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正慧（1925—2000）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了半个世纪，在图书目录学、版本学都有造诣，但因自来淡泊名利，述而不作，以至除了与他有业务往来的同事和读者，其人其事，很少为圈外人、包括图书馆同行所知。今斯人已去，知者仍鲜，所以值得书写一笔以留彰于世。
图书馆的活字典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葛正慧就以博闻强记和过目不忘而知名于同行。有一种传闻，他人可以不到书库，而能知悉需找的书在哪个书架第几档所在的位置。指点他人去取，命中率高达十之八九。当时《文汇报》曾以《上海图书馆的活字典》为标题，报道了他为上海的科研和文化机构提供的优质服务。
葛正慧长期担任上海图书馆书目参考部副主任，主要的工作就是为当时的中心宣传编制书目兼及领导机关、团体提供咨询服务。他有相当过硬的基本功，于目录学有丰富的知识，加上对各种新旧藏书了如指掌，又通晓日语和英语，所以读者有什么大小问题，都能做到有问必答，解决提出的要求，指点寻找、获取需要的图书，能使他们乘兴而来，高兴而归。比如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的剧本就大量采用了他提供的古籍图书资料；60年代熊十力在上海寓居，撰写《乾坤衍》需要的参考书目也是他提供的。
他编制、提供的咨询颇为详细，通常就像是一份专题目录。读者按图索骥就能解决问题，有时还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即葛正慧凭胸中所知，另外增添来人从未列入的而大有用处的图书，让人有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的感觉。为了方便读者查询，让读者了解馆藏，他还根据馆藏特色主持编制了多部书目，如60年代初的《毛泽东著作、版本》目录、《革命回忆录》目录、《诗经》、《楚辞和屈原》目录，有的至今还在使用并为专家学者称道，如建国前《上海研究资料》目录。
说起这部上海研究资料目录，那时与他一起工作的人记忆犹新：制定收录范围时，他策划要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所有涉及有关上海的古今中外资料悉数收入，如电话簿、商标广告包括当时被认为是封建的谱牒资料；还提出要扩大收录的范围，即凡与上海沾边的人和事都得收录，如在上海的外地人和在外地的上海人撰写的作品都要通吃。所以编成的这部分有中文、日文、西文三种的目录，基本囊括了上海图书馆馆藏这些文种有关上海的资料，读者通过书目查询即可以方便地获得所需要的资料。
在60年代的上海图书馆，像葛正慧通晓几国外文的工作人员并不少，但要中外文兼通，又熟悉图书馆多种业务的就不多了。所以他为这部目录的设计、建构、布局以及编制堪称是完臻齐备。那时上海图书馆设在南京西路325号跑马厅旧址，书库分布在几个地方，如旧日文文献放在钟楼上。书库设备条件差，在挥汗如雨的夏天，葛正慧在霉味重重的书库里打着赤膊干。他废寝忘食，有时忘记下班被值班人员误关在书库，就通宵达旦地干。在当今出版“上海热”的浪潮中，这套仍是有相当高的使用频率的目录，可是使用者，包括今天图书馆专业人员，有谁知道它是怎样编成的呢。
葛正慧之所以被誉为图书馆的活字典，是他多年博览群书知识的文化积淀。他从小爱读书，常跑图书馆。1940年十四五岁时，就在《中美日报》的副刊发表作品。建国初，在上海人民图书馆工作后，即开始了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读书生涯。他有好多嗜好，但最爱读书，为了找书、查书、看书，不知多少次被关在书库里不能回家。他也常逛书店，特别是旧书店。那时上海常熟路一带是私家旧书店的结集地区，有不少是称斤收购来的旧书，一捆捆地放着出售，不另卖，其中良莠不齐，有时也夹有一二本有文化含金量的好书。葛正慧在那里流连忘返，有时买上一捆或几捆书提回来。他的住处就是一个堆满图书的袖珍书库。工宣队抄他家时，家里只有书。他们特在图书馆里专辟一室，将他的抄家书满满地放上了16个大书架。
葛正慧是个性情中人，一切以工作为重，这就有了他在书库里过夜的趣闻。老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中还流传着他其他的逸闻：当时的书目参考部还负责编辑《全国报刊索引》，他要每期审稿，有时发排在即，就将已经贴成了长条的稿子铺在地上，扑在地上连夜细看。
编制了三千多张笔名索弓
葛正慧相当熟悉现代中国作家的过去和现在。1968年春天他奉命在徐家汇藏书楼编制笔名目录，这也是图书馆的研究工作。编书目要研究作者，研究作者就要研究笔名，个别作者有许多的笔名，见于旧中国风云变幻，作者为自己所取笔名也有多种来由。有个别作者所用笔名，因为以后再也见不得人眼，必须打进保密箱。其中一个就是30年代上海文坛的小文人张春桥，他曾化名狄克著文攻击鲁迅。当时葛正慧为编制这部目录做了三千多张卡片，他从《鲁迅先生轶事》等书中考证出狄克=张春桥。
