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成功的本质
19290600000008

第8章 偷学接电报,每周赚25美元

我在电报公司大概当了一年信差后,楼下办公室的约翰·P.格拉斯上校开始与公众频繁接触,便不时地叫我在他离开的时候帮忙照看办公室。由于格拉斯先生是个很受欢迎的人,又有政治抱负,他缺席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频繁,因此我很快就熟悉了他的工作。我收到来自公众的来信,并监督那些信从派发室分配给合适的信差,确保投递的准时性。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个充满挑战的工作。那时候我和其他孩子相处得并不好,他们憎恨我没有完成我的本职工作。他们还指责我一直很小气,我从不乱花额外赚到的钱,但是他们不知道原因。我清楚,我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家里需要的。我父母是明理之人,从不隐瞒任何事。我清楚每个礼拜我父母和我自己这三个劳动者的收入,我也知道所有的支出。我们商量用多余的钱购买一件新家具或是衣服,我们每买一样新东西,都是我们快乐的源泉。还有哪个家庭能比我们更团结呢?

每天,我母亲都会省下一个五毛钱的银币,小心地藏到一只袜子里。当积到200个时,我用汇票将这20英镑寄还给曾慷慨借钱给我们的亨德森夫人。

这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卡内基一家还清了债务。哦,那天是多么的快乐啊!

的确,这笔债务还清了,但是这份感激之情,是永远无法还清的。亨德森老夫人如今还健在,我去丹弗姆林访问时,曾去过她家。对我来说,她家就像是一座圣殿,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永远不会忘记她的恩情。(当我读到几年前写的这段话时,我呜咽着,“走了,和其他人一起走了!”愿我母亲的这位亲爱且善良高贵的朋友能够安息)。

在我当信差的生涯中,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乐翻了天。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在给孩子们付本月的薪水,我们在柜台前站成一排,格拉斯先生轮流给我们发工资。我在第一个,格拉斯先生拿出第一份11美元15美分的工资时,我伸手去拿。令我惊讶的是,他走过了我,交给了下一个男孩。我原以为他搞错了,因为之前一直是我第一个领工资,但是他依次给其他孩子们都发了工资。我的心沉了下来,看来我要出丑了。我做错了什么?还是漏做了什么?我会被解雇,我会给家人蒙羞,这是最让我痛苦的一件事。当所有领完工资的男孩们离开后,格拉斯先生把我带到柜台后面,说我理应得到比其他孩子更多的钱。他已经决定每月付我13美元50美分。

我一头雾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他点了钱,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谢谢,我觉得我没说。我拿了钱一下子跳出门去,蹦跳着一直到家,几乎没有停过。我清楚地记得,我跑着,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跳着从桥的这一头到桥的另一头,跨过了阿尔勒格尼河——还是在马车道上,因为人行道太窄了。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我把11美元25美分交给了母亲,她是家里的财务主管。而对口袋里还剩下的2美元25美分,我绝口不提,当时这笔钱对我的意义,比后来我所赚的几百万还重要。

九岁的汤姆和我一起睡在阁楼上,当我们上床后,我把这个秘密轻轻告诉了我的弟弟。即使他那么小,也懂得其中的含义。我们谈论了未来,这是我第一次向他描述我们怎么一起做生意。“卡内基兄弟”是个不错的公司名称,而父母应该有自己的马车。当时,我们提到了所有我们认为代表财富的东西,并认为值得为这些而奋斗。一个苏格兰老太太的女儿嫁给了伦敦的商人,女婿邀请老太太去伦敦和他们一起住,并承诺她会“有自己的马车”。老太太回答道:“我在斯拉斯堡的亲友都看不到我,坐马车又有什么好处呢?”父亲和母亲不仅能待在匹兹堡,也能风光地回到丹弗姆林。

星期六的早晨,我们一家人一起吃早餐时,我拿出了额外的2美元25美分,他们相当惊讶,花了好一会才搞清情况,但很快就明白过来。父亲的眼中充满了喜爱和自豪,母亲的双眼布满泪水,闪闪发亮,这些都说明了他们的感受。这是我第一次的胜利,证明了我值得被提拔。后来的各种成功和肯定,都没有这次的感受这么激动人心,我甚至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能这么令人激动。

