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人交的朋友，可以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同样地，从一个人讲的故事，也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布莱恩先生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会讲故事的。
他有着阳光开朗的个性，在任何场合都能讲出一两个诙谐、尖锐的小故事。
布莱恩先生在约克镇的演讲大受欢迎，当时我也在场陪伴他。这次演讲特别提到了，两个说英语的民族已经发展起来的和谐关系，还在演讲结尾时，希望两个民族之间今后能长期维持和平和友好关系。当他把这段话念给我听时，我记得我觉得“长期”有点刺耳，就说：
“国务卿先生，我可以提议换一个词吗？我不喜欢‘长期’，为什么不用‘一直’来代替？”
“好的，太完美了！”
因此在演讲时，这一句改成了“一直维持和平和友好关系”。
从约克镇回来的路上，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坐在船尾，月光下，军乐队在我们前面演奏，我们聊着音乐对人的影响。布莱恩先生说他最爱的曲子是《到那日，乐无比》，他上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加菲尔德总统的葬礼上，也是由这个乐队演奏。他认为在那样的场合，这首曲子比以往更加令他感动。他要求乐队在最后演奏这首曲子。他和格莱斯顿都喜爱简单的音乐。
他们能够欣赏贝多芬和古典大师的作品，但是瓦格纳的作品对他们来说则犹如天书。
我问他在国会中听过的最成功的演讲是哪一次，他回答说是一个德国人，前宾夕法尼亚州州长里特。当时国会正在讨论内陆淡水的拨款问题。议员们有不同的意见。狭义解释宪法派认为这有违宪法，只有海港直属联邦政府。
大家争论得十分激烈，也没有任何结果。突然，让所有人惊讶的是，里特州长慢慢地站了起来，这还是第一次。大家立刻安静下来，这位年长的前州长打算说什么？他以前可是从来没有在会上发过言。只听他说：
“议长先生，我不知道宪法有多少条款，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制定一条条款，规定只能用盐水洗澡，不能用淡水。”国会立刻爆发出控制不住的笑声，这项议案也就此通过。
就这样，政府以一种新型的，最富成效的方式来花费资金，雇佣了陆军和海军的工程师来负责这个项目。政府的花费如此之少，但是却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因此，我们应该修改宪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新需求。如果今天我们要制定宪法的话，则要请制定者作出宪法解释。
如果一定要从布莱恩先生的那些精彩故事中选出一个最棒的话，我认为是以下这则故事：
在奴隶制度时期，在俄亥俄河加利波利斯附近的岸边，住着一位着名的民主党人，法兰奇法官。他对一些反对奴隶制度的朋友们说，他让人把第一个通过地铁，穿过俄亥俄河，朝北逃跑的黑人带到他的办公室。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想要逃跑。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
法官：“你是从肯塔基州逃来的，我猜是主人太坏？”
奴隶：“哦，不是的，法官大人，主人很好，很善良。”
法官：“他让你工作太辛苦？”
奴隶：“不是，我一生从没有过度工作过。”
法官犹豫地问：“他没有给你足够的食物？”
奴隶：“在肯塔基州不够吃？哦，不是，有大量的食物。”
法官：“他没有给你合适的衣服？”
奴隶：“我有很好的衣服，法官。”
法官：“你没有一个舒适的家？”
奴隶：“不，我想起在肯塔基州我的漂亮的小屋就想哭。”
法官停顿了下，说：“你有一个善良的主人，你没有过度工作，你有足够的食物，有不错的衣服，有一个美满的家。我想不通你为什么想要逃走。”
奴隶：“好了，法官，我离开是为了追求自由。你可以自己争取到自由。”
法官醒悟了。
“自由的魅力如此丰富，而那些奴隶们，不管有多么满意现状，永远也体会不到自由。”
那些有色人种不惜一切代价，追逐自由，这证明了他们能逐渐接近，并最终得到共和国的公民身份。
和我们一起在克鲁尼时，布莱恩先生如此开心，这是我从没见过的。他仿佛回到了童年时期，我们是一群欢乐的小团体。他从来没有用苍蝇钓过鱼。
我带他去了拉甘湾，开始时他有点笨拙，所有人都会这样。但是很快他就掌握了窍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第一次钓到鱼的情景：“我的朋友，你教会了我生活中一项新的乐趣。缅因有一百多处可以钓鱼的海湾，未来我会在钓鱼中度过我的假期。”
克鲁尼的6月没有夜晚，于是我们沐浴着落日余辉，在草坪上跳舞，直到深夜。布莱恩夫人，道奇小姐，布莱恩先生和其他客人试着跳苏格兰舞蹈，还像苏格兰高地人一样喊叫。那两个礼拜，我们玩得相当愉快。后来的一天晚上，我们在我纽约的家中共进晚餐，当时出席的客人主要都是曾一起去过克鲁尼的一群人。布莱恩先生告诉大家，他发觉在克鲁尼的那段日子才是真正的假期。“在那里，最琐碎的小事成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
