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闻采访的讨论往往拘泥于技术层面展开，种种的工具论充斥着这一论域，在实际生活中以它们的可操作性支持着从业者，然而，却又在根本上抑制着实践者自我机动繁殖力的生成。这是当下必须予以警觉的现象，有必要做根本性的检讨。
事实上，新闻传播绝不是一个能够脱开社会环境自足为一体的专业，它的广阔空间从一开始就与社会生活相重叠，因而，关于它的思索就应当在社会文化的空问里展开。
我们来探讨新闻采访学的理论空间问题，它们关系着未来新闻传播业的命运!
一、欧文·戈夫曼“戏剧论”框架
欧文·戈夫曼的“戏剧论”社会学思想是社会学思潮中“形象互动论”的直接产物。“形象互动论”学派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互动、交往过程中的个人，在他们看来，社会是由相互作用(互动)着的个人所组成，符号为其中介。进一步说，人们识别、解释符号的能力是产生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模型的基础。此种能力被称为“角色扮演”或者说是“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而每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却是由他人(社会)的期待来限定的。角色扮演就是对其他人立场和观点的想象假设。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情景定义”，它是形象互动论者手中的利器。用它的发明人威廉·托马斯的话来说：“情景定义，即对于条件、状况和态度意识的比较清楚的概念。”它进一步将人的行为理解为对外界的主观解释，例如“杯弓蛇影”就是一种情景定义。在这种理论关注中，人们互动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相互识别对方，预期对方的反应，理解对方的情景定义。
欧文·戈夫曼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中的日常生活研究域——值得重视的微观研究空间。在他看来，生活就如一出戏，“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女都是演员。／他们有各自的进口与出口，／一个人在一生中扮演许多角色”(莎士比亚语)。所不同者，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有人则难以知晓，但不管属归何者，却都在以他人之期待来控制与规范自己的行为，戈夫曼称之为“戏剧论”或“印象管理”。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要注意显行为因素和那些不甚留意或未加控制的流露，在它们之中(尤其在后者中)蕴藏着丰富的含义。若要和谐交流沟通，人们就很有必要有意无意地对那部分似乎“未加控制”的流露进行控制，以便有一个良好的印象，保证沟通展开。戈夫曼在他的“表演论”中有过一些极为细密的介绍，对于我们的具体分析十分有助。
另一个有意思的理论框架是“剧班”。“剧班”是指与个体表演者相对的另一基本表演单位，它表现的是被表演的工作的特征。例如，主任和秘书作为一个剧班，所表现的就不是他们各自特征的相加，他们的表演有一套常规，并需要互相配合，目标是一个有机的统一。
“区域与区域行为”的划定显示了戈夫曼对表演场所的重视。他为我们区分了“前台”与“后台”等空问。前台即表演场合，后台是表演以外的一种场所，在这里，一般较为轻松。
戈夫曼同时花费了许多精力讨论如何“印象管理”的问题。例如，他告诉人们：表演者要成功地塑造角色，需要具备诸种品性：表演者应力避不恰当的“无意动作”，它会破坏实际的交往状况；表演者应该对对方知之甚多；表演者应当持守“戏剧忠实”，承担道德责任；表演者应该具备某些“戏剧素养”；表演者应当知道如何策划，三思而后行，有其“戏剧缜密”。
欧文·戈夫曼的分析将社会行为剖析得令人寒心，然而，却是一种经得起考验的理论。在新闻采访之中，我们其实并不难验证这一理论。
首先，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社会互动就是在两种角色中进行的。采访者一般在其“前台”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进入“角色”一公正的代言人，这种角色既是他期望的，也是对方所期待的，它是一种社会契约。假如这种沟通无法协调，也就是说，双方的“情景定义”出现矛盾时，进一步的工作将无法完成。一个记者往往会以公正无私的形象自许，也会在他的言谈、举止方面表现出这样的信息，如果被采访者认定“记者都是不可信任的、爱撒谎的、自私的、吹毛求疵的”，那么，这里的沟通是不可能建立的。不管被采访者在“后台”如何，一旦进入“前台”，他的角色意识里便油然地生成了“我掌握一切，我有道义担承向外公布并启动关注”的欲望与行动自觉。同样的，假如他规避这一点，那么，说明双方在此的“情景定义”有矛盾。在实际的采访中，这样的例证实在太多。法拉奇在采访邓小平等人时是亲善而友好的，在采访基辛格时，则是十分强硬与敌对的，因为在不同的域内，双方的“情景定义”有相当悬殊。
