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艺术创造——有几个代表从一开始就这样认为——今天是跨国经济统治体系的牺牲品，为了反对它，我们必须组织起来……难道我们命中注定要成为庞大的利益帝国的附庸吗？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将为人们提供一个机会，通过他们的政府去要求真正的文化抵抗，要求针对这种统治、针对——让我们实话实说——这种经济与知识的帝国主义展开一场真正的运动。
对于那些熟悉国际问题的人来说，法国文化部长杰克·朗在墨西哥城所作的这样一个宣言算不上什么事情。但听到这些话出自一个工业大国的官方代表之口的确是件大事，他的干预所造成的国际和国内分歧充分表明了这一点。除了美国表示“极为愤怒”之外，朗的这篇“受到东方集团和第三世界国家欢迎”的讲话在西方阵营内部引起了分裂。
法国媒体的评论忽略了朗对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联结，而把焦点放在了“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尽管朗的讲话从未提到过美国)上面，并且把它转化为一场价值评判与臆断的战斗。朗被控发动了“一场贝雷帽、布列舞和布列塔风笛之战”，它所针对的是达希尔·哈米特、切斯特·海姆斯、威廉·艾里什、奥森·韦尔斯、梅雷迪思·蒙克、理查德·福尔曼、杰克逊·波洛克、安迪·沃霍尔、梅尔塞·坎宁安等人。最激烈的评论家之一写道，“最糟糕的百老汇大街总是会超过民间木屐舞的可怜巴巴的场面”。
这种“民族自虐”的爆发好像标志着一个知识界在法国的出现，它为了诋毁其渊源的文化运用了轻蔑的语调和荒谬的例子，像许多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精英在庆祝雷盖乐和萨尔萨舞这类从前遭受蔑视的大众文化形式的“诞生”之前等待它们乘着跨国公司的羽翼回家时所做的一样。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法国现象。它要么在其物质的语境中要么在其历史的语境中来思考文化，它以这种能力把自己扎根于“文化”与“技术”相对抗的法国传统之中。如同《技术、文化与交流》一书所指出的：
为什么对文化与技术的联合会有如此强烈的抵触？为什么会有分离两者即通过文学与美学这样单独的途径来看待前者——因此在本质上享有声望——而把后者看作是功利主义产物的倾向呢？为什么要把文化同它自身的物质性与生产的历史条件相调和会存在这样的困难呢？为什么长期以来不仅在分析文化一体化的机构方面而且在批判地提出(不同于纯粹冷漠的态度或精英主义的观点)他们自己同媒体的关系问题方面知识分子始终保持沉默呢？
当然，人们不仅具有个人趣味和美学倾向的文化，而且还有社会阶级和专业兴趣的文化。承认这点可以使我们看到，知识与无知之间、人们想要学习的和不能忽视的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联系。充满悖论的是，对“世界主义”的最强烈的要求在法国总是伴随着近于无知的地方主义。
关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适时地提醒我们，在“拉丁语系”国家并非每个人都操相同的语言：“在等《达拉斯》后面几集的时候，摩洛哥电视台正在播放另一部连续剧《征服西方》。竟然用的是法语！这是通过巴黎对阿拉伯世界的双重侮辱。”正如摩洛哥作家塔希尔·本·杰隆所回顾的，文化征服之路是殖民传统曲折变化的必然结果。但这并非全部，如1982年蒙迪亚古会议美国代表团副团长所说：“朗先生断言‘文化与经济：同样的斗争’的时候，他应该想到跨国公司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法国兴旺发达，应该想到法国像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出口它的文化。”
这是一个危险地带吗？比起这些宣言，这更会让我们相信。因为对邪恶的“他者”的指责从来免不了某种假仁假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认同的核心会看到。在视听媒体领域，文化认同至少以四种方式充当现实的掩护，充当不以另一种观点思考的方式。
例1：单纯依赖于像进口胶片限额制这样简单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尽管冠以“保卫国家领土”的理由，该政策有许多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它在此地与其他地区之间设置了一道地理分界线。当它限制国外影响的时候，所提出的不过是限制本身。要使限额措施有效，至少必须配以生产政策所必需的补充。采取限额措施的政府基本上什么也没做的时候却好像正在做许多事情。
例2：为了地方局部利益——公务员、技术员、管理人员、艺术人员等固定在象牙塔中的人们——的更大利润而保护作为一张面具的文化认同。当保护文化认同与保护固有的过去混为一体时，便具有充当绝对保守角色的危险。它发现自己会沦为自满的角色，实际上会沦为令人窒息的地方主义。
例3：沦为民族标签的文化认同突然发现了某种实质上是跨国翻版的东西。例如，大量的电视连续剧都落入了这个陷阱。诚然，这些故事所依据的可能是该民族的过去或真正的历史状况，但其总的叙事方式却是电视大帝国所特有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认同变成了栩栩如生的民间传说。
例4：作为另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旗手的文化认同。例如，当一国作为语言共同体的捍卫者出现并且只把后者看作是由共同语言来统一的市场而不考虑其内在的差异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使用拉丁语”的历史是该趋势的一个主要例子。正如居伊·马蒂尼埃所解释的：
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法国所创造的拉丁美洲的概念是在军事——科学——远征墨西哥前夕诞生的。从前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的美洲受到拿破仑三世时期法国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影响，这一拉丁定义对这位帝王的伟大计划(grand dessein)作出了绝妙的回应……欧洲天主教王朝的继承者法国为了在避免欧洲衰落的同时制止“新教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兴起”，在美洲和世界高举着拉丁民族——即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火炬。当时，面对这种法国的“文化”倡议，很快便有了呼应：“使用西班牙语”的概念很快作为对使用拉丁语的回应出现在西班牙。
