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史上最牛公务员1:美人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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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寻欢作乐(1)

时至哲宗时期。当时,哲宗年纪尚幼,朝中大权把持在高大后手里。哲宗赵煦,原名赵佣,元丰五年(1082年)被他的老子宋神宗封为延安郡王。元丰八年,神宗生命弥留之际,赵煦只有八岁,而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都已过而立之年,在朝廷中颇有声望。当时,朝中大臣有不少意图策立雍王赵颢或曹王赵頵,赵颢与赵頵也时常去皇宫探视神宗,对皇位充满了奢望。高太后乃宋初名将高琼之后,姨母是仁宗曹皇后,她前后经历仁、英、神三朝,政治经验颇丰。高太后见二王居心叵测,便命人关闭宫门,禁止他们出入。

一日,高太后当着朝中大臣的面大夸赵煦温和孝顺,还将其每日所抄佛经给大臣们传阅。大臣们无不赞誉,高太后趁机宣读神宗诏书,拥立赵煦为太子。几天后,神宗驾崩,赵煦即位。

新帝登基,大赦天下,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妃;雍王赵颢进封扬王,曹王赵頵进封荆王,并加太保,宁国公赵佶(即后来的宋徽宗)进封遂宁郡王,仪国公赵佖进封太宁郡王,成国公赵俣进封咸宁郡王,和国公赵似进封普宁郡王;安康郡王宗隐、高密郡王宗晟、华原郡王宗愈、建安郡王宗绰、汉东郡王宗瑗皆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潞国公文彦博为司徒,济阳郡王曹佾为太保,王安石特进为司空,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乾德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董毡进封检校太尉、章惇为知枢密院事。

哲宗封完后宫、亲王、朝廷官员,在紫宸殿颁诏曰:“先帝临御十有九年,建政事以泽天下,而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烦扰,希列卿协心奉令,以告慰先帝之灵。”

不久,由于尚书左仆射王珪去世,蔡确接任尚书左仆射,韩缜升任尚书右仆射。在东京沉默多年的司马光受高太后提携,进封资政殿学士,被调回京,另一位大文人苏轼的弟弟苏辙,也由监筠州盐酒税被调回京,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颍州通判吕公著升为御史中丞,三司使曾布升为户部尚书。

宋朝历朝的机关虽然时有新设,但职位交替循规蹈矩,在职者升降、离任或去世后,其空缺便有他人补上。官职分三师、三公、三省、六部、六监、九寺等。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三省,即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监,即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木、司天。九寺,即太希、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卢、司农、大府。中书省和枢密院分持文武,另外有翰林学士和知制诏,是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的,翰林管内制,知制诏管外制。

神宗时期,王安石为相,司马光颇受压制,先是被罢翰林学士,出永兴军,一年左右,司马光请辞地方官,改判西京(洛阳)留司御史台。从此,司马光在洛阳一呆十五年,主编了《资治通鉴》一书。

司马光在洛阳编书的十几年中,颇得民心。据说他入朝时,一路有数以万计的百姓欢送,即便是皇帝垂幸,恐怕也未必有此声势。司马光一进京便言及神宗新法的弊端,开始闷头为朝廷书写奏表。当时,蔡确、韩缜、章惇等重臣皆知司马光之才,担心他进京得势,故向高太后和哲宗提出三年不可更新法度的建议。司马光闻之大怒,上奏道:“先帝时的法度,多是王安石一干人所设,祸国累民,今国家如病侵身体,不可缓医,否则病入膏肓,悔之晚矣。”

高太后沉吟不语,几天没有决断。

司马光见高太犹豫不决,便加快速度,将一篇万言书写完,历数王安石新法之弊。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今江西省东乡县人。其出生于仕宦之家,父亲王益乃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进士,曾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聪颖过人,有过目不忘之才,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官拜淮南节度判官。嘉祐三年,其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治国之道。熙宁元年(1068),大宋王朝面临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危机,王安石“越次入对”,上书主张变法,第二年官拜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历史上,对王安石的变法褒贬不一。明人杨慎做《铅丹录》,文中极力地抨击了王安石的新法,认为其为了推广新法,不尽手段,打击了大批的忠臣,将北宋送上了灭亡的道路。

梁启超在《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中,则为王安石及其新法翻了案,梁启超认为王安石应是一位“不世出之杰”。

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有其利弊存在,是与非的砝码应掌握在百姓的手上。王安石变法在封建社会,自有其积极性,但其出发点无非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而没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

王安石的“青苗法”和“免役法”弊端尤其显见。“青苗法”和“免役法”颁布的初衷无非是为了增加朝廷收入。“青苗法”是向老百姓摊派贷款,限期归还;而“免役法”是让百姓用钱来买兵役。初看这两个新法,是对老百姓有利的,实际上,在北宋末期,周边国家如西夏、大辽、金,不断在蚕食中原,百姓经济收入并不能保障。在这种背景下,多数百姓是没有钱用来买兵役的,所以,此法的针对面很狭小,无非是为那些富家子弟服务的。富家公子交了钱就免除了兵役,那穷苦的老百姓呢?“青苗法”则更加荒唐了,因为新法在上面说的冠冕堂皇,但到了下面,便成了很多地方榨取老百姓油水的工具,地方上用朝廷的法律做掩护,任意放发高利贷,苦的自然还是老百姓。

司马光的万言书打动了高太后,于是召集朝中重臣,庭议讨论。

枢密院事章惇道:“新法乃先帝(神宗)力推而行,王相(王安石)为之呕心沥血,眼下,各地成果初成,怎可一朝废去?”