其次，新闻采访中的双方都会以较为理想的方式展开对话，双方都期望对方产生一种印象：你所见的就是真实可信的。实际的情形大体可以分为：理想化表演，双方控制管理得十分精当；误传表演，双方或某一方利用装扮造成一次骗局；神秘化表演，例如由于各种屏障掩盖了一方的不足，并替他确立了不能被细察的优势，最终造成神秘感。第一种情形是较理想的，在其中，记者有灵敏的头脑、傲人的口才，他以过分灵活的步子来到被采访人身边，表达出了他的尊严，他的不卑不亢，以及他对人类社会神圣的责任意识。他通过他的言谈、举止、风度向对方制造着他动机纯粹、行为得体、心态健康的印象，他像走钢丝演员那样以惊险的动作实施着他的采访，使整个活动不会出现难堪、尴尬。他表演的是一个人类交流“使者”的角色。假如他过多地沉思，或者过于矫情，那么他就不再是一个理想的记者了。而被采访对象也在以他的大方得体、他的回答语速、他的“冲动”……显示他的绝对忠诚。不管这中间的斗争是多么尖锐，也是我们称之为真正成功的东西。
他们是一个个剧班，特殊的情境空间使双方心知肚明，不用提示，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控制自己，尽量不使自己在那些未经管理的流露中向对方说出什么。在实践中，人们的答非所问、“王顾左右”，或者有意拖延时间、转移注意力、自我保护……不就是这样么?在具体的采访行为中，我们享受到的是双方在固定空间气氛里的交锋，而不是简单的一些具体信息。
至于欧文·戈夫曼所说的品格问题，在新闻采访者的意识里，早已不再是什么问题了。每一个采访者都会明白必要的知识、技能……在采访实务中多么的重要。
欧文·戈夫曼的理论所能够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样的：(1)它提示我们，采访绝不是一边倒的行为，它是一种互动性的活动，双方在其中都要展示自己，暴露自己，进而考验自己；(2)它提示我们，采访中的“表演”因素是永远存在的，如果我们期望有所作为，那我们的努力就绝不限于具体的事实，我们甚至要将工作的空间扩大到那些并不为我们平常注意的空间，例如“后台”区域，在全面的信息网中处理一个个对象；(3)新闻采访要求处理好特定空问里的一切问题，稍有不慎，便会失败；(4)新闻采访的确是一场掩饰与反掩饰的战斗，要灵活而坚毅地工作才能取得胜利。
二、安东尼·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框架
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一种“结构化理论”，试图改变社会学理论的方向。他以批评者的口吻，对现存的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派等提出了批评，他试图把互动论概念与有助于解释社会结构特征的其他理论概念结合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消除社会学理论中的二元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等十分必要。他主张将它们看做一种事物的“双重性”，即互动者在相互依存的背景中运用规则和资源，这些规则与资源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结构，与此同时，互动者又再生产出结构的规则与资源。因此，一切都是相互包含的。
吉登斯吸收了欧文·戈夫曼的大量观点，但他还是对戈夫曼和其他互动学者提出了深入的批评。在他看来，互动论者往往无视动机，例如戈夫曼就没有触及为什么“表演者”要如此这般做出姿势的问题。他认为，忽视扮演者的能动性、反省性、创造性和潜在的改造能力是一个大大的遗憾。在吉登斯看来，可以把结构定义为行为者在跨时空的互动中所使用的规则和资源。在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时，他们在时空中维持或再生产出结构。规则是“可推广的程序”，这是吉登斯的重要观点。它们常常用在谈话、互动仪式、个人日常生活中，并成为胜任的行动者的“知识库存”的一部分，进而影响其行为。而资源作为另一重要因素，却是被用来作为行动者用以完成某种事情的工具，有权力上的含义。吉登斯认为规则和资源具有“转换性”和“传递性”。他的意思是说它们可以转换为许多不同的模式和外观，这自然涉及具体语境下的问题。
吉登斯的理论构成是十分复杂的。对我们而言，他有价值指导意义的另一观点是：人们“反省性地监视”自己的行为以及他人的行为，换句话说，他们注意、谋算并评估自己的行动的结果。这些受制于“推动意识”和“实践意识”。前者包括为某人的行为提供理由或合理化的能力；后者则指知识库存，人们会不自觉地将它用来指导具体情境中的行动。归根结底，它们源自复杂的动机。
