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园和峡谷的所有者，我发现如果能把钱交给具有公共意识的人手中，就能为社区的大众谋福利。我很放心地把皮坦克利夫公园交给罗斯博士打理，他建议应该要成立一个管委会，于是我们共同同意了一组人，并邀请他们到斯基沃来组织。他们认为应该把它作为公园送给小镇，甚至没有对罗斯博士提出任何其他想法。当他们听说这个公园花费了50万英镑，还要承担5%的利息，而我做这些全部是为了丹弗姆林的利益后，他们都惊呆了。
管委会接手大峡谷已经有12年了，这个公园当然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这里鲜花盛开，儿童狂欢，还吸引了许多附近小镇的居民。管委会采用各种方式，成功地做到了委托书上提到的要求：
给丹弗姆林的劳苦大众单调的生活增添更多的“愉快和色彩”，给他们——尤其是孩子们——带来一丝魅力和幸福，为他们创造其他地方的居民没有的美好的生活环境，让这些孩子日后不管身处何处，回忆起家乡时都会感到童年是多么的美好和快乐。如果你们做到这些，你们就成功了，反之则是失败。
这段文字让我得到了前加拿大总理格雷伯爵的友谊。他写信给罗斯博士：“我必须要认识一下今天早上《泰晤士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
我们在伦敦见面了，立刻觉得相见恨晚。他有着一颗仁慈的心，很快就把公益放在心上，并留在了伦敦。如今，格雷伯爵是英国一个1000万美元基金会的受托人。
所以说，皮坦克利夫峡谷是我所有捐赠中最满意的一次。当年激进的领袖托马斯·莫里斯的外孙，贝利·莫里斯的外甥，尤其是我德高的父亲和英勇的母亲的儿子，站了出来，成为新主人，将大峡谷和公园永远交到了丹弗姆林人民手中，多么富有诗意啊。这是一个真正的传奇，是任何幻想或小说构想都无法比拟的。似乎上天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仿佛听见耳语声：“你没有虚度光阴，一点也没有。”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成就！这和我的其他所有捐赠完全不同，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从我停止积累财富，从事慈善事业，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三年了。要是我等到赚够了钱就退休的话，也许我不管是在赚钱还是花钱方面都不会成功。我有阅读、写作和演讲的习惯和爱好，在退出商界前，我还认识了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朋友。在退休后的几年里，我一直没有再回工厂看看，因为这会让我想起许多已经不在的朋友。已经没有几个老朋友还在世，还能和我用以前的方式握手了。会叫我“安迪”的老人也只剩下了一两个。
然而，不要以为我忘记了我那些年轻的搭档们，或是以为他们在我适应新环境时起的作用一点不重要。绝对不是！最令我安慰的是，他们迅速组织成立了卡内基老伙伴协会，直到最后一个成员逝世才会解散。我们每年都会在我纽约的家里聚会，这样的快乐如此强烈，可以持续到下一年聚会。一些老伙伴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聚会，我们之间的故事是我一生最快乐的回忆之一。
我可以确定，我会一直记得和“我的孩子们”之间的感情，因为我的心里一直记挂着他们。这是我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众多恩宠之一，很多次我在沉思时，都会想到这点，我会对自己说：“情愿散尽财富，也不做亿万富翁。”
我和夫人都很乐意结识朋友，一些优秀的男男女女。但是这没有改变我们俩对“孩子们”的共同喜爱。她和我一样惦念着他们，这让我很欣慰。她提出，在我们纽约的新家首次举行第一届老伙伴晚宴。“伙伴们优先”是她的原话。所以说，卡内基夫人当选第一位名誉会员，我们的女儿当选第二位荣誉会员是有原因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稳固的。尽管我年纪大了，但我们在一起时“都是孩子”。我们有互相的信任和共同的目标，都能为彼此着想，而不是想着自己，深厚的感情使得我们就如同兄弟般团结。我们首先是朋友，之后是伙伴。45个伙伴中，有43位维持了一生的兄弟关系。
另外一件年度盛事，是在我家举行的文学晚宴，由《世纪》的编辑，我们的好朋友理查德·沃森·吉尔德先生主办。他会引用宾客们一年来的作品中的句子，写在给宾客们的卡片上。这种做法十分得体，赢得了大家的欢心。之后的见习演讲又调动了晚宴的气氛。1895年晚宴的荣誉客人是约翰·莫立，每个餐盘上都放着印有他作品中引言的卡片。
有一年，吉尔德早早来到晚宴现场，希望能为宾客安排座位。座位已经安排好了。但是他说，幸好他看了一下，他发现约翰·伯勒斯和欧内斯特·汤普逊·西顿的座位排在一起。他们当时正处于一场关于兽类和鸟类习性的激烈争论中，两人在评论中都有点口不择言，处于势不两立的关系中。吉尔德说决不能把他们安排在一起，他已经把座位调开了。我没有说什么，但是偷偷溜进餐厅，又把座位换了回来。当看见他们坐在一起时，吉尔德相当地惊讶。但最后的结果就如我所愿，他们和解了，成为了好朋友。这件事的寓意是：如果你想要当和事佬，就选择一个必须举止文明的场合，并安排敌对双方坐在一起。
