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我帮匹兹堡阿勒格尼峡谷铁路公司的总裁威廉·菲利普斯上校成功地谈成了一笔协议。一天，上校走进我纽约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急需一笔钱。可是，虽然有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作担保，美国还是没有银行对购买他们公司500万美元的债券感兴趣。这位老绅士确信，他四处碰壁，是因为银行一起商量好，只会以他们开出的价格买入股票。他愿意给他们打九折，但是银行家们还是觉得价格太高。那段时期，西部的铁路公司都是以八折的价格卖给银行家的。
菲利普斯上校说，他来就是想看看我有没有什么方法帮他摆脱困境，他急需25万美元。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汤姆森先生不愿借给他。阿勒格尼公司的债券是年息7%，不过在美国不能用黄金支付，只能用现金支付。因此，这些债券完全不适合国际市场。但是同时，我知道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持有大量费城和伊利铁路公司的债券，这些债券的年息是6%，用黄金支付。我认为，把这些债券和年息7%的阿勒格尼债券交换，应该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何况，他们本来就要为阿勒格尼公司作担保。
我发电报给汤姆森先生，问他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是否愿意在赚到25万美元利息后，把这笔钱借给阿勒格尼铁路公司。汤姆森先生回答说：“当然。”菲利普斯上校十分高兴。为了报答我的帮忙，他同意给我60天的买卖选择权，以九折的价格购买公司的500万美元的债券。我向汤姆森先生说明了情况，并建议他进行交易，这家公司欣然接受了，因为这让他们在债券上节省了1%的利息。我立刻带着500万美元的费城和伊利铁路公司抵押债券赶往伦敦。
债券由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担保——这能确保我能卖个好价钱。但同时，我遇到了我金融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挫折。
我写信给昆士城的巴林银行，称我有一笔债券，他们银行可能会毫不迟疑地买下来。我一抵达伦敦，就在旅馆收到他们的短笺，请我去银行一趟。第二天早上，我去了银行，并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买入这些债券，如果他们以票面价值卖出，则要扣除2.5%的佣金。他们要预支400万美元，借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年息5%。这笔交易我至少能赚到50万美元的利润。
就在我们签署相关文件时，拉塞尔·斯特吉斯先生说，他们刚收到消息，巴林先生本人第二天上午会来伦敦视察。他们已经安排要好好招待他，出于礼貌，需要让他了解此次交易，所以他们把签约的日子推后到第二天。如果我能两点钟到的话，交易就能完成。
我无法忘记当我走出银行，走向电报公司给汤姆森总裁发电报时的那种压抑。直觉告诉我，我不应该给他发电报。我应该等到明天拿到合同时再说。
我从银行走回了朗廷旅馆——足足四英里的距离。
当我回到旅馆时，已经有一个气喘吁吁的信差在等我，他交给我一封封口的巴林银行的信。俾斯麦在马格德堡冻结了一亿美元资产，整个金融界都陷入了恐慌。巴林银行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建议巴林先生继续这笔交易。
和巴林银行谈好的合同被取消的机率，就和我在回家路上被闪电击中一样小，但还是发生了。这个打击太大了，我都愤怒不起来。我只是温顺地默默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庆幸自己没有给汤姆森先生发电报。
我决定不再去巴林银行，随后我把债券以低于和巴林银行商定的价格卖给了J.S.摩根银行，尽管该银行在大量卖出美国债券。最初我觉得，最好不要去找摩根银行，因为我从菲利普斯上校那得知，他曾向美国的摩根银行推销过债券，但没有成功。我猜想，伦敦的摩根银行与纽约分行就这笔交易交流过。
但之后，我定下规则，所有的交易都优先考虑摩根银行，因为他们很少让我空手而归。如果他们银行不买我的债券，他们会推荐另一家对此感兴趣的银行，而他们也收取一定的佣金。让我感到满意的是，由我联系买卖的债券，最后都有所收益。当然，在这件事上我犯了个错误，我没有回巴林银行，给他们一点时间平息恐慌，因为后来很快就度过了危机。当交易的一方开始激动时，另一方一定要保持冷静和耐性。
