学活动或类似的交流中，理论话语对听者来说似乎是一种知识体操。关键是学习一种新语言，这需要时间和努力，但却仅仅是为了得心应手地使用它。同时，新的话语形式总是使人感到沉闷，也许是压抑。我认为对学生来说，这是非常普遍的体验，即使“理论”最终将赋予新的理解力和表现力。这就是我们许多人现在都认为从具体个案开始之所以有益的原因之一，要么历史地教学理论，将其作为连续的、语境化了的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要么紧紧抓住理论问题和当代经验。
由此我想到我最喜欢的定义策略。关键的问题是：文化研究的特殊对象是什么？文化研究究竟研究什么？
简单的抽象：意识，主体性
我已经说明，“文化”作为提示物具有价值，但它不是一个确切的范畴；雷蒙·威廉斯曾挖掘过文化的巨大历史宝库。对文化这个多义词是没有什么定义的：如果以为我们可以说“因此，该词的意思是……”并指望把历史上(自不必说未来的)一连串含义整理出来，那就是理性主义的幻觉。所以，尽管我打着文化的招牌，而且要继续使用这个意义不准确的词，但就定义来说我寻求其他术语。
我所用的关键词是“意识”和“主体性”，而关键的问题现在也存在于二者之间的某处。对我来说，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的，或者是我们借以生存的主体形态，甚或用一句危险的压缩或还原的话说，是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这些定义米纳和解释了马克思的一些简单的抽象概念，但也重视它们在当代引起的共鸣。我所说的意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意识。作为理解人类社会的(第五个)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人类“也有意识”。这种用法也见于他们的晚期著作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含蓄地提到意识，在把最糟糕的建筑家与最优秀的蜜蜂相区别时，他说建筑家的产品在被生产之前就“已经理想地存在了”。它存在于意识中，存在于想象中。换言之，人类以一种理想或想象的生活为特点，在这种生活中，人类培养意志，产生梦想，提出各种范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称此为“类存在”的特征，后来，他称此为“普遍-历史范畴”，对一切历史都是真实的，是一个简单而普遍的抽象。尽管这种用法不那么明确，但马克思也习惯用指社会过程的“主观方面”。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我还不能确切地掌握马克思的话语)，意识具有压倒一切的认知内涵：它与对社会和自然界的认识有关(尤其是正确的认识)。我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意识比这种含义要宽泛得多！它包括对自我的意识，一种能动的精神和道德的自我生产。然而，他无疑更感兴趣于经过概念组织的认识，尤其是在他对特殊意识形态的形式(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唯心主义等)的讨论中。在他最有意义的论思维性质的文本(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意识的其他方式，如美学、宗教等都被廓除了。
“主体性”在这里尤其重要，它向意识中的诸种缺场提出了挑战。比如，主体性包括可能性，例如，它包括主观上能动的一些因素或冲动——它们感动我们——却又不被意识感知。主体性(在误导的传统区分中)突出被归于审美或情感生活以及常规认为属于“女性”符码的那些因素。它聚焦于“我是谁”或同样重要的文化上的“我们是谁”的问题，聚焦于个体和集体的身份。它相关于结构主义最重要的洞见：主体性是生产的而非给定的，因此是探究的对象而非前提或出发点。
在我对文化研究的全盘考虑中，我发现“形式”这个概念也反复出现。这个术语背后隐藏着两个影响源。马克思在《资本论》(尤其是在《导言》)中审视经济流通的不同时刻时，不断使用“形式”或“社会形式”或“历史形式”等术语：他分析了金融形式、商品形式和抽象劳动形式，等等。在撰写意识或主观性时则不太经常使用这同一种语言。最著名的例子是1859年的《前言》：