这就是天堂,我的整个世界都充满喜悦的泪水。

每天早上,我都要打扫操作室。操作员来之前,孩子们能有机会练习使用电报机。这是一个新的机会,很快我就开始用键盘和其他站的孩子们交流。

他们和我有着一样的目的,每当一个人学会了一件事,他肯定迫不及待地想去实践所学的新知识。

一天早上,我听到匹兹堡的铃声不停地响。在我看来,这仿佛是昭示我,有人急切地想要取得联系。我大着胆子接听了,让纸带开始运行,原来是费城想要立刻发送“一个死亡电报”给匹兹堡,问我是否能接收。我回答道,如果他们发送的慢一点,我可以试试。我成功地接收了电报后,立刻带着它跑了出去。我焦急地等待着布鲁克斯先生回来,告诉他我的大胆之举。幸运的是,他很欣赏这一做法,并且赞扬了我,而没有责备我的鲁莽。只是他提醒了我要特别仔细,不要犯错误。不久,当操作员想离开一会时,有时我就会被叫去照看机器。就这样,我学会了如何发电报。

幸运的是,当时的操作员很懒,我们帮他干活,他只会很开心。当时接收电报的普遍做法是在运行的纸带上记下信息,然后翻译出来读给抄写员。但是听说在西电报公司,有一个人能够光听声音就写下内容,完全靠耳朵来接收电报。这促使我也开始练习这种新方法。公司的一个操作员麦克莱恩先生学会了这种方法,这鼓励了我。

我很容易就学会了这种新的语言,这让我很惊讶。有一天,操作员不在,我想要帮他接收一份电报。那位老抄写员很反感我的自不量力,拒绝为一个信差抄写电报。我关掉了纸带,拿出铅笔和纸,开始直接听写电报内容。我绝不会忘记他有多惊讶,他命令我把铅笔和便签本交给他。从此之后,老考特尼·休斯和我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矛盾了。

他成了一个忠实的朋友和抄写员。

这件事过去后不久,离匹兹堡30英里远的格林斯堡,有位操作员约瑟夫·

泰勒要请假二周,并问布鲁克斯先生能不能找人代替他。布鲁克斯先生把我叫去,并问我是否认为自己能做好这个工作,我当场就给了肯定的答复。

“好吧,”他说,“我们会派你去试一试。”

我坐着邮政专车去的,旅途十分愉快。和我同车的还有着名的苏格兰籍律师戴维·布鲁斯先生和他的妹妹。这是我第一次短途旅行,也是我第一次观赏这个国家。在格林斯堡酒店,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用餐,我觉得那里的食物真是相当的美味。

那一年是1852年,格林斯堡那时到处是深沟和路堤,在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准备。我早上常常出去散步,看看那里的工程进展,完全没想到不久后我会进入这家大公司。这是我在电报公司负责的第一份工作,所以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守在电报机旁以防万一。一个深夜,外面下着暴风雨,我还坐在屋子里,不愿意切断连接,我离按钮太近了,一道闪电把我从凳子上打下来,差点毁了我的事业。之后,有闪电的暴风雨来临时,我总是加倍小心地照看办公室。我成功地完成了格林斯堡的小任务,上级十分满意。在其他信差看来,我是顶着光环回到匹兹堡的,很快我就升职了。公司需要一个新的操作员,布鲁克斯先生发电报给詹姆斯·D.里德,以他本人的名义推荐我担任助理操作员。詹姆斯·

D.里德当时是这个部门的经理,也是一个典型的苏格兰人,后来和我也成为了好朋友。来自路易斯维尔的回复说:里德先生非常愿意晋升“安迪”,只要布鲁克斯先生认为他能胜任。结果,我成为了一个电报操作员,一个月的薪水多达25美元,我觉得自己是发财了。多亏了布鲁克斯先生和里德先生,我才能从信差升到操作员。当时我十七岁,已经完成了学徒期。我已经是个真正的男人——每个工作日能赚一美元,不再是个小男孩了。

电报操作室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个极好的学校。我要和纸笔打交道,进行写作和创作。很快我对英国和欧洲事务的一点点了解派上了用处。不论通过哪种方式,知识总是有用的。当时来自外国的电报是通过莱斯角传递的,我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不断地接收“蒸汽机新闻”。比起其他工作,我更喜欢这项工作。不久后,这项工作就心照不宣地指派给了我。

当时的线路不是很好,在暴风雨时,往往要靠猜测。我的猜测能力可以说是十分惊人,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自己猜测丢失的一两个词,而不是去打断发电报的人,为几个词浪费几分钟的时间。对于外国电报,我这种做法没什么危险,因为如果有大胆的操作员做了不适当的改动,他也不会陷入严重的麻烦。

