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是沛县丰邑人，和刘邦是地地道道的同乡。他的年龄和刘邦差不多，比刘邦稍长。
对于萧何的家世，史书上没有过多的记载。但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萧何的父辈或祖辈应该是一位崇尚法家的知识分子，他所在的家庭，法家气息浓厚。司马迁在《史记？萧相国世家》的开篇这样介绍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需要指出的是，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文”并不是指文学、辞令、写作，而是指法律条文。众所周知，秦朝是不重视文学、辞令这些东西的，我们翻开《中国文学史》，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辉煌，也可以看到汉代文学的隆盛，惟独秦朝统治的那十几年，在文学上几乎是一片空白，留下来的堪称文学作品的文章也仅有李斯的《谏逐客疏》，而且这一篇文章还是写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属于战国末期的作品，整个秦代是中国文学的荒歉年代。正因为秦始皇不重视这些东西，才演出了一幕“焚书坑儒”的闹剧。大概在秦始皇看来，知识越多越反动，书读多了的人不务实，喜欢钻牛角尖，热衷于以古非今、批判时政，因而决意要“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也就是说，秦始皇接受了韩非的学说，决意要废除儒家所推崇的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谓的“王道”，厉行“法治”，推崇“霸道”，把诸子百家的书（除了卜筮、医药、种植方面的书外）都统统烧掉，让老百姓没有书读。在秦始皇看来，老百姓不读书、笨一点，不是坏事，这样好管理，当然，后来造反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人都不是读书人，这可能是秦始皇所没有想到的。这是题外话。不过，通过这一系列的史实，我们也可以看出，司马迁所说的“以文无害”中的“文”，是指法律条文。在秦朝，你要是想在官府任个像样的一官半职，必须懂得法律，秦朝是不尊重读书人的，读书人的学问再高，也很难得到老师的称号，因为秦始皇提倡“以吏为师”（在秦代，官和吏并不是一回事，官是掌权的，吏是做事的，职权非常明确，当官的可能没有文化，但具体管事的不能不懂法律），也就是说，那些在政府部门中负责具体工作的职能人员就是大家的老师，大家有事都去向这些人请教，请教什么呢？也就是法律条文之类的东西，这样一来，全社会都知法守法，社会不就安定团结了吗？这就是秦始皇的如意算盘。而萧何在当时正是因为通晓法律条文，并且在运用法律条文方面总能做到公平无害，因为这个原因，他当上了沛县的“主吏掾”（秦汉时期郡县一级地方官的属吏，相当于后来的功曹，除掌管人事外，还要参与一郡或一县的政务），这个沛县的主吏掾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沛县在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的地盘，但那时的楚国并不是一个重视“法治”的国家，虽然在各国兴起变法的同时，吴起也在楚国变法，但是他的变法并没得到很好的推行，而且他自己也因为在楚国推行变法，遭到了楚国保守势力的一致反对，最后竟然死于保守势力的乱箭之下，吴起死后，他制定的那些法令也被一并废除，楚国终究没有再现春秋时期楚庄王在位时的辉煌。在战国七雄中，楚国的保守势力最强大，正因为如此，它才拥有半个中国的领土、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和财力、强大的军队等得天独厚的条件，最后却并没有成为统一中国的诸侯国，而且在东方六国的抗秦斗争中，它所发挥的作用也远不如各方面条件都不如它的赵国。战国历史的最终发展走势倾向了推行“法治”的秦国，最后由秦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重任。萧何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凭着自己精通法律条文的优势，出任沛县的“主吏掾”，这说明萧何的父辈或祖辈很可能在当时就是一位法家人物，或者是推崇法家的人，正是因为在祖辈或父辈的熏陶和教育下，萧何才会在法律方面有这么深的造诣。事实上，后来刘邦建立汉朝后，汉初的法律和一系列规章制度都是萧何一手制定的，历史上还有“萧规曹随”之说，如果萧何在法律方面没有精深的造诣，那么他是不可能担当起这么重要的任务的。其实，萧何所在的家庭不仅推崇法家，而且还推崇道家，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后来的治国方略中看出来。汉朝建立后，身负治国重任的萧何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一直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养生息。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基本治国主张。
从司马迁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萧何的父辈并没有做什么官，但在当地也算是一个说得起话，有一定声望的人，而这一点对于萧何步入仕途很重要。在此，我不得不提醒大家，我们不要盲目去崇信什么“人人平等”，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在任何社会，良好的家庭背景和声望始终占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在秦代，对于地方官吏的选拔方式主要是推举制，这种选官方式不仅要看候选者的能力，而且还要看他的家庭财产、地位、声望、品行、年龄等诸多方面。陈胜能在一两个月之内掀起天下反秦之势、部众达几十万之众，你能说他没有能力吗？但他做不了官，因为他们家是贫农，没有过硬的背景，所以他长大后也只有给别人当佣工的份儿，替别人家耕种田地。还有那位韩信，“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不取”，你能说他没有能力吗？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家穷，靠混饭吃过日子，所以“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而萧何之所以能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通晓法律条文，另一方面，他们家良好的家庭背景和经济条件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想到这些，我不得不奉劝那些对今天的应试教育颇有微词的人，不要全盘否定考试，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如果没有考试，那么恐怕连最起码的公平都没有。
萧何这个人个性温和，为人忠厚，富有宽容心，再加上个人能力强，工作认真谨慎，脾气又好，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因此，毫无疑问，他在做沛县主吏掾期间，工作是非常出色的。据司马迁的《史记？萧相国世家》载：“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当时，秦朝的御史到沛县所在的郡监督检查政事，巡视至沛县时，萧何曾经与他共过事。共事期间，萧何不仅把沛县官衙所有考核范围内的事办得井井有条，而且还帮助那位御史理清了很多繁杂事情的头绪，深得御史赏识。郡守得知御史如此赏识萧何，便将其任命为泗水卒史，作为郡守派驻沛县的官员。在该郡所属各县卒史的年终考核中，萧何又获得了第一名。正因为如此，御史回朝后便向朝廷上奏，请求征调萧何入朝，在御史衙门中供事。由于萧何坚持请求留在沛县，最后并没有去咸阳任职。这大概是他看到“天下苦秦久矣”，大秦帝国快大难临头了，去中央不如待在地方，因而婉言谢绝了。卒史是一个多大的官呢？根据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中对汉代官员俸禄的记载可知，当时人口不到1万人的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长（1万人以上的称为县令），一年的俸禄在三百石至五百石之间，而卒史作为郡守派驻各县的属吏，一年的俸禄在一百石至两百石之间。从俸禄看，卒史并不比萧何先前的主吏掾级别高，但作为上级行政机构的派驻人员，则比原来拥有更多的职权。当然，在沛县还是县令说了算，萧何的职责是协助县令治理沛县，像他这样的人，县令平常也会多给他三分面子。一句话，因为良好的表现，萧何在沛县官场上非常吃得开，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