伯勒斯和西顿都很感谢我为他们设计的陷阱。的确，我们只会痛恨那些我们不了解的人。寻求和解常用的方式，就是邀请，甚至是恳请你的敌人来共进晚餐。大部分争吵变得激烈，是因为双方没有当面交流沟通，而是从其他人那听说了他们的分歧。他们不能完全理解他人的意见，而这些都是可以说清楚的。明智的人会主动伸出和解之手，消除误解，多交一个朋友，拒绝和解的人则会一直郁郁寡欢。没有什么可以补偿失去朋友的损失，即使这位朋友已经不像之前那么亲密，但他依然是你的朋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朋友们最终会撒手人寰，离你而去。
一个快乐的人会希望所有人都快乐、长寿、有所成就，他不会在别人前进路上设置障碍，而是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在自己的朋友有一些不名誉的行为时，有的人不会继续维持友谊。对这些人，只会感到可怜以及无限的惋惜。同时，你也要为自己的损失而遗憾，因为真正的友谊只能在美德的土壤上滋长。
友情开始凋零时，总是会出现矜持的礼貌。
以前的亲密无间可能会消失，但是彼此间的祝愿还能期盼。
我的朋友中没有谁比马克·吐温更加支持我的退休。当报纸在谈论我有多少财富时，我收到了他的来信：
亲爱的先生及朋友：
近来你看来财大气粗。你能借给我这个仰慕者1.5美元，买本赞美诗集吗？如果你愿意借，上帝肯定会保佑你，我可以确定这点。
我也会保佑你。如果还有其他申请的话，这封信就不作数。
你的马克注：不要寄赞美诗集，寄钱给我，我想要自己挑选。
当他在纽约卧病在床时，我常去探望他。我们在一起十分愉快，即使他躺在床上，他还是像以往一样睿智。一次我要去苏格兰，出发前去和他道别。
在我离开后，大学教授养老基金会宣布在纽约成立。为此，马克写了封信，寄到苏格兰，抬头是“圣人安徳鲁”，我引用一段：
你可以拿走我的光环，如果你来告别的时候就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你在当时当地就能得到它。它是纯锡做的，只能用“责任”买到。
那些与克莱门斯先生（马克·吐温）亲近的人都领略过他的魅力。乔·
杰斐逊，是唯一一个能在言行举止上与他的双胞胎弟弟比肩的人，因为他们具有同一种魅力。“瑞摩斯叔叔”（乔尔·钱德勒·哈里斯）也是一个有魅力之人，乔治·W.凯布尔和乔希·比林斯也同样如此。这些人为他们朋友的生活带来了乐趣，他们走到哪里，就把阳光带到哪里。用里普·万·温克尔的话来说：“他们很相似，都是民主党人。”他们每一个都是无私和热心的。
公众只了解马克·吐温先生幽默的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有着坚定的信念，是一个反对无秩序的卫道士。例如，在靠欺骗而捕获阿奎纳多一事上，他的评论相当尖刻，相比，朱尼厄斯的评论就很温和。
为了庆祝他的七十大寿，聚会是独一无二的。大部分宾客都是文学界的，但马克没有忘记把亿万富翁H.H.罗杰斯安排在他身边。他们曾经是患难之交。毫无疑问，大部分文学界的宾客都在致辞中赞扬了他的文学成就。当轮到我讲时，我指出，你们也应该注意到马克作为一个男子汉的成就，就像他的作品一样能流芳百世。他和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关系紧密。我的这位朋友，像斯科特先生一样，因为合伙人的错误而彻底地破产了。他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平坦轻松，也是条捷径——就是法律的途径，上交他的所有财产，宣布破产，然后重新开始。这样他也对所有债主有了交代。另外一条路则漫长而又痛苦，需要一生的奋斗，需要牺牲一切。在这两条路面前，他的决定是：
“这不是我对债主负责的问题，而是我对我自己负责的问题。”
在大部分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一些考验，决定他们是纯金还是浮渣。在危机关头中作出的决定才能真正检验一个人。我们的朋友踏进了火炉，历练成了英雄。他在全世界作演讲，把收入用来偿还债务。“马克·吐温是个有趣的家伙”，这是大家对他普遍的评价。但是马克·吐温也是个真正的英雄，可以和瓦尔特爵士相提并论。
他有一位贤内助。她就像守护天使一般，一直支持着他，陪着他环游世界，使他能够像瓦尔特爵士那样克服一切困难。他也总向他的知己们说起这些。克莱门斯夫人去世后，我第一次探望马克时，发现他一个人在家。我握着他的手，谁也没说话，然后他用力握了下我的手，说出了我一生中听到过的最让人悲痛的三个字：“家毁了，家毁了。”接着是长长的沉默。我在写这段时，已经过了许多年，我仿佛仍然能听见那三个字，我的心也随之颤抖。
我们今天的社会比父辈的那个时代更加仁慈。只要我们内心的法官承认这样的生活很好，我们就不必害怕其他什么了。
做忠实的自己，并长久坚持，且不要对别人虚情假意。
因为在世几年的错误而受到永恒的惩罚，这不符合上帝的旨意，连魔鬼撒旦都会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