总是应该把生产的经济状况的物质改造，这是由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所决定的，与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审美的或哲学的生产——简言之，人们借以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加以抵制的意识形态形式区别开来。
这段话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它暗示了与马克思自己的研究项目不同的一种平行项目。他所关注的是人类借以生产和再生产其物质生活的社会形式。他以较具体的叙述抽象、分析有时是重建了社会生活的经济形式和倾向。在我看来，文化研究也关注整个社会(或更广义上的社会构形)及其运动的方式。但却从另一个互补的视点审视社会过程。我们的任务是在具体研究中抽象、描述和重建人们借以“生活”、意识并主观地维护自身的社会形式。
结构主义的一些比较宽泛的见解进一步加强了对形式的强调。这些见解勾画出我们主观地栖居于其中的那些形式的被建构的性质，这些形式包括：语言，符号，意识形态，话语和神话。它们指出了形式的组织规则和原则——如果愿意也可以说是形式的形式性(form-ful-ness)。尽管常常定位于过高的抽象层面(如一般语言而非诸种特殊语言)，但仍然强化了我们对社会形式的坚实、确定和实际存在的感觉，它们通过社会生活的主观方面施加压力。这并不是说对形式的如是描述就已经足够了。重要的是还要看到主体形式的历史性质。在这一语境中，历史用指两种迥异的事物。首先，我们需要从压力或倾向尤其是矛盾方面看待主体性的形式。换言之，甚至在抽象分析中，我们也应该寻找运动和综合的原则。其次，我们需要主体性形式的各种历史，在这些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倾向是如何被其他社会规定所改造的，包括通过物质需要而起作用的那些规定。
一旦我们将此作为任务提出来，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迄今所用的简单抽象并未使我们走出很远。能够使我们明确阐述主体社会形式及其不同存在时刻的所有中介范畴都在哪里呢？就我们给文化下的定义来看，我们不能局限于专门实践、特殊文类或通俗消遣。一切社会实践都可以从文化的视点加以主观地审视，这是由社会实践的工作所决定的。比如，对工厂工作、工会组织、超级市场内部和周围的生活，以及像“媒体”(误导的统一体！)与其(主要是家庭的)消费方式的明显目标，都可以如是审视。
资本线路——文化线路？
所以，我们首先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具有丰富中介范畴的模式，它应比现存的一般理论含有更多层次。正是在这方面我发现，就现存理论状态提出一种现实主义的假设是有所裨益的。如果现存理论——以及与其相关的研究模式——实际上表达了同一复杂过程的不同方面的话，那该如何呢？如果它们都是真实的，但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所涉及的、最清楚显见的部分是真实的，那又如何呢？如果它们都是虚假或不完整的，易于误导的，因为它们只是片面的因而不能把握整个过程，那又如何呢？如果(在不修改理论的情况下)“发展”这种能力的种种努力实际导致了粗糙危险的(意识形态)结论，那又如何呢？
我当然不想即刻同意这一论点的认识论前提。我希望能据其结果来判断。但整个论点的直接优点在于，它有助于说明一个关键特征：即我们已经指出的理论和学科的破碎性。当然，这可以用我们已经考虑过的政治、社会和话语差异来解释：尤其是知识和学术的劳动分工，以及对文化资本的专门形式的社会再生产。然而，我发现把这些明显的差异与它们力图描写的过程联系起来则更令人满意。也许学术分化也是与相当不同的社会立场和观点相对应的，不同方面的文化线路就是通过这些立场和观点最明显表达出来的。这不仅能说明不同理论的差异，而且也能说明这些差异的重复和持续，尤其是在相近的众多方法之间。
