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奉古老的性别传说
原则上，男女都相信两性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却不尽然。问题出在，虽然女性希望相信自己在婚姻家庭中的确拥有权力，可当她们发现自己不足以与丈夫抗争时，她们通常不会马上明显表露自己的不满情绪，不愿承认自己没有拥有一个平等关系。同样，现今许多男女也被蒙蔽着，也就是说，他们口里说着平等，但实际上却仍力行着古老的传统。女性不是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已拥有一个平等婚姻，就是迂回避开与先生的正面冲突。她们会带着怀疑的眼神彼此问道：“这些男人到底怎么回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也要上班啊。”或者，她们会摇着头、转动着双眼说：“刚结婚时，他不是这个样子。”“男人就是无法了解。”她们会扭着嘴喃喃抱怨：“我以后再也不会求他了。”这些话听起来真是耳熟能详。
以至到了最后，工作与家庭问题成了女人不能解决的负担，而大多数女姓都认为，这种不能解决完全是她们自己的问题。因此，每当夫妻求助心理治疗，我们都要将工作和育儿问题重新界定，并将丈夫也一并纳入的时候，他们都大感惊讶。每当问及这些丈夫为什么不分担自己份内家务时，丈夫们的回答几乎都是那样的相似，归纳起来大致是：
·“我同意家庭和社会抚育男孩及女孩的方式的确不公平，但我从小就没有学过女人做的事。”
·“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自觉自愿地清理餐后残局？”
·每当我试着去做，她都在一旁指挥监督，抱怨这、抱怨那。
·“如果能免于离婚，我会试着改变。”
·“若不是工作时间太长，我一定会多分担一些家务。”
每对夫妻多多少少会抗拒改变，因为抗拒是人类本性。不过，一旦将问题摊在桌面上，我们就开始向这些古老传说挑战，要求双方以改变生活现况为基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男女在婚姻中不能一半一半地做到真正公平？主要是我们所属的社会和工作场所不容许我们这么做，此外，我们仍然虔诚地信奉古老的性别传说，非但不向它们，甚至向整个社会大文化宣战，反而变成连女性们都一再说服自己，使自己诚服，她们愿意承担大部份家务和育儿工作，或是她愿意暂别工作，甚至相信先生其实已经做了他该做的那一份。不管怎么样，夫妻会克服一切，但是，在这种情形下，若有任何其他压力加诸于婚姻，例如一个新宝宝出生，某个大人或孩子生病，先生失业或妻子遇到一个绝佳工作机会等等，婚姻实质上的不公平立刻就显山露水了，粉饰的稳定被击毁。于是，这座婚姻时钟不再滴答滴答地按着顺时针正常行走运转了。
一旦碰到这种僵局，女性们会认为是先生不对，她们很少想到这是今日婚姻的不完善，是男女有别传统文化对双方的误导。诚如一位观察力敏锐的少妇在我们中心作心理治疗时说：“我要同时扮演先生和妻子的角色，而他只要扮演先生就好了。”这些女性知道自己所抱怨的是什么，但她们既不敢向古老传统挑战，也不敢向整个大社会文化挑战，以期扭转自己的婚姻。我们社会允许女人身兼两种角色，而且只要她们能将这两种角色兼顾周详，那么，社会所给予男人的压力就是只要求他们扮演一种角色、执行一种任务即可。
一个婚姻逆命题
大部份年轻人都敏锐地觉察：只要由父母出钱，就表示凡事都得由父母做主。每个人似乎都同意，只要在金钱上仍然依附父母，就意味着他还是没有长大。然而，金钱的力量在婚姻中却不像亲子关系那么明显，在一些婚姻特别是新构建的婚姻中，金钱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罗曼蒂克的爱才是至高无上的，它“超乎”金钱之上，好像钱不应该把纯洁的爱情给玷污。所以，如果一个妻子给尚未毕业的莘莘学子丈夫以经济支持，我们会说她是为了爱才这么做；如果一个丈夫负担起家计和妻子的一切开支花销，让妻子在家里带孩子，那么，我们也会说，他是因为爱家才这么做。总之，婚姻中，我的就是你的。
“我的就是你的”，是否是一个正确命题？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它是有关浪漫爱情的真实谎言。在大部份离婚听证会上，夫妻俩都可以证明，打从开始，我的就不是你的。虽然结婚时说得那么言词凿凿 ，“我的就是你的，还分什么你我。”但到了现实世界，两人所默认的协定却是，“只要你使我快乐，我就会将我的钱与你分亨”。不幸的是，每个婚姻最终都是控制多于分享。
就像我先前提到的那样，如果一方在经济上依赖另一方，那么，他（通常是她）就丧失了与对方协商要不要去旅游、可不可以帮侄儿买电脑，谁应该做哪些家事，谁又应该在什么时候照顾孩子的权力。诚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这些问题虽然看似很小，但却能左右一个人的自主。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消费至上、崇拜金钱的商业世俗社会中，金钱在婚姻中发挥了很大的力量。虽然大部份夫妻可以凭借平衡婚姻权力或改变生活型态来抵消这一力量，但他们很少这么做。不管你喜不喜欢，金钱在婚姻关系中总能建立起新的权力平衡架构。
