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并非十分清晰的概念，但大体上却都与共同的享受、操心相关联。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的，仿如在一个桌子上面对一个空间那样。“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共同的世界，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但却阻止我们彼此争胜。”它意指那些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能为每一个生命体共享，每一个信息载体同样具有“公共表现的相状”。当然，这里承认每个生命体的同时在场是以不牺牲个人立场为前提的，因为，当人们只能从一个角度来谈论某信息时，它实际上已经走向末日。
尤根·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是指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个领域，其问能够形成公众舆论一类的事物。在原则上讲，公共领域对所有公民都是开放的……当人物在不必屈从于强制高压的情况下处理有关普遍利益的事务时，也就是说能够保证他们自由地集会和聚会、能够自由地表述和发表其现点时，公民也就起到了公众的作用。
这种理想的状况在如今商业文化时代有些过于理论化，因为，在现代社会运作中，商业市场是真正的驱动杠杆。然而，它是我们必须费大力气予以追寻并保持的东西。因为，在这种空间中，我们才能呼吸到一种团结气息、凝聚气息，才能真正发挥人的基本作用。互相间完全隔膜，对面相逢不相识并非我们的理想，相互亲爱，相互关怀，才是人的根本性。
将“公共空间”论引入讨论，当然是充分考虑到了议程设置理论以及人是一种有选择性的生命体的观念的需要。
“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是20世纪60至70年代在美国风行起来的一种传播学理论。它认定的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注意某些问题、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传媒关注的那些问题，并以大众传媒所设定的先后顺序为思维顺序。例如，美国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在《新闻媒介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就曾说过：新闻媒介不仅仅是新闻和观点的提供者，它“在告诉读者怎样想这一点上大都不怎么成功，但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这一思路是传播学世界革命性的成果。
不用说，这种思路过分夸大了媒体的客观效能，对受众的主观能动性缺少信心。事实是，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人类都有自己的知识背景、生命背景，“我们都在用自己的生命之杯去饮。”例如，在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轰炸后，美国社会的“妖魔化”报道并未使中国读者完全信服。受众完全有能力、有可能对媒介框架作进一步的个人化修正、充实甚至推翻。他们可能反其道而“歧读”，或采取漠视态度、厌倦反感……
这种复合姿态才是我们需要的。事实也如此。一些致力于此的专家已经为我们绘出了一幅存在相貌图：
资料来源：Gamson，1984，1987，1988，1992；Gamsc)n etal，1988。
事情远不止于此。这种运作实际的革命性在于它是以一个“市民社会”取代“国家政治”的范式。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会成为国家和社会之问充满张力的区域，在此，公共职能由团体承担，社会权力取代国家权威，社会健全性奋斗目标逐渐替代政权利益目标。
借着新闻传播这柄利器，我们可以砸开许多死角，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造一种活力。健全性社会应当是它的自然收获。
新闻媒介承担的信息传播使命“无边无际”，新闻、言论、精神性文字、广告是它的现代家族成员，它们各自有独立的运作实践逻辑，也共同组织一个“气息”或者说“知识场域”，透过它们的精神折射，发挥潜移默化或者即时爆炸的功能。在实际的分析中，我们赋予新闻的东西要么太多，要么太少，我们需要将从前那种把信息与其他东西对立起来的态度改变成以人为中心的统一能量观，我们反对割裂，也反对将新闻升华为一种“无根状态”的拔高。我们主张对其做开放性处理，在社会领域中，在人的发展空间中来思考。将它视为一种积极性的生产一传递和构成生产关系，建构一般状况和特殊状况，生产自由知识分子与新的知识。接近理想的新闻传播不光提供新的事实、新的意见，还要不问歇地提出新问题，从而在近景、远景的自由交流中大大推动社会进步。它向它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观察整个人类的处境。我们的精神健全吗?我们的经济发展真的令人鼓舞吗?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属吗?我们的社会适应人的健康发展需要吗?……新闻业应当像阿尔伯特·斯韦策、E·弗洛姆等文化批判家那样，担当起追问社会发展健康与否的责任。
斯韦策的意见值得重视：
必须悄悄而不引人注目地创造一种新的公众舆论。现在的公众意识是靠报纸、宣传、组织、经济影响以及其他可用的影响手段来维持的。应当用自然的方式来反对这种不自然的思想传播方式。所谓自然的方式就是靠一传十、十传百，完全依赖思想和真理以及听者对新的真理的接受情况的办法来传播思想。这种新的舆论没有什么披挂，遵循着人类精神原始、自然的斗争方式，必定会击败披着时代的沉重甲胄的现存舆论，就像大卫射杀死哥利亚一样。
这场需要带来的战争是史无前例的。毫无疑问，过去也曾经有过思想开放的人同整个社会的锁闭思想做斗争之事，但是斗争的规模绝没有今天这样大，因为受现代组织、现代的缺乏反思以及现代普遍狂热所束约住的禁锢的集体精神，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现象。
今天的人有力量去完成精神给予他的，而时代又试图予以否定的使命吗?