展开这个论点的最佳方法是冒险对文化过程的不同方面或时刻进行临时描写，把不同的理论框架与之关联起来。这样一种模式如果能站得住脚的话，不可能是完全的抽象或理论。其价值将是探索性的或解释性的。它可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理论各不相同，但本身不能描述一种理想的方法。它充其量可以为未来理想方法的发展或这些方法的改造或综合提供向导。在下文中记住这些警告是很重要的。我发现(按照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悠久传统)以图解的方式提出一种模式是最容易的方法。这个图形旨在表明一种生产线路，即文化产品的流通和消费。图中的每一方框代表线路的一个时刻。每一时刻或方面都取决于其他方面或时刻，对于整体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每一方面都是独特的，涉及形式的特殊变化。不言而喻，如果我们处于这个线路的某一时刻，我们大可不必看到其他时刻都在发生什么。在某一特定时刻对于我们最最重要的形式也许与在其他时刻的形式完全不同。结果，过程全部消失了。比如，一切文化产品都要求是被生产的，但却不可能通过将其作为文本而“细查”来推断其生产条件。同样，一切文化产品都要受到非职业分析家的“阅读”(否则它们的生产便会无利可图)，但是，从我们自己的分析中，事实上从其生产条件中，我们无法预见这些阅读。众所周知，我们的全部交流都可能以无法辨认或至少是改造了的形式回归我们自身。我们往往称此为误解，如果我们是称职的学术人，则称此为误读。但这种“失误”是如此普遍(存在于整个社会)，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是正常的。那么，为了理解这些改造，我们就必须理解消费或阅读的特殊条件。这包括资源与权力、物质与文化的不对称。它们也包括在特殊社会环境中已经活跃的现存文化因素的综合(在图中称作“活生生的文化”)，以及这些综合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话语和意义的这些储存反过来又成为新的文化生产的原材料。事实上，它们是特定文化生产的条件。
在我们的社会里，许多文化生产形式也采取资本主义商品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特别提供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见指向时刻1的箭头)以及特殊的资本主义消费条件(见指向时刻3的箭头)。这当然不能说明有关这些时刻的一切，这也可以依照其他原则加以构建，但在这些情况下，这条线路就既是资本及其扩大再生产的线路，同时又是主体形式的生产和流通的线路。
如果我们举一个特殊的例子，线路的某些含义就更清楚了。比如，我们可以在这条线路周围匆匆驾驶一辆微型米特罗(Mini Metro)车。我选择米特罗是因为这是20世纪后期非常标准的资本主义商品，碰巧具有特别丰富的意义积累。米特罗是拯救了英国汽车工业的那种车，它打败了市场对手，解决了英国雷兰德(Leyland)尖锐的工业纪律问题。它已经成为解决这个国家内外威胁的办法。初次投放市场时所做的广告可谓非同凡响。在一个电视广告上，一队微型米特罗把一堆进口车追至(并显然落入)多佛白色悬崖，从这里，它们就仿佛飞机一样壮观地飞走了。这是以作为民族英雄的米特罗回归的敦刻尔克精神。当然，这些是我想要抽取出来进行详细研究的一些形式——民族史诗，民众对二战的记忆，内外威胁，等等。但是，这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如是什么构成了这些例子中的“文本”(或这些抽象的原材料)？像巴尔特分析雪铁龙生产线那样分析米特罗本身的设计就足够了吗？我们怎么能够排除广告和汽车展厅的展览？我们是否应该把米特罗包括在关于民族经济复苏和道德复兴的话语之中？
假定我们对这些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并自找一些麻烦)，仍然存在一些尚未提出的问题。特殊的消费者和读者群体私下里如何看待米特罗现象？我们将看到各种各样的反应。比如，雷兰德的工人对这种汽车的看法会完全不同于仅只购买这种车的人。此外，米特罗(及其已经改变了的意义)变成上班和接孩子回家的一种方式。它也可能有助于生产，如工作生活的取向，把工业“和平”与民族兴盛联系起来。然后，这一整个线路的产品当然要再次回归生产的时刻——作为重新投资的利润，但也作为市场调研员对“流行程度”的发现(资本自身的“文化研究”)。接下来英国雷兰德公司采用的用以出售汽车和削弱工人的类似策略意味着是从这一插曲的(两种)大量积累。事实上，米特罗成了广为扩散的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小小范式，尽管不是第一种，对此，我们可以简括地称之为“民族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