许多男女都同意，家庭主妇的理家工作的确很重要，然而不论在婚姻关系中或婚姻关系外，它却得不到任何实质权力。可笑的是，现在的家庭主妇所具有的权力更少，因为理家工作根本是一个不容易看见成果的工作，不像过往的家庭主妇，她们实际负责着家人吃穿的各项琐事及家务。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珍视到家庭主妇的贡献，只有在“三八妇女节”或者“母亲节”时，人们才会频频举杯向所有家庭主妇致以最崇高敬意。但在平常的日子里，她们在家工作不被认同，没有明份规定的薪水，也没有保障。而且所有家庭主妇都十分明白，她们没有病假可言。若不幸碰到离婚，夫妻的所得往往被认为是先生一个人的，如果钱是由丈夫赚的话。而妻子作为家庭主妇在家里所做的一切并没有被合计进去，法律也不认为他们两个人对婚姻关系有同等贡献。
所有这些事实对夫妻而言意味着，只要丈夫同意，身为家庭主妇的妻子才可以花他的钱；如果丈夫不同意，她便没有这份权利。经济上依赖的一方或较低的一方，会觉得收入较高的另一方有权利反对某些决定，有权利选择某些决定，而认为自己不得不顺从他/她的选择。这时，这个家庭所处的景况就是一方要先征得同意，而另一方则被告之是否允许或不允许。
这种夫妻之间微妙权力差异难免产生情感分歧：当一方在经济上处于依赖地位，不信任和怨恨便会开始腐蚀两人间的婚姻关系：有权力的一方可能不相信自己被爱是真的，因为他/她深切知道对方需要他/她的是经济支持，就像一个有钱人担心别人看上他的是钱而不是人。至于在经济上依赖的一方，则明白自己权力有多小，于是便藉着一些情感或性方式试图加以“平衡”，抑或失去许多自我以取悦配偶。事实就是如此，因为我们社会视上班赚钱远胜理家，只要先生赚钱养家，太太获得平等就是一个谎言。
这样说是否过于极端？我们认为不会，问题只是我们不习惯思考金钱和权力在爱之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知道这些问题是如何影响着我们。钱不是小事，我们是不是赚钱、如何赚钱、有多少钱以及钱对我们意义是什么，所有这一切，在在都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对别人的看法、对这个婚姻家庭的看法，钱成为自我评价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部份。所以，如果夫妻不了解金钱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等于忽略了他们身为独立个体和互为依偎伴侣所必需的一些重要信息。不幸的是，夫妻以及婚姻心理治疗专家很少这么做，曾经有一段时间，连我自己也没有这么做。
我渐渐开始彼此表达这种看法，甚至和当事人讨论到金钱、收入及其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我很快将这一技术发扬光大开来，教给正在受训的年轻心理治疗师。它最后成了我们在这个领域中专业交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份。一九九二年，我写了题为“有经济能力者就可以下达命令”的论文。文中的一个鲜明观点是：在婚姻中，如果钱不属于夫妇两人，而只属于先生一人时，那么这对夫妻所呈现的问题可能是无法沟通和解决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引用了一个典型案例：一位先生责备太太“挥霍无度”，而太太则觉得先生“过于小气”。当我直接了当问他们谁赚多少钱、谁有哪些权力、如何评价自己婚姻关系等问题时，妻子脱口而出：“我觉得与丈夫的关系就像雇主和不动产”。先生听了只是冷漠以对地说：“我不想扯那么远，但我的确感到在讨论钱该怎么用时，我们就变成了父女式关系。”
打那以后，我本能地感到这个带有强烈争议命题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婚姻家庭心理治疗医生，我觉得有责任客观地揭示问题的真实性。
金钱和权力的不平等会制造出婚姻问题。不论夫妻是否关心金钱分配运用，这方面的问题总是潜伏在他们的婚姻关系中。温翔和我曾为钱的问题公开面红耳赤。这是一个一直明摆着而长期没有得到正视的问题。温翔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音乐家，我是一个专门帮助别人的家庭婚姻心理治疗医生，这就是我们两人的结合，这种结合变成了没人愿意处理家里经济问题的主因。
我弟弟曾一再给我许多投资忠告，而我就是不开窍，因为投资牵涉到一些讨厌的事，例如要填一大堆表格、要当面去和股票经纪人讨论折扣回报、投资房地产长期不升值问题等等。当然，我们还受“生活越简单越好”的观念影响，不愿涉足投资领域。有趣的是，弟弟和我出自同一家庭，他却那么擅长理财，而我对投资理财却一窍不通。身为艺术家的温翔更是志清气高，对金钱鄙夷不屑，觉得将心思放在这种俗物上实在太不光彩。为此，我们经常默默争战，想要让对方掌管经济大权，这样未掌管的一方可以完全致力于“更高尚的事情”。
如今细察我们的关系，虽然没有仔细讨论过，但赚钱较多的一方还是拥有了较大权力。我仍然记得自己年轻时收入不及温翔，站在卖高级口红的柜台前常要迟疑好久，心里在不断说服自己，家里有好几条口红，不要再买了。如今，事过境迁，我注意到已经退休、赚钱不及我的温翔，每次在为某某人买礼物之前，都要先和我商量，而我却没有想到要先和他商量。只是在中年期，当我们两人的收入都旗鼓相当时，才没有金钱造成两人的无言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