我还记得金融操作中的一件小事。一天，我对摩根先生说：
“摩根先生，只要你愿意给我四分之一的利润，我会告诉你一个赚钱的办法，并帮你实现。”
他笑着说：“听上去很公平，我有权选择干或不干，当然干的话，我们会给你利润的四分之一作为报酬。”
我告诉他，我曾把阿勒格尼峡谷铁路公司的债券，换成费城和伊利铁路公司的债券，而后者有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担保，这个大公司在不断进行实质性的扩张，总是需要大量的钱。如果能提供合适的价格，也许能诱惑这家公司卖出它自己持有的债券。而从当时的情形来看，美国的证券市场需求很大，毫无疑问会买下这些债券。我写了一份计划书，列出需要筹集的债券。摩根先生以一贯认真的态度审查了这份计划，决定接受我的意见。
汤姆森先生那时在巴黎，我立刻过去找他。得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正需要钱后，我告诉汤姆森先生，我把他的债券推荐给了摩根先生，能不能告诉我一个价格，我看看是否能帮他出售。他说了一个在当时很高的价格，但是低于这些债券的最高价。摩根先生购买了一部分债券，还享有购买剩下部分的优先权。这样，900万到1000万美元的阿勒格尼债券上市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也获得了资金。
在这些债券出售后不久，1873年的金融恐慌来临了。我有一笔收入是从皮尔庞特·摩根先生那里得来的。一天，他对我说：“我父亲发电报来，问你是否愿意出售你为他出主意而得到的股份。”
我说：“是的，我愿意。现在的情形下我愿意把所有股份都卖掉换成现金。”
“那么，”他说，“你想要多少钱？”
我说根据最近的上交的一份报告，我相信，我的账户上已经有五万美元，我愿意以六万美元卖出。第二天早上，摩根先生递给我七万美元的支票。
“卡内基先生”，他说，“你弄错了。你出的价格比你账上的金额还少一万美元，加上这一万，总共应该是七万美元。”
这笔钱分成了两张支票，一张是六万美元，一张是额外的一万美元。我把一万美元的支票交还给他，说：“这是你应得的。你能够接受这一万美元，接受我最美好的祝愿吗？”
“不，谢谢你。”他说，“我不能这么做。”
这样的行为，表现出一种值得敬佩的诚信意识，而不仅仅是法定权利，这在生意场上十分少见，可能只有外行人才会相信。之后，我下定决心用尽余力，不让摩根父子及他们的银行因为我而遭受损失，从此，他们多了我这样一个坚定的朋友。
一个大企业如果不能做到诚实守信，很难生存下去。“精明过度”和严苛的名声对大企业都是致命的。企业准则要注重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精神实质。如今的商业道德标准相当高，任何为了公司利益而犯的错误都该迅速地纠正过来，就如同这个错误有利于其他公司一般。一个企业要获得长久性的成功，公正诚实的信誉比遵纪守法更重要。我们采取和坚持的法则，带给我们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回报，这条法则就是：总是确保对方获得最大的利益。当然，这不适合用于投机行业。那个行业的气氛完全不同，人人都是赌徒。投机炒股和重视荣誉的商业活动是不具可比性的。近些年来，我们必须承认，老派的银行家，比如伦敦的朱尼厄斯·S.摩根，已经很少见了。
在被罢免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职务之后不久，斯科特先生决定加入建设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一天，他从纽约发电报来，要我务必去费城和他见面。我在那里见到了他，以及几个其他朋友，其中包括J.N.麦克鲁夫，他是匹兹堡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在伦敦有一大笔贷款要到期了，摩根银行答应续借，只要我愿意加入贷款方，我拒绝了。当时他们质问我，我拒绝帮助朋友，是否想要看着他们被毁掉。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但是我依然没有一丝想要介入的想法。我的首要职责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阻止了我乱来。我把所有的资产都投入制造业，每一分钱都物尽其用。我是我们公司的资本家（尽管当时只是个小资本家），一切都要依靠我。我的弟弟和弟媳，菲普斯先生一家，克洛曼先生一家，所有这些人都需要我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