吉登斯十分看重常规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在他看来，常规是互动的情节性特征(互动开始、进行、结束)和基本的信任及安全感之间的主要桥梁。常规在际遇中又十分自然地把转瞬即逝的力量与社会再生产、社会制度表面的灵活性联系起来。他由欧文·戈夫曼那里出发，提出了他的常规程式或机制：(1)开始仪式和结束仪式；(2)次序轮流；(3)得体；(4)定位；(5)框架。由于互动是连续的，因此，必须有其开始和结束的符号标志；次序轮流是建立有序结构的手段，在每个胜任者的知识库存中都有明晰的觉悟与具体技巧；得体是在较大时空范围内维持“信任”的重要桥梁，它能保证戈夫曼所说的“情境统一”，从而促成沟通；所谓“定位”，此处指“位置”的意思，指人们把某种地位和社会认同带人情境，伴随着相应的权利与义务，他们在相互定位的过程中做出互动反应；框架则指互动中有意无意遵循的规则。
吉登斯理论不但关心时间上的再生产，在他看来，人们的行为同样受制于空间影响。他借互动的区域详释这一概念，提出了空间和时间的交叉。他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引入了“场所”概念来说明互动展开的物理空间，以及在此空间会发生何种事件的背景知识。对“场所”的释解来说，吉登斯有复杂的结论，例如，他曾依照场所的“程式”对场所加以区分，并由场所对自我的开放性而将之分为自我封闭场所和自我开放场所等。
在他看来，人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相遇，而时空像社会剧场的脚本一样在规定着人与人之间的角色分工。人与人的共同在场是互动的基本条件，而为了共同在场，人们不得不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时空的“区域化”就是在这种共同在场的要求中获得力量的，它使得人的社会活动场景被“固定化”了。
这些理论完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提供理论框架。
正如前文所论证的那样，我们认为，将新闻采访活动孤立地分为主客对应(“刺激一反应”)是不妥当的。在吉登斯的理论体系中，我们所得的佐证与发展是：不但不可强分二元，而且，它们就是一次活动的“双重性”，是显示意义的本身因素。
另外，吉登斯对“常规”的阐述，也是我们要加以注意的，它是采访活动中十分平常朴素的构成，我们不能回避开头与结尾在我们采访中的符号意义，因为正是它们，才给双方构成一个信号，使双方在共有场阈中产生积极的交流。至于次序轮流、得体、位置、框架等，更不用多说。
吉登斯理论中关系到采访实践的重要说法当然还要数它有关时空问题的革命性意见。例如，他区分了地点(place)与场所(10cale)，因为地点只限于纯粹的物质环境空间，而场所则是一种特定的物质区域，是互动背景的组成部分，具有明确的边界，由此通过某种方式使互动“集中”起来，消除一些环境因素的干涉，使互动的参与双方相对明确何为互动，何者应当被排除在外。这对我们理解新闻采访的空间因素提供了一种理论指向，使原有的强调采访地点因素的说法在扩张中发生变迁。由此，我们的知识库里便有了在空问中寻觅社会意义的敏感，换言之，我们会在每一次的行动中充分地感知以空问为中心的“气味”意义。
不仅如此，我们知道，采访作为一种社会交往具有它的具体情境性，它是一种在具体情境下所做的社会交往。在吉登斯理论中，情境性的含义是“互动定位在具体时空中的特征，包括互动的场景、共同在场的行动者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简单地说：“情境具体呈现为交往互动行为与场景一起所能提供的活动面貌。”
吉登斯认定了空间场所存在区域化现象。所谓区域化，指场所之内或场所之间存在一些区域，它们在时间或空间上产生固定的分化，“指引”人们在特定的氛围下进行交往。这就进一步使采访的每一次性与丰富性日渐凸出。
在每一个具体发生互动过程的场所中，在场与不在场都是一对对立共存的时空关系。在吉登斯看来，最原始的也是最常见的互动状态是面对面的互动；随着社会文化的日益发展，互动中共同在场的范围和具体形式有了根本性变化。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的合理性及理论统一性，吉登斯引入了在场可得性概念。所谓在场可得性，指的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彼此发生互动的行动者，他们在怎样的可能程度上，以怎样的具体形式实现共同在场，从而实现意义沟通的互动。这就为我们解释诸如观察采访、电话采访、网络采访提供了统一的根由。它们并非在时空上的接近，而是因为主体在一定时空区域内定位在能够相互监控和安排各自行为的场景之中。
两位中国记者讨论过这一问题。在一篇相关的文章中，他们将采访中的这一关联分为共同在场、邻近在场和不在场三种采访交往：
这里的采访区域划分主要是空间意义上的，即采访者所处位置与事件场景的距离关系。一般来说，采访区域与被采访事件、人物活动的区域是有区别的。笔者认为，采访者(记者)对于所要采访的事件或人物而言都具有“他者”的性质，只有事件本身的行动者才是事件行为的主体，而行动者之问又构成一种共同在场的关系；但是事实上，采访区域显然要比事件区域更为“广阔”，它(或者采访者)可以与事件场景有三种空间关系，即共同在场、邻近在场和不在场。
在具体的例证中，他们举示了面对面采访张艺谋、相距50米在另一船上尾随拍摄克林顿观看黄浦夜景、克林顿到底说了些什么三例，分别对应于共同在场、邻近在场、不在场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