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即1969年8月15日，伍德斯托克演唱会举办。原计划可能有5万人参加，实际却有50万人出席。一般认为，伍德斯托克演唱会是反文化运动最大的成就。那是一个新开端。不是一次演唱会，而是一个民族的新开端。乔尼·米歇尔的歌《伍德斯托克》体现了当时全部的乐观主义，“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和扬”于1970年将其录制成唱片：“我梦见我看到了死亡轰炸机／踏着短枪在空中荡漾／变成无数只蝴蝶／在我们祖国的上方。”
这种乐观主义很快就消失了。如果伍德斯托克是个开端的话，那就是这样一种认识的开端，即反文化运动的“政治”一翼现在已经是这场运动的低级合作者。也许在一年前，芝加哥诸场演唱会后，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这当然很重要，当时，易皮士们尽最大努力才吸引了1万人游说“民主死亡会议”，而伍德斯托克的组织者们却吸引了50万人。当阿贝·霍夫曼试图代表在狱中的“白豹约翰·辛克莱”而招徕听众时，情况更加严重，他被“谁的彼德·汤森”打下了舞台。在霍夫曼失败的地方，另一些人成功了。“乡村乔·麦克唐纳”在一次“操它战争”演唱会上赢得了听众。由于不满足于此，在演唱《我感到我要疲倦而死》的中途，他又进一步要求更多的参与：“听着，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希望怎样制止战争，如果你们不唱得更好的话。那里大约有30万名像你们这样的家伙，我要让你们唱起来，唱起来吧！”
除了揭示出文化内部的分化外，这场演唱会还表明反文化运动对商业化敞开的程度，当舞台上庆祝反文化社区的壮大时，唱片公司则在庆祝摇滚乐市场的壮大。“蒙特雷”曾被摇滚乐产业视为新天才的展销会。“伍德斯托克”则是一次成功市场营销演习。
《解放新闻服务》称“伍德斯托克”是“榨取青年文化利润的商人的一次胜利”[37]。“杰佛逊飞机”的前经理比尔·格拉海姆也作出相同评价：“伍德斯托克的真正成就是告诉人们摇滚乐是一门大生意。”[38]
如果伍德斯托克的诸多启示还不完全是反文化运动的结束的话，那么，1969年12月就似乎非常接近它的尾声了。12月1日，征兵彩票上市了。[39]据阿布·派克所说，这产生了直接反响：“许多曾经抗议战争不值得他们为之献出生命的人，现在都在生日日期上打上了很大的数字，足以使他们成为平民，许多人也告别了反文化运动。”[40]更糟的还在后面：12月的头8天目睹了查尔斯·曼森及其“家人”在洛杉矶被控谋杀罪。用旧金山“地下”报纸《好时光》的话说，起诉是“在大众的狂怒和恐惧之中提出的，他们不仅反对曼森，而且还反对社区和普遍的长头发”[41]。《滚石乐》甚至感到有义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曼森是嬉皮士吗？”[42]
然而，对反文化运动打击最大的事件于12月16日发生在旧金山郊外阿尔塔蒙高速公路旁。当滚石乐队正在演唱时，一位18岁的黑人青年梅瑞狄斯·亨特被刺伤并被毒打致死，距米克·加格边舞边唱的地方还不到29英尺。亨特身上有16处刀伤，头部多处擦伤，全由脚踢所致。同一天早些时候，“地狱的天使”袭击了另一位黑人青年。“杰佛逊飞机”的马蒂·巴林曾去帮忙，结果也被打得失去知觉。
随着反文化运动乱了阵脚，许多曾经离开美国的人现在又考虑回到美国。大卫·克罗斯比集幽默与妄想于一体的《几乎剪断了我的头发》戏剧性地表现了这一两难境地。在克罗斯比的歌中，对反文化运动的忠诚压过了逃离的诱惑。
随着下一个10年的开始，霸权为赢得舆论采取的另一个策略即高压政治缩紧了包围圈。1970年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学四名学生抗议尼克松政府在柬埔寨的战争升级，当场被国民警卫队击毙。其他示威也遭到同样的暴力。纽约州立大学有12名学生受枪伤。新墨西哥大学有9名学生被刀刺。杰克逊州立大学有2名学生被枪杀，12名学生受伤。尼克松的反应是称这些反战学生为“这些白痴，你看，正在毁掉校园”[43]。“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和扬”的反应是尼尔·扬的一首歌《俄亥俄》。[44]歌的开头是：“士兵和尼克松来了／我们终于站稳了脚跟／今夏我听到了鼓声／俄亥俄有四名丧生。”
西海岸摇滚乐成为反文化运动的反美越战的一个符号和焦点。当然，音乐本身不能制止战争；西海岸摇滚乐的成就帮助形成了一种文化，使得美国很难证明它在越南的战争的合理性。
遗产
西海岸反文化运动随着其音乐的合营和战争的结束而告终，这明显导致了与这场冲突有关的音乐的减少。
在20世纪80年代，有两股矛盾的冲动曾掀起一个复兴的势头：(1)新的政治气候使得越战成为值得“骄傲”而非“耻辱”的事；(2)把美国在中美洲的政策视作为新的越战打基础。
这种新的政治气候无疑为越战老兵的音乐找到了听众。诸如迈克尔·马丁和提姆·霍利代等人都从越南回来，只是为了每天晚上再回到那里去。“在记忆的需要／与忘却的理由之间撕裂。”[45]在10年的沉默和历史遗忘之后，人们又能听到这种音乐了。布鲁斯·斯普林斯蒂尼的“生于美国”无疑助长了这一过程。鲍布·狄伦也打破了他对战争保持的沉默。在《帝国讽刺》(1985)中，“清秀的孩子”讲述了归国老兵面对的种种困难。
斯普林斯蒂尼论战争的作品的有趣之处在于，对他来说，战争成了讨论现在的工具。“生于美国”既是一首关于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歌，同时又是讨论越战问题的歌。在最近为埃德文·斯塔尔的《战争》(1986)的封面歌曲所作的促销录像带中，斯普林斯蒂尼又利用战争讨论当代美国。这次的焦点是美国对尼加拉瓜事件的参与。录像开始的一个镜头是父子共同观看关于越战的电视新闻报道。当斯普林斯蒂尼开始唱这首歌时，我们看到一个蒙太奇，镜头把越战与今日的尼加拉瓜联系起来。斯普林斯蒂尼的声音为画面提供了一番评论：
如果你在60年代长大，你每天晚上都在电视上与战争一起成长。那是你的朋友们参与的一场战争。……今天晚上我要把这首歌献给在那里的全体青年人。……下一次他们再看着你的时候，你将需要大量的信息以便知道你究竟想干什么。因为在1985年，你对领袖或任何事物的盲目信仰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我现在所谈的是战争……
斯普林斯蒂尼然后演出了一场非常有力的“活报剧”，即斯塔尔经典的反战歌曲。随着音乐的消失，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父子共同观看越战新闻的那个房间；报道仍在继续，不过现在只有父亲一人在观看。斯普林斯蒂尼的歌和录像为中美洲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一种反解释。他对听众说“你们需要大量的信息”时，我们听到了西海岸反文化运动政治和实践的回声，形势当然相当不同了。不仅这是一场不同的战争，而且听众也不同了——一个市场，而非一个“别一”社区。此外，斯普林斯蒂尼所表达的是他个人的政治关怀(当然不是没有同道者)，而非表达一个活跃而有组织的集体的观点。
(陈永国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