1888年，在和我们一起马车旅行的路上，布莱恩先生接到了哈里森总统的下届总统提名。布莱恩夫妇，玛格利特·布莱恩，黑尔夫妇，道奇小姐和沃尔特·丹罗斯和我们一起在车上。我们从伦敦出发，要去克鲁尼城堡。在接近爱丁堡的林利斯戈时，我们发现牧师和地方法官们都穿着正装，在酒店门口迎接我们。我正和他们待在一起时，突然布莱恩先生走近房间，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他拿给我看，问我什么意思。电报上写着：“用暗号。”这是正在参加芝加哥大会的埃尔金斯发来的。布莱恩先生在几天前曾经发过电报，拒绝接受总统提名，除非得到俄亥俄州的谢尔曼部长同意。而毫无疑问，埃尔金斯想要确认下，他是在和布莱恩先生通信，而不是某个冒名顶替者。
我告诉布莱恩先生，参议员在我们出发前找过我，建议我们应该为几个主要候选人设个暗号。我告诉了他一些暗号，然后自己也抄在小纸条上，夹在我的口袋书里。我翻看了一下，很幸运，我找到了。布莱恩是“胜利者”，哈里森是“王牌”，新泽西的费尔普斯是“明星”等等。傍晚时，我回了电报，内容是“胜利者”和“明星”。
晚上，我们都休息了。第二天，政府官员安排我们所有人参加阅兵典礼，从主干道到宫殿前的广场，一路上都竖起了彩旗。当地官员发表了欢迎致辞，我们也作了回应。人们大喊布莱恩先生的名字，他应邀作了简短的演说。
就在那时，一份电报交到了他手上：“哈里森和莫顿获得了提名。”费尔普斯拒绝了。就这样，布莱恩先生永远失去成为最高政治领袖的机会，这是由大部分说英语的公民选举的结果。
作为哈里森内阁的国务卿，布莱恩先生十分成功。他最大的功绩就是泛美大会。当时，我得到了唯一一次政治任务，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参加泛美大会。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南美洲各国的情况和问题，十分有趣。除了巴西的代表，所有国家的代表们都聚集在一起。一天早晨，大会宣布一项新的宪章已经获得批准。巴西也成为我们的一员，成为第17个成员国，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发展到21个国家了。对于突然加入的巴西，各国都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我发现南美国家的代表们，对他们的老大哥美国的意图有所怀疑。我们有义务认可他们表现出的敏感和独立。我觉得我们在这点上是成功的，不过之后的政府理应小心翼翼地尊重我们南边邻国的感受。我们不是要控制他们，而是在互相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寻求合作。
我坐在曼纽尔·昆塔纳的旁边，他后来成为了阿根廷的总统。他对会议进程十分关注。一天，他对一个小问题十分不满，还引发了他和主席布莱恩之间激励的讨论。我相信这个误会是因为翻译的问题。我站起身，溜到讲台上的主席身后，走过他身边时悄悄对他说，如果能休会的话，我肯定能调解这次争议。他点着头同意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提议休会。而在休会期间，一切误会都顺利地解决了。正当我们经过代表们身边，准备离开大厅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一个代表上前，一只手搂着我，另一只手拍着我的胸膛，说：“卡内基先生，你这里比那里更多。”他指着他的口袋说的。我们的南方同胞善于表达感情，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方温暖的气候养育出温暖的人心。
1891年，哈里森总统和我一起从华盛顿出发去匹兹堡，参加卡内基礼堂和卡内基图书馆的揭幕仪式。这些是我捐赠给阿勒格尼城的，上文曾提起过。
我们白天乘坐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欣赏着沿途的风光，特别的开心和享受。晚上，我们到达了匹兹堡，火红的焦炭炉和巨大的烟柱使他十分惊讶。关于匹兹堡，有一个着名的描述是这么说的：从山顶上看，匹兹堡就像是开着盖子的容器。他觉得这个描述是最合适的。他是第一个拜访匹兹堡的总统。然而，他的祖父哈里森总统曾在当选后，在这里从蒸汽船换成平底船，前往华盛顿。
多亏总统先生的出席，揭幕仪式高朋满座，一切都十分圆满顺利。第二天早晨，总统先生希望看看我们的钢厂。他在我们的陪同下，来到了钢厂，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每经过一个部门，我都会把经理叫过来，介绍给总统先生认识。最后，当我介绍完施瓦布先生后，总统先生转过身来对我说：
“这是怎么回事，卡内基先生？你给我介绍的都是些孩子。”
“是的，总统先生，但你是否注意到他们都是怎么样的孩子呢？”
“是的，每个孩子都很精明。”
他说的对。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他们这么适合这份工作的年轻人了。他们无需投资，无需承担风险，我们已经把他们提拔成合伙人。如果红利不够支付他们的股份，这些年轻人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在公司中，付给合伙人的分红和付给雇员的工资有着很大的区别。
总统没有拜访匹兹堡市，而是拜访了对岸的阿勒格尼市，这导致了一个有益的结果。匹兹堡的城市议会成员提醒我，我曾主动提出要为匹兹堡捐赠一座图书馆和礼堂，但是被拒绝了。然后阿勒格尼市询问我是否可以捐赠给她，我同意了。总统先生拜访了阿勒格尼，参加了图书馆和礼堂的揭幕仪式，而忽视了匹兹堡，这让他们十分后悔。在阿勒格尼市举行揭幕仪式的第二天早晨，匹兹堡当局又一次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重新考虑为匹兹堡捐赠。如果我愿意的话，该市会接受，并拿出比我之前要求的更多的费用来维护这些设施。我十分高兴可以这么做，所以我改主意了，捐赠了100万美元，而不是之前说好的25万。就此，我们开设了卡内基学院。
