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英国的钢铁业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必须要确保原材料的顺畅供应，还要根据市场需求生产成品。在解决了埃德加·汤姆森工厂的钢轨问题后，我们很快就继续进行下一步。生铁供应的难度和不稳定性，迫使我们开始建造高炉。我们建了三座高炉，其中有一座是经克洛曼先生联系，用我们从埃斯卡纳巴钢铁公司买下的旧高炉翻新的。这个高炉的成本不比新的低，而且状况还不怎么好。没有什么比买到次等设备更让我们不快的了。
但是，尽管这次交易一开始是个错误，后来却证明，它给我们带来不少利润，因为这个高炉足够小，能够生产镜铁，后来又用来生产锰铁。我们是美国第二家能够自行生产镜铁的企业，还是美国第一家生产锰铁的企业，也是几年来唯的一家。这种必要的原料过去完全依靠从国外进口，价格高达80美元一吨。多亏我们的高炉经理朱利安·肯尼迪先生，他建议道，既然有矿石，我们何不用自己的小高炉试着生产锰铁。这个想法值得一试，结果大获成功。我们能够解决全美对锰铁的需求，因此锰铁价格由每吨80美元跌到了50美元一吨。
在用佛吉尼亚矿石试验时，我们发现欧洲人一直在默默地购买这些矿石，用来提炼锰铁。而矿场的主人则一直被误导，以为他们买这些矿石有着其他用途。我们的菲普斯先生立刻开始着手购买矿场的事宜。由于矿场主人既没有资本，又没有有效开发矿产的技术，就同意了转让。
我们高价买下了这些矿场，和其中一位矿场主人，年轻能干的戴维斯先生，一起成为了这些矿场的主人。但是直到我们彻底地调查过后，才能确定那里有足够的锰矿石，足以收回我们的成本。这一切都迅速地完成了，在发现那个秘密后，一天都没有浪费。这就是合伙人制度优于公司制度的地方。公司的总裁可能需要征求董事会的意见，往往需要数周或是数个月后才能得到答复。
到那时，矿场可能已经被其他人捷足先登了。
我们继续建设自己的高炉设备，每个新的高炉比起上一个都有很大的提高，直到最后，我们认为已经达到了标准。毫无疑问，一些细节还能再提高，但是到那时为止，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拥有完美的设备，当时的产量是每月五万吨生铁。
在高炉部成立后不久，我们又迈出了有利于我们独立和成功的关键一步。我们生产所需要的固定数量的优质焦炭，是由康奈尔斯维尔煤田提供的，但这必需的燃料却供应不足。在经过彻底的调研后，我们得出结论，弗里克焦炭公司不仅生产最优质的煤和焦炭，而且弗里克先生本人就是一个管理天才。
他从一个贫穷的铁路职员起家，到现在大获成功，这已经证明了他的能力。在1882年，我们买下了这个公司一半的股份，之后我们又相继买下其他股东的股份，这样我们成为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
现在只剩下铁矿石的供应问题。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欧洲两三家企业能与我们匹敌了。我们曾一度以为，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发现，成功地解决了原料供应链的最后一环。然而我们被误导了，在蒂龙区的投资损失惨重，我们想要开发那里的矿石。这座矿的表面看来很不错，因为经过长期的风吹日晒，冲刷了杂质，纯度很高，但是当我们往深处勘探时，发现这是一个没有价值的贫矿。
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山区租了座高炉，派我们的化学家普鲁瑟先生去那里，分析那个地区所有的矿石，并鼓励当地人采集矿石样本。当时，许多人都对化学家充满敬畏之情。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很难找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孩子在实验室帮忙。当他告诉人们，他能通过那些古怪的仪器分析矿石的成分时，当地人都怀疑他与邪恶力量有所牵连。我记得，最终我们不得不从匹兹堡的公司派一个人去协助他。
一天，他送给我们一份值得注意的报告，说有一种矿石不含磷。这种矿石很适合贝塞麦炼钢法。这个发现立刻引起了我们的重视。这个矿场的主人叫摩西·汤普逊，是个富有的农夫，他拥有宾夕法尼亚州中心县最好的7000亩农田。我们约好，在发现那种矿石的土地上见面。我们发现，在五六十年前，这个矿场曾被开发过，用的是烧木炭熔炼法，但是没有获得很好的口碑。原因毫无疑问是因为，这儿的产品的纯度高于其他的矿石，因为不当的冶炼方法，会在冶炼过程中带来麻烦。当时这座矿不被看好，对我们来说正是幸事。
我们最终获得了在六个月内接管这个矿场的权利，因此我们开始了勘探工作，这是每个购买者都应该认真做的事。我们沿着山坡划线，纵向划线的间隔为五十码，横向划线则间隔一百码。在这两线相交的地方，我们将一根长杆插入矿藏之中。我记得大概一共插了80根杆子，对每一个点的矿石，我们都进行了分析。在我们付清10万美元前，我们已经很清楚这座矿的情况。结果比预期还满意。由于我的表哥兼合伙人的才能，这座矿场在采矿和洗矿上的成本被控制到最低，这个矿不仅收回了成本，也弥补了我们在其他矿场上的损失，且还略有盈余。这样，我们至少在最后反败为胜，当然这多亏了化学家的指导。
可以看出，当时我们决心自己开采原材料，并为之努力，是相当英明的。