司马光问道:“章大人可否到各州府调研?”

章惇道:“本官也曾游历各地,遍闻新法之利,像司马大人《万言书》中所言弊处并非不见,但总是少数,金无足赤,事无完美,我们怎能因少许瑕疵而影响大局呢。”

司马光说:“本官在地方上呆过,也曾遍访多处,所闻所见恰恰与章大人相反,新法在各地是利小而弊大。”

章惇向哲宗及高太后道:“万岁,太后,前朝功绩万不可草率废除啊。”

司马光道:“免役法有五害:旧役年满后兵士可退伍休息,虽疲劳而有所锻炼,而王安石新法,则是年年出钱,有钱则无须服役,百姓有钱者乐,无钱者怨,其害一也;旧役贫困百姓不须充役,王安石新法一律出钱,其害二也。旧役将士来自于基层良民,新法招募的是四方浮浪之人,一些作奸犯科之辈、贪赃枉法之辈亦在其中,一旦战事起,将士必定只顾一己生死,败国亡家,其害三也。大多百姓所有,不过微薄的谷物与钱币,还有气力,新法不用百姓之力,却以钱度量,若遇凶恶灾年,百姓不免变卖庄田、耕具以财贿官,其害四也。因新法颁布,州县提举多敛役钱,中饱私囊,其害五也。为今之计,莫若罢除免役法,重新推行熙宁旧法。”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苏轼的话刚完,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苏辙便积极声援自己的兄长,奏道:“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能自勉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或弃善为恶。邪正盛衰之源,未必不始于此。昔真宗奖用正人,忠良之士,相继而起。仁宗仁厚,是非之论,交于司谏。时执政大臣并非个个贤忠,然人人畏忌司谏,不敢妄作,一有恶行,司谏必言,恶行随即屏去。因此,仁宗虽然宽厚,而朝廷大臣并无大的过失。及先帝神宗嗣位,王安石等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当时,惟有吕诲、范镇等敢于明言其失,只可惜未得先帝庇护,二人遭权臣排挤,谏者凡有言新法弊端者,一概逐贬,于是风俗大败。臣愿万岁、太后压制邪风,如台谏敢言,风俗便定,则太平之治,指日可待。”

哲宗看看高太后,不敢擅自做主。

高太后目视尚书左仆射蔡确和尚书右仆射韩缜,道:“两位爱卿对新法怎么看?”

蔡确道:“臣以为凡有利于大宋江山的法度便应推举,反之则应压制或废除。”这话显然是一句废话,说了等于没说。可见蔡确之人颇有心机。他见新君登位,太后垂帘,王安石新法虽然根基已稳,但司马光之流若强力倾推,也不无可能。他一时看不透此中的变数,担心站错了队,因此眼珠子一转,来了一句让别人难辨方向的话。

韩缜道:“臣一切听从万岁与太后定夺。”

韩缜也不傻,他见蔡确老谋深算,在事态未明之前,自己可不能踏错了脚。因此,他并没有谈出自己的观点,而是把牌推给了哲宗和高太后。

高太后看出这二人的圆滑,她想了想道:“哀家欲废除诸项新法,列位爱卿以为如何?”

章惇道:“万岁,太后,新法不可除啊。”说完,章惇又对蔡确、韩缜道:“两位大人,你们受皇上和太后厚恩,乃当朝重臣,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先帝功业毁于一旦吗?”

北宋时尚书左仆射和尚书右仆射的职位相当于第一宰相和第二宰相,自然称得上是重臣。

蔡确惶然,忙出班道:“新法乃先帝推崇,请万岁、太后慎重。”蔡确毕竟担心法度一换,民心大乱。

韩缜也出班道:“请万岁、太后裁夺。”

高太后微微犹豫,哲宗瞥一眼太后,不发一言。

中书舍人、枢密院直学士王岩叟进言道:“万岁,太后,自冬不雪,今春旱灾,变异甚大,何也?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阴困生民,流毒数路。大奸莫如蔡确之阴邪险刻,章惇之谗欺狼戾。因万岁、太后容之,故苍天不祐我大宋啊。”

吕公著出班道:“万岁,太后,司马大人、苏大人及王大人所言极是,先帝或有失察之处,推崇新法弊端彰现,如再延续下去,实为不智之举,章惇章大人不为大宋江山国家利益着想,实为不恭不忠。章惇肆为辨说,力行恶法。蔡确表面不显,实则同流。韩缜中庸自保,从不扶正,望罢去章、蔡、韩等权职,另进忠贤辅治。”

章惇咆哮起来,指着吕公著道:“你知道什么叫国家利益!”