通过依赖于北半球国家的角度探讨第三世界的传播问题，人们常常会忽视每个国家体系的特性。因此，巴西的制作在意大利频频出现甚至是墨西哥的制作在美国日益增多，这样的事实使大多数人困惑而吃惊。只有去看看每个国家文化、政府和工业之间的关系才能消除这种困惑。这样的分析会使我们明白，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还不得不选择自己的电视系统的时候，另一些国家早已站在了跨国技术体系的最前沿；这也解释了国际多媒体集团在巴西和墨西哥所有权的密集程度远在西欧之上的原因。
巴西最大的电视网雷德·格洛博(Rede Globo，创办于1965年)的拥有者是格洛博组织。该组织包括一份报纸《啊，格洛博》(创办于1925年，是全国最大的报纸之一)、格洛博广播电台(创办于1944年，由AM和FM波段的17个频道组成)、一家出版公司(La Rio Grafica Editora)、格洛博视听录制公司(SIGLA)、电子工业电信公司、娱乐业承办公司(VASGLO)、环球美术馆、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格洛博电视网(拥有5家播放台、36家附属台和许许多多的转播台)。
格洛博电视制作的水平是，拥有大量观众的节目中进口数量最多占1/10。1978年，雷德·格洛博创办了罗伯托·马里尼奥文化基金会，据他自己的说法，基金会“同巴西的社团一道致力于寻求解决公益问题的途径”。如今，雷德·格洛博占巴西媒体广告支出的70％：1979年，有7.6亿美元投在了巴西电视广告上。这比得上英国总数为9.5亿美元的投入，而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是巴西的两倍，消费者市场是巴西的三倍。
在墨西哥，创建于1973年的一家集团特莱维萨(Televisa)拥有四个电视频道，下属的61家转播台几乎覆盖了整个国家。在5500万观众总数中，该电视网在1979年就占有4100万。组成特莱维萨集团的47家公司覆盖了文化业的各个方面。特莱维萨集团的所有权还扩展到了包括全国最大一家电台在内的五家广播电台、占墨西哥市场最大印刷量的五家出版社(书籍和杂志)、从剧院到足球俱乐部以及流行歌星和连锁电影院都包括在内的九家娱乐业公司，包括一家只制作卡通片的公司在内的三家电影制片厂、四家唱片公司、一家旅行社，等等。特莱维萨集团效仿雷德·格洛博的做法也拥有一家同名文化基金会。特莱维萨集团还是墨西哥首都最新的一家博物馆鲁菲诺·塔马约博物馆所藏艺术品的赞助者。最后要提到的是，除了上面所谈到的公司图书馆，它还经营着一家历史文献资料研究所。
特莱维萨帝国的许多部门使墨西哥在广播电视史上成为一个特例，其由单独的私营联合大企业所垄断的程度实际上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能与之匹敌者。所发生的一切都好像表明，墨西哥政体所特有的单一政党结构已经被换成了商业电视系统。
特莱维萨和雷德·格洛博的文化基金会不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帝国简单的附属物，而是向正规教育领域渗透的强大手段，这使得这些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它们的社会功能。人们可以设想他们对于引进新技术的重要性，把自己想象为文化活动新形式的实验室。对于这些所谓的慈善企业来说，公司绝妙的逃税手段同时也是政府把它的部分责任转嫁给私营企业的重要范例。通过罗伯托·马里尼奥基金会的电视课程第二级(Tclecurso，2e Grau)或特莱维萨文化基金会的大学课程(每天6小时，自1980年以来播送了7500套节目)，公私部门之间一种新颖的合作模式建立起来了。
无论是从建立多媒体集团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传播硬件生产的角度来看，“第三世界”这个名称如今看起来越来越没有意义了。一系列可互换的名称(南半球国家、发展中国家、边缘国家等)不再切合它们被认为所指的现实。外交语言如今在许多国家之间作出了区分：首先是石油输出国(大部分是欧佩克的成员)；其次是那些具有相当工业基础的石油进口国家(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最后是那些同时缺少能源和足够工业基础的国家，它们被归在“欠发达国家”这一名称之下。然而，这种区分丝毫也影响不到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和财政力量的加强。仅五个最大的工业国家——美国、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就占整个国际贸易的近40％。
这类工业化国家的不断增强始终伴随着重要的内部变动：美国国际投资的相对衰落(从1969年占世界总额的60％到1980年所占的40％)，美国不断向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投资实行开放政策(1967-1980年间，在美的国外投资总数从100亿美元增加到660亿美元)，西德和日本国际投资地位的上升(分别占直接投资世界总数的10％)，英国的衰落(1960-1980年，从占总数的20％降到14％)，法国稳定的地位(1980年占世界总数的5％)。1967-1975年间，整个直接投资中工业化国家所占比例从9％增长到74％。
工业化“国家集团”内部的再分配加上美国统治的相对衰弱与两个新兴技术领先国家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出现密切相关。如果我们衡量技术潜力所依据的是每一百万居民中从事研究与发展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那么在这两个国家过去十年中这类人数增加了约50％。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日本每一百万人中就有3608位科学家，而美国则为2854人，联邦德国为1802人，英国为1419人，法国为1327人，意大利为674人。这些数字也使我们比较出“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距离：在韩国该数字比例降到418人(尽管在十年内增长了三倍)，巴西为208人，墨西哥则为101人。在欠发达国家，数字下降得更多：象牙海岸降到74人，尼日尔为20人。
当我们考虑世界每一地区在电子产品方面所占比例的时候，人类潜力的不平衡便显得尤为突出：1980年，美国在这方面占生产总量的45％，日本占11％，整个西欧占28％，“世界其他地区”(不包括经互会国家和中国)占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