匹兹堡的领导者在艺术上花费很多。这个制造业的中心几年前就拥有了永久的管弦乐队——全美国也只有波士顿和芝加哥这两个城市能炫耀这点。这里还有一个自然主义者俱乐部和一所绘画学校。图书馆、画廊、博物馆、音乐厅的成功，就如同在密集的建筑物中的一曲高贵的四重奏，是我一生中最满意的捐赠之一。这里是我留恋的地方，因为我早期曾在这里生活并创业。现在我就是深爱着这个古老的、烟雾缭绕的匹兹堡的儿子。
赫伯特·斯宾塞和我们一起在匹兹堡时，听说了匹兹堡曾经拒绝了我的第一次捐赠这件事。当我第二次提供捐赠后，他写信给我，说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他绝不会这么做，他们不值得得到这些。我回信给这位哲学家说：
如果我第一次为匹兹堡捐赠是为了得到他们的感激，那么我理应受到大家的质疑，指责我只是出于沽名钓誉才这么做。当时我可能也有他那样的想法。但是，我考虑到的是匹兹堡人民的利益，我正是依靠他们才获得了财富，那些对我的意图的无理由怀疑，只会加速我的决定。我希望通过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追求上进的影响力，来为他们谋福利。感谢命运青睐，卡内基学院做到了这点。匹兹堡已经很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哈里森总统曾经当过兵，当上总统后，他也表现出好战的倾向。他的态度引起了他的一些朋友的担心。在白令海问题上，当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加拿大政府的口述下，拒绝履行布莱恩的解决方案时，总统先生反对仲裁，准备采取极端方式。幸好周围的官员都比他冷静。他还坚决支持针对南美各国的军力动员法。
当美国和智利发生冲突后，曾经有一段时期，大家几乎不可能阻止总统先生采取一些可能会引发战争的行动。因为智利政府针对他的行动作出了十分无礼的回应，这大大地激怒了总统本人。我前往华盛顿，看看自己能否做些什么来化解这场战争。因为我曾经是第一届泛美大会的成员，结识了南美邻国的代表们，并和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
幸运的是，我刚踏进肖勒姆酒店，就看见了密苏里的参议员亨德森，他是和我一同参加会议的代表。他停下来问候我，然后看着街对面说：“总统正在召唤你。”
我穿过了街道。
“你好，卡内基，你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总统先生，我正要进酒店。”
“你来这里做什么？”
“为了和你谈谈。”
“好的，跟我来，我们一边走一边谈。”
在黄昏中，总统挽着我的手，我们在华盛顿的街道上散步了一个多小时，期间我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告诉他，他曾经委派我作为代表参加泛美大会。在南美各国的代表离开时的阅兵仪式上，他曾向代表们保证，这不是为了展示我们拥有的军队，而是为了说明我们情愿没有军队，事实上我们也不需要军队。美国是这个大家庭里的老大哥，如果发生了什么争执，也会通过和平仲裁来解决。因此，现在我十分惊讶和伤心，显然他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竟然因为和智利的一些小矛盾，就威胁要发动战争。
“你是个纽约人，只关心商业和美元。这就是纽约人，他们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尊严和荣誉。”总统先生说道。
“总统先生，我是美国人中最能从战争中受益的人，作为最大的钢铁制造商，战争会给我带来数百万的收入。”
“哦，对你来说，确实如此，我忘记了。”
“总统先生，如果我要打仗，我会找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
“好，那么你会允许小国家来侮辱你，损害你的名誉吗？”
“总统先生，除了我自己，没有人能损害我的名誉。受损的名誉都是自己造成的。”
“你知道的，我们的水手在岸上被攻击，两个人被杀死，你竟能忍受这些？”他问道。
“总统先生，我认为美国的名誉不会因为每次醉酒的水手闹事而受损。
另外，他们根本不是美国的水手，他们都是外国人，你可以从他们的名字上面判断出来。我觉得应该开除这艘船的船长，当地正在发生骚乱，已经很不太平了，他还允许水手们上岸。”
我们继续讨论，直到我们最终到达了白宫门前，此时天已经黑了。总统先生告诉我，他已经约了人，要外出用餐，但是他邀请我第二天晚上和他一起用餐。他说，到时没有外人在场，我们可以继续谈。
我倍感荣幸，我们明晚再见。然后，我们就分别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拜访当时的国务卿布莱恩先生。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伸出双手。
“哦，你昨晚为什么不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当总统告诉我的夫人你来了后，她说：想想看，卡内基先生来了，我这里正好有个空位置，他可以来。”
“好了，布莱恩先生，我认为我没来见你是一件幸运的事，”我回答道，然后告诉他我遇见总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