我们失败过，也成功过，还有几次十分惊险的经历。一天，我们和菲普斯先生一起离开矿场，经过匹兹堡佩恩街的国家信托公司办公室。我注意到窗户上贴着几个金闪闪的大字，“是股东，都有责任。”正好当天早上，我在翻阅公司文件时，看到过资产表上有二十股“国家信托公司”的股票。我对哈里说：“如果我们有这家公司的股票，请你在下午回办公室前把股票卖掉，可以吗？”
他觉得不需要那么着急，应该要等待好时机。
“不，哈里，帮帮我，马上去做。”
他照做了，转让了股份。我们确实很幸运，因为不久之后，这家银行就因为巨额赤字破产了。我的表兄莫里斯，也是受害股东之一。许多其他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一时间大家都很恐慌，如果我们没卖掉股份，就要为国家信托公司的所有债务负责，这会大大损害我们公司的信誉。这次真是死里逃生，哪怕只有20股（价值2000美元），我们的名字也会出现在股东的名单上。我们必须牢记这次教训。商界的铁律是：如果你有盈余，你可以自由地投资，但是，决不能让你的名字随随便便地出现在需要承担责任的地方。几千美元的投资仅仅只是小数目，但是这个小数目却拥有致命的能量。
我们清楚地看到，不久之后，钢会迅速取代铁。即使在我们的拱顶石桥梁公司，钢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逐渐取代了铁。铁的时代就要过去，钢的时代就要到来，我们也越来越依赖于钢。1866年，我们决定要在埃德加·汤姆森钢铁公司旁边建造一家新的工厂，制造各种形状的钢材。此时我们收到消息，匹兹堡有五六个制造商在荷姆斯泰德联合建的几座钢厂，想要转让给我们。
这些钢厂原来是制造商们合作建造的，初衷是要为他们生产各种所需的钢材，但是当时钢轨业十分红火，他们禁不住诱惑，就改变了计划，建造了钢轨厂。只要钢轨的价格一直停留在高位，他们会继续生产钢轨，只是这些工厂本不是为了生产钢轨而设计的，他们没有炼生铁不可缺少的高炉，也没有焦炭这样的燃料。因此无法与我们竞争。
能够买下这些工厂对我们来说十分有利。我认为要和钢厂的主人谈拢条件，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建议他们与卡内基兄弟公司合并。我们提出了平等的条件，他们投资多少钱，我们就给他们多少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很快谈妥了协议。然而，我们给对方所有人一个选择拿现金或是股份的机会。幸运的是，大家都选择了现金，除了乔治·辛格先生选择了入股，继续与我们合作。
后来，辛格先生告诉我们，他的同事们之前设想过很多我可能会提出的条件。
他们害怕我会提出过分的要求，但是当我一视同仁，提出一美元换一美元后，他们都不再多说什么。
这次并购导致了我们所有公司的重组。1886年，我们组建了新公司卡内基－菲普斯公司来负责荷姆斯泰德的工厂。威尔逊－沃克公司并入了卡内基－菲普斯公司，沃克先生当选为董事长。我的弟弟是卡内基兄弟公司的总裁。我们的业务进一步扩张，在比弗县新建了哈特曼钢厂，专门生产荷姆斯泰德工厂不生产的各种形状的钢产品。因此到那时为止，我们几乎能生产任何东西，从一个小小的钢钉，到二十英寸的钢梁，这样，我们也不再想踏足其他领域。
这里我要请大家注意，我们工厂从1888年到1897年间的进展。1888年，我们投资了2000万美元；1897年，投资翻了二倍，超过4500万美元。1888年，生铁的产量是60万吨，之后翻了三番；1888年，我们的钢铁产量是每天2000吨，后来产量增长到每天6000多吨。我们的焦炭厂那时拥有5000个炼焦炉，它们后来在数量上增长到三倍之巨，焦炭的生产能力也从每天6000吨增加到18000吨。1897年时，我们的弗里克焦炭公司有42000英亩煤田，比康奈尔斯维尔矿场的三分之二还大。
十年来，我们公司的飞速发展是公认的。有这样一则公理：在快速发展的国家，我们这样大的制造业公司如果不扩张，那就意味着开始走下坡路了。
要炼出一吨钢，需要开采出一吨半的铁矿石，通过铁路运输到100英里外的湖区，再通过轮船运输，经过数百英里，最后再通过一百五十英里的铁路，运输到匹兹堡。还必须开采一吨半的煤，加工成焦炭，由铁路从50英里左右的地方运输过来。还要开采一吨石灰石，运回150英里外的匹兹堡。这样生产出钢后，我们竟然能以每3磅2美分的低价格出售钢材，而不亏本。我承认，这点看起来难以置信，近乎奇迹，但是事实的确如此。
美国很快就从钢材最昂贵的国家，转变为最便宜的国家。贝尔法斯特的造船所也成为了我们的客户，这只是开始。在现有条件下，美国能够生产出和其他地区一样便宜的钢，尽管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很高。且在机械行业的劳动力也是最贵的，但他们能够自由劳动、自给自足、收获回报。在美国，我们是做得最好的。
与其他市场相比，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制造商们有最好的国内市场。只有依靠国内市场，才能获得资金收益，剩余产品的出口也就会变得更为有利。即使是出口价格比成本低也无所谓，只要出口产品可以做到收支平衡。拥有最好的国内市场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产品已经定型的国家（我们就是如此），在销售上可以很快超过外国的生产商。我在英国曾有一个词对这个情况作了概括：“盈余法则”。它后来很快就在商业界被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