御史刘挚奏道:“章惇轻佻薄险,乃依附王安石以边境战事欺罔朝廷才得以进用,王安石外放后,其又依附吕惠卿,复为蔡确所引荐,才至今日,若留蔡确、章惇于朝,恐对朝廷不利。”

王岩叟也道:“章惇不修廉洁,不守臣体,常出粗言秽语,司谏孙觉曾论边事,因不合乎章惇的心思,便请万岁斩首孙觉,古今中外,哪里有大臣敢威胁谏官的?现章惇又在大殿之上,垂帘之前咆哮,出口不逊,实在是目无万岁和太后圣威,望罢免严惩,以慰天下。”

章惇大声道:“万岁,太后,各地百姓多得新法之惠,不可废啊。”

高太后道:“章爱卿,你乃前朝旧臣,忠于先帝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哀家希望你不要让下面那些官员蒙蔽了眼睛,司马爱卿说的明白,那些地方官员大发新法之财,靠朝廷的改革压榨百姓,他们希望新法永存,有几个不说新法之好?他们的话你也能信?”

章惇额头的汗刷地下来了。

高太后摆摆手,示意退朝。

一日,高太后召吕公著入见,并赐以果食。吕公著上奏十事: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谏,七曰薄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

唐末著名画僧贯休在《送张拾遗赴施州司户》一文中,曾提及“畏天”二字。文中云:“道之大道古太古,二字为名争莽卤。社稷安危在直言,须历尧阶挝谏鼓。恭闻吾皇至圣深无比,推席却几听至理。一言偶未合尧聪,贾生须看湘江水。君不见顷者百官排闼赴延英,阳城不死存令名。又不见仲尼遥奇司马子,珮玉垂绅合如此。公乎公乎施之掾,江上春风喜相见。畏天之命复行行,芙蓉为衣胜絁绢。好音入耳应非久,三峡闻猿莫回首。且啜千年羹,醉巴酒。”

吕公著真心为了江山社稷,因此提出“十事”来。这十事几乎包罗了从政、处世、为人、用人以及学习、生活、劳动等各方面。

高太后看后奏折,感叹道:“有吕爱卿所助,乃国之大幸也。”

吕公著道:“先帝所定庭制,有许多可取之处,其设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为正圣行,作用甚大。但先帝时,因章、蔡等人压制,司谏等职权颇受束缚,太后应选耿直敢言之士,安排左右。御史为天子耳目,专举六察故事。也应直言无讳,凡有过失者,无论君臣,皆应规劝,督察时政纰漏,审察朝廷奸党,排除百姓疾苦。”

高太后道:“爱卿所奏,颇益于我大宋江山,不知拯救百姓疾苦,应先从哪一点做起呢?”

吕公著道:“先帝时,王安石变易旧法,地方州府借青苗、免役等法大加敛财,保甲、保马等法让百姓疲惫不堪,市易、茶盐等法剥夺百姓之利,众法皆应除去。”

“废止新法后,又以什么为先?”

“除却新法,任人举贤为先。”

“谁可当得贤者?”

“孙觉性格刚正,颇有才学,可为谏议大夫,范纯仁雷厉风行,处世果断,可迁户部任侍郎,李常稳重,可考虑任御史中丞,刘挚敦厚,可为侍御史。苏轼、王岩叟等皆为正直且有学识之辈,可为谏官或御史。”

高太后又召司马光入见,告知吕公著之言,并所奏十事。司马光道:“公著所奏十事,皆有益于朝政,与臣心思相符,希太后早下决心。

高太后道:“卿以为朝中可用哪些大臣?”

司马光想了想道:“公著所荐,大多适合,光认为刘挚忠诚正直,大公无私,赵彦若素有学识,风度过人,范纯仁聪慧睿智,处世机警,范祖禹、傅尧俞敦厚老成,正己教人。此几人,可为台谏或侍读,文彦博、吕大防、王岩叟、苏轼、苏辙、孙固、韩维、孙觉、胡宗愈、韩宗道、王存、李常、梁焘、范纯礼、硃光庭等人,在朝中颇有声名,如用当不负君望。”

高太后点点头,道:“司马爱卿,除了废除新法、任用贤能之外,什么事应为先?”

司马光道:“除却以上两项,教学和科举为先。”

高太后道:“请爱卿细言。”

司马光道:“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才为后;文才之中,又应以经义为先,文辞为后。科举一事,可按先帝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九经为主,各州府成立教馆,选拔博学之教官。”

太后宣范纯仁入见,将司马光之九经告知。

范纯仁道:“九经甚好,下官以为《孟子》也不可缺。”

太后问司马光:“卿以为如何?”

司马光道:“太后,此是臣疏忽,《孟子》果不可缺,可补,凑齐十经。”

范纯仁道:“十经之外,或有益者,科举之事也不应绝对。”

司马光道:“范大人所言极是,教学可定十经,但十经之外,凡有益者,也应采取。”

司马光谦逊,虽范纯仁直言其漏,也不为忤,相反坦然接受,范纯仁心中暗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