过分组织化的社会千方百计试图将人控制住，因而他必须再次成为独立的人格，以便反过来影响社会。社会必定会用各种方法使人处于一种适合社会要求的没有人格的地位。社会害怕人格，因为人格是表现精神和真理的手段，而精神和真理正是社会想封锁的东西。然而不幸的是，社会的力量与社会的恐惧感一样大。
令人悲哀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同社会的经济条件结成了一个联合战线。清醒无情的经济条件使现代人从小就成了没有自由、缺乏镇定、没有独立的人。一句话，人就成了充满缺陷、失却了人类品质的人。这便是我们最难以改变的情况。既然我们假定精神会起作用，我们也只能十分缓慢地而且只能有不多的力量来克服这些因素。事实上，我们的生活条件也不允许人去发展他所缺乏的意志。
精神所承担的责任是多么沉重啊!它得创造出理解确实真正的真理，而现实所流行的真理不过是宣传家口中的真理罢了。它得抛弃低级的爱国主义，而推崇以全人类的目标为其宗旨的高尚的爱国主义；在某些领域，过去和现在的政治活动使人丧失希望，而这些令人绝望的事件也使得那些在内心深处很愿超脱的人充满了民族主义的精神，因而在这些地方更应推崇高尚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得说明这样的事实：人们应当重新认识到，文明是全人类的利益之所在，而不是像今日某些地方的情况那样，民族的文明被当成偶像崇拜，人类有着共同的文明的观念变得支离破碎。精神应当使我们保持对文明国家的信仰，虽然我们的现代国家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遭到战争的蹂躏之后没有工夫来考虑文明的任务，也不敢注意到其他事情，只是一味地追求如何用尽一切办法，甚至包括危害正义概念的手段来攒钱，以延长国家的寿命。精神必须用所有文明人只有一个理想的观念来团结我们大家，因为现代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国家剥夺了其邻居的所有关于人道、理想、正义、理智以及真理的信念，结果就使得所有这些信念都受到了权力的控制，这些权力愈来愈把我们拖人野蛮的泥淖。精神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文明，因为谋生的艰难使得群众愈来愈关心物质利益，愈来愈把其他事情当成虚无缥缈的东西。精神必须给我们以信心，相信人类有进步的可能，因为经济因素对精神所作出的反映变得一天天更有害，促成道德越来越败坏。在世俗的和宗教的组织机构中，被我们尊为领袖的那些人不断地使我们失望，在艺术家和学者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他们支持野蛮行为之时，当那些被人当成思想家、自己也表现出像思想家的显要人物在关键时刻显露出本来面目不过是作家及学术人员之时，精神应当给我们以希望的理由。
所有这些都是阻碍现时文明的意志前进的绊脚石。绝望的阴云笼罩着我们。对于希腊一罗马衰亡时代的人的处境，我们现在了解得多么清楚。他们在世事面前无力抗争，任世界自生自灭，自己则缩回到了自我的内心世界。像他们那样，我们在生活的经验面前感到惶惑，像他们那样，我们听到了诱惑人的声音在说：唯一使生活尚可忍受的便是活一天算一天。人们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丢掉一切命运之外的非分之想，在顺从之中找个安身之地。
只有在精神觉醒，广大人类具有道德意愿之后，我们才能重新承认，文明是建立在某种普遍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认识迫使我们认清了文明再生道路上为普通人所忽略的困难。与此同时，这种认识又提高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再考虑可能或不可能了。如果道德精神为文明成为现实提供了足够的立足基础，如果我们重新找到合适的普遍理论，并确信这种理论会形成，那么，我们就会返回文明的状态。
E·弗洛姆规范的健全社会标准值得特别关注：