我对国外的事务了解的越来越多,尤其是有关英国的事务,只要我知道前一个或两个字母,我的猜测就十分准确。

匹兹堡的报社都习惯派人去电报公司抄写驻外媒体的新闻报道。不久,所有报社共同指派一个人做这件事,此人建议,接收到新闻后,应该立刻制作成多份。他安排我做这个额外的工作,为此他每周给我一美元。这是我第一次为媒体工作,当然报酬不是很高。但是这份工作让我每月的薪水涨到30美元。

当时,每一块钱都十分有用。家里逐渐宽裕起来,似乎已经有了将要产生百万富翁的迹象。

对我有决定性影响的另一步是,我和之前提过的五位好友加入了“韦伯斯特文学会”。我们形成了个小圈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优势。之前我们曾组织过一个小型辩论俱乐部,我们在菲普斯的父亲家见面,他手下一些熟练的制鞋工人白天在那里工作。汤姆·米勒最近声称,我曾经围绕“司法机关是否该由人民选举”这一话题讲了将近一个半小时。但我们还是假设他的记忆出错了吧。“韦伯斯特”是当时市里面最着名的俱乐部,我们对于能成为其会员感到十分自豪。我们仅仅只是在鞋匠们的房间准备过。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比加入这样一个俱乐部更能使年轻人受益。我读过的许多书在后来的辩论中都发挥了作用,给我清晰明确的思路。我之后能在众多观众面前保持冷静,得归功于“韦伯斯特文学会”的经历。我当时及现在演讲的两条准则是:在观众面前轻松自如,和他们交谈,而不是教育他们。不要假装成他人,做你自己,不要用演讲的腔调。

我终于学会了光听声音就能写下电报内容,完全抛弃了打纸条的方式。

这项技巧很少见,以至于很多人都跑来公司参观。他们对于这么快的速度感到满意,我因此出名了。当一场大洪水毁坏了相隔25英里的斯托本维尔和惠灵之间所有的电报联系时,我被派到了斯托本维尔去接收所有电报并传递信息。每隔一个或两个小时,我坐着小船将急件送到惠灵。然后再带着我在那里收到的电报,坐着小船回来。一个多星期,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维持了匹兹堡东西部的电报交流。

在斯托本维尔时,我得知父亲准备去惠灵和辛辛那提卖他织的桌布。我去等他坐的船,结果船到深夜才抵达。我下去接他,我记得,当时我发现他为了省钱,没有买船舱票,而是一直坐在甲板上,我的心里深深地被触动了。我为父亲这样一个好人不得不如此旅行而感到愤愤不平。但我还是安慰他说:

“父亲,不久后你和母亲就能坐着自己的马车旅行了。”

我父亲总是害羞、保守,非常敏感,也很少赞扬儿子,以免他们太自大(典型的苏格兰人特质)。但是感动的时候,他会失去自控能力。这个场合就是如此,他抓住我的手,看着我,我常常看见他这样的眼神,永远不会忘记。

他慢慢地低语道:

“安德鲁,我为你自豪。”

他的声音在颤抖,似乎为自己说出的话而感到不好意思。他和我道了声晚安,并嘱咐我快回办公室去。这时我才迟钝地注意到他眼里的泪水。这些话一年又一年地在我耳边回响,温暖着我的心。我们互相理解,苏格兰人是多么保守的民族啊!他的感受越深,表达的就越少。没错,我们心灵深处有一块圣地,不允许任何人亵渎,沉默比言语更意味深长。我父亲是最值得敬爱的人之一,他热爱他的朋友,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尽管没有加入具体的宗教。他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但他完全有资格上天堂。他含蓄内敛,又善良仁慈。

唉!他西行归来后不久就去世了,就在我们刚刚能够为他提供休闲和舒适的生活的时候。

我回到匹兹堡后不久,我认识了一个优秀的人,托马斯·A.斯科特,用“天才”来形容他一点也不过分。他作为宾夕法尼亚铁路的主管来到匹兹堡,他和他在阿尔图纳的主管罗姆贝特常常需要电报联系。他有时晚上会到电报公司来,有几次碰巧我是操作员。一天,他的一个助手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斯科特先生问这位助手,是否可以让我去做他的文员和电报操作员。这个年轻人告诉我,自己当时是这么回答的:“这不可能。他现在是个操作员。”

但是我立刻说:“不要这么绝对,他可以雇佣我。我想离开这个只能窝在办公室里的工作,请回去告诉他。”

结果,1853年1月,我成为了斯科特先生的文员和电报操作员,工资是每月25美元。每月工资从25美元涨到35美元,这是我听说过的最大涨幅了。公共电报线路临时接进了斯科特先生在车站外的办公室,并允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在不干扰电报公司业务的前提下使用这条线路,直到铁路公司建成自己的电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