葛正慧为此因泄露天机被秘密关押，莫名其妙地审讯。在审讯中，他经常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作海阔天空的巧妙回答，比如说明初朱元璋在南京造大功坊，又说北方民房是平顶、南方民房是讲斜坡的原因，娓娓道来。假作真时真亦假，弄得那些不学无术的家伙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瞠然不知所以然。为此当他们将整理的葛正慧口供上达时，却常遭张春桥之流痛责无能。1975年，在关押五年后，他才被释放。回到图书馆以后，他立即投入工作。事隔5年，又在受到残酷迫害的情况下，对于过去积累的知识，仍能如数家珍。有这么好的记忆力，这也是他让人称奇之处。
葛正慧是个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一生只是喜欢读书，原本是不会卷入这场政治的旋涡的。但在那个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畸形年代，要摆脱也不容易，因而遭到迫害。早在1969年或1969年前，他就对“文革”有看法了。比如他在藏书上批语：“红卫兵吃饭朗诵毛主席语录，是向传教士学祷告耶稣时学来的”“冲击一个人，连累一个家，还株连亲朋好友，这是搞罗织术”“捧杀就是棒杀”等等。他以读书人的正气，在身受迫害时，自行自素，不拉人垫背，也不求救于人。比如五六十年代，因为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常来找他提供书目，他和姚文元、徐景贤等人都是有往来的，但自文革开始，他就回避这班人了。
也许一般人很难理解他，但通过与他深入的接触就会发现，这与他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有着必然的联系。
葛正慧对中国哲学的源头六经之首的《周易》有独到的研究。90年代他曾与笔者提到周易“趋吉避凶”的问题，他认为：“周易大义首在分清顺逆是非，更不偏重筮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方是得大易之精粹”。他告诉我，与大哲学家熊十力讨论周易的核心问题时，这些观点得到过熊十力的赞同。他曾满怀感情地为《中华易学大辞典》撰写了《王汉及其易学的革命实践精神》一文，表彰了为反清献身的王汉烈士和学易贵在发扬易之大义，重在实践革命的精神。
将熊十力的信作为我的文章注释
葛正慧有一肚子的学问，但淡泊名利，述而不作，他经常跳出图书馆业务的圈子，将自己的知识和许多精辟的见解提供给他人，因而有不少应该属于他的东西散见在他人的著作和注释中。
他总是乐意给人帮助。60年代熊十力寓居上海，他帮助查资料，送书上门，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手头的一本《乾坤衍》还是熊十力亲笔签名本。90年代经济学者丁日初为其父丁超五编撰《科学易》一书时，又对旧稿做了大量的考订校阅，并为文稿绘制了数十张易图，撰写了数万字的注释，这些都是知识无偿输出，是中华传统文化打造的思维走势，只问耕耘，不求收获。
我是1983年大学毕业到图书馆工作的，在那里是小字辈。其时葛正慧还未退休。是参与编撰《中华易学大辞典》这一项目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联系。那是1992年，我们应岳麓书社之约编辑一部近代易学名家著作的大集成《十家论易》。我承担的是“熊十力和他的乾坤衍”一章的介绍。知道葛正慧与熊十力有交往且对周易有研究，我将初稿送交他指正，本意只是在交出版社之前请他过目，看有无犯常识性的错误。葛正慧却在我的文稿中密密麻麻添了很多的红字，最可贵的是，还将熊十力给他的信件作为文章的注释加进去了。这是1961年熊十力云：“附赠《乾坤衍》，实不得已而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决不自覆其说。白沙子有句君子恒处睽，即我作书之心也。”点点生金。以至此书出版之后，学界对这数十字的注释极为重视，认为可以视作一代哲学大师在大陆解放后的心路见证。
图书馆工作人员中受到葛正慧无私帮助的又何止是我一人。
80年代初，有位青年人写了一篇关于建国前旧书版本的论述，葛正慧建议改题名为《开展中国近现代图书版本学的研究》。他说，称旧平装书是习惯称呼，作为书面语不科学。他还运用自己精通的版本学知识，提出自己的观点给那位青年参考，希望能在文章中补人一段“近现代图书版本研究的范围”。他写道：近年，我们集中了全国图书馆界的力量对古籍善本进行了研究，搜残补缺，去伪存真，排比甲乙，编制书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我们的祖先补课。遥想未来，我们的后人也要研究今天（包括近现代）的图书版本，因此现在就应注重对它进行研究，为后人省些力气。当此文写就后，青年人请他一起署名，他不肯，说：“这个题目是你出的，我不过是提供素材而已。”
葛正慧一生述而不作，但他的思想，学识对今天的图书馆事业是一笔精神财富。这也是著作，是可以放在图书馆书架上的。随之文化和图书馆事业欣欣向荣，图书馆学者的提高品位，我相信时在不远，是能为他的生前言行和文字，推出一本文集或纪念集的。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陈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