一个健全社会的结构会像什么样呢?首先，在这一社会里，没有人是别人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每一个人总是并毫无例外地是自己的目的；因此，每个人都不是被人利用，被自己利用，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力量的目的而活着；人是中心，而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活动都服从于人的成长这个目标。在健全的社会里，人们无法利用贪婪、剥削、占有、自恋这类品质来获取物质利益，或提高个人的威望；按照良心行事被当成基本的、必要的品质，而机会主义和纪律松懈则被看做是不合群的自私行为；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社会的事因而也成了个人的事；个人同他人的关系也与他同自己的关系不再分离。此外，一个健全的社会使人在易于管理的和可观察到的领域内，积极而又负责地参与社会生活，并且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一个健全的社会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战斗团结，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同成员友爱相处；健全的社会促进人人在工作中进行创建性活动，刺激理性的发展，使人能够通过集体的艺术和仪式，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
正如弗洛姆指出的，几千年前，上帝曾对一个小的部落说过：“我将生与死、祝福与诅咒放在你们面前——而你们却选择了生。”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应当贡献于宇宙的精神是抵抗一切不合理的行为与理论，为人类社会迈向健全性状态而呼号奔走!
这正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让人文精神牢牢地占领新闻传播的灵魂。
众多的英雄们在这一田野里努力重铸文化批判的形象，促动他们这样做的力量，正在于他们意图启发受众去认识人类自身处境，并进而反思。
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为此，我们搜集情报；为此，我们让人类聚焦；为此，我们将那些有价值的信息制作成适于传播的信息包，并将它们传布四野，让它们流浪……新闻传播不仅描述、解释当代社会状况，而且也改变、转化现存权力结构。它洋溢着强烈的实践性品格、历史学旨趣、批判性取向、开放性特点。
（第二章 作为探险的新闻采访）
新闻传播是线性工作，采访、写作、编辑、传布、检视是它的典型过程。在这掀动历史格局、重构社会秩序的行为中，对采访作怎样突出而夸张的强调都不算过分。流行于新闻传播界的行话是“七分采访，三分写作”，或“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正是对它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性的精练表述。《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田流也代表性地重申：“写作当然要用力气，但应该在采访上花更大的力气。如果把采访和写作需要花的时问和力气机械地划分一下比例的话，我认为应该用60％、70％、80％，甚至90％的时间和精力去采访，只用10％，顶多30％至40％的时间和精力去写作比较恰当。否则，写不出好稿子来。”《谋杀者与友好的人们》一书的作者丹尼斯·布赖恩则说：“我们对于自己同时代人的最鲜明生动的印象是从采访中得来的，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如此。”“几乎每件要闻都是通过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问传达给我们的。因此，采访者具有前所未闻的权威和影响。”《采访技巧》一书的作者约翰·布雷迪系统地阐述了采访的当代价值。在他看来，今天对采访者的要求也是前所未有的——今天的读者期望知道的更多；编辑也要求记者能从当事者口中探得更的东西、更丰富的细节和更具体的用语；纪实作品的大量出现也要求深入的采访与体验，甚至像讣闻的写作也要深入采访；广播、电视的采访更是无处不在；测验、比赛和讨论节目都采取了问答交谈的形式……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主任鲁文·弗兰克说： “采访是我们这一行的基本手段，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生存。”中国名报人邵飘萍则认定：“报纸内容之最重要者即为新闻，而新闻之所自来，则由于外交记者(访员)所供给之消息材料。”一句话，我们的建构全赖于斯，它是一切解放的第一要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