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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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恽逸群:记者型学者,学者型记者

恽逸群是20世纪中国新闻史上一位学者型的新闻记者。匡亚明赞扬他是“走出书斋就是实际活动家,走进书斋就是学者。”

和很多文人学者一样,恽逸群的才华和学识离不开书,也离不开图书馆。

诨号“资料室”、“活字典”来自跑图书馆

恽逸群1905年出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四岁入塾,十三岁读完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等等,课余他更是在父亲,师长,亲朋的私人藏书室大量搜寻各种历史演义小说。书读得多,有时就喜欢表达,给小伙伴讲故事成了他很大乐事,久而久之就能整篇整篇的背诵。他的老师常以有这样聪颖过人的学生为豪,曾对他人说起:“恽逸群肚里有《史记》。”后来,他自谦说,当时只不过能背出《史记》的六分之一。

1920年,恽逸群考进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科,梦想成为科学家,以实业救国。在学校里,恽逸群的才思敏捷表现得十分突出,英文和数理课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大学的图书馆给恽逸群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除了孜孜不倦的苦读,他开始利用馆藏学习写作,发表作品。

1932年,恽逸群投身于新闻界。虽整日四处奔波,但只要有空,就会走进图书馆,读书和查阅图书资料,以至报馆同仁遇上疑难问题,一般都能对答如流,从而获得“资料室”诨名,以后又被戏谑为“活辞典”。他正是由于日积月累,逐步竟达到了“言出为论,下笔成章”的境界。有如在任《立报》主笔时,根据平时在图书馆参阅的各种国报交与上海图书馆。80年代由上海书店影印问世。

恽逸群颠沛流离,戎马倥偬的记者生涯,书一直陪伴在他的左右,在他的潜意识里图书馆也是他生命的驿站。建国初期,恽逸群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和《解放日报》总编辑时,就向华东局建议成立我国第一所新闻图书馆。这在我国是一大创举,在当时地球村也不多见。它主要以收集、整理和陈列中外新闻出版物和有关资料。建议被批准后,恽逸群自任图书馆理事长,并邀原《申报》负责人马荫良任馆长,积极筹划建馆事宜。

恽逸群是很懂得图书馆使用功能的。1953年,他由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贬为局所属的华东新闻专员办公室秘书时,仍想能做一些有益的事。这时他想到长期以来的一个宿愿,就是着手写一部中国,近代史,现在可有时间为自己调度了。为了写好这本书,他打算先从自己熟悉的上海现代史开始,让人们熟悉自己生长和生活的地方。主意已定,他就到图书馆借得有关书籍,准备撰写《上海史话》。后来,《上海史话》部分章节,在北京《新观察》发表。内外资料,进行推理和分析,大胆预言: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中国不会成为“西班牙第二”。这一论断后来竟被验准,使《立报》评论成为当时舆论界的权威,并受到外国媒体的重视。

恽逸群对于上海的图书报刊庋藏很熟悉。1942年,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这年初冬,他在南京西路遇到两个报界老朋友,原《申报》总经理马荫良和编辑孙恩霖。马荫良因日军占领租界,离开了《申报》。在谈话中,马向恽逸群谈了申报馆里那套《申报》,有可能为日军掠夺之虞,必须赶快抢救。恽逸群出了一个主意,他因为清楚徐家汇天主教堂藏书楼所藏的《申报》残缺,而当时天主教堂还由法国神父管理,比较安全,就建议采取偷天换日手段,将它调换。马荫良等认为是好办法,在取得主管徐家汇藏书楼的徐宗泽司铎同意,先将藏书楼所藏《申报》一一查明所残缺日期,以后就由孙恩霖将所缺部分从申报馆偷偷取出补全。这样,徐家汇藏书楼这套《申报》大致完整了,即使日军掠夺申报馆那套,也不再有影响。

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恽逸群被押送到阜宁。

阜宁是江苏北部的小县城,当时甚至连县图书馆也没有。恽逸群就安排在阜宁中学图书馆当管理员。阜宁中学图书馆也只拥有三间房屋,里面密密麻麻排列着书架,但因为缺乏管理,图书极其混乱,很难查找。

恽逸群一到图书馆,第一件事是对所有的三四万册图书整理,分类,编目,然后重新上架。他把破损的书报仔细地用透明塑料纸补好,用锥子装订好,在封面上写上书名或报名,并且登记造册,光登记本就制作有三大本,每本足有一寸厚。半年后,中学图书馆面貌焕然一新。这些工作,对年逾花甲、体弱多病的恽逸群来说实在是件不轻松的脑力劳动加体力劳动,但他却干得乐此不疲。为了弥补书籍缺乏,他还硬是从自己有限的生活费中省下钱来添置图书,订阅报刊。

恽逸群出色地做好图书管理工作。

他为了有更多时间读书,还把床铺设在图书馆里,只是这家图书馆藏书绝大部分是教学用书和通俗小册子,能够有分量的,就是一部《资治通鉴》。这不免令他有点失望,但能有书读也算不错了,就这样,他除了工作,就是读书。

恽逸群还凭借自己的才学,做好教学咨询。他经常主动向教师提供教学参考书籍,解答问题,帮助查找书中答案。有的教师向他询问,他能即刻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翻到某一页,告诉说:你要的就在这里。有次有个教师读《共产党宣言》,对书中欧洲中世纪官制不懂。他就详作解答,还说,《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注释有多处误区,如把“陪臣”解释为一般臣子,而准确解释应为“臣之臣”。

处处离不开书本

恽逸群嗜书如命,自进入上海后也积蓄了不少藏书。据他给挚友刘哲民的信称:“弟历年所置书籍数千册,内古书近八千卷,七成为史部,其余为有史料价值之笔记和集部。”他的甥孙顾祖年也回忆道:“舅公从北京出狱被解阜宁前,将两、三大箱书寄存我家保管。”以后这些书籍不幸丢失,恽逸群一直耿耿于怀,因为没有这些书,他可成了真正的“彻底无产者”了。

1975年,恽逸群由阜宁来到家乡江苏常州时,长无一物,只得让家属设法自图书馆借得前后《汉书》、《晋书》、《隋书》和新旧《唐书》,并就各史中的《食货志》,搜集和摘录材料,撰写了两篇学术文章《中国封建社会是怎样开始的》和《略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领主阶级》,就封建社会分期准备和郭沫若争鸣。他是从不甘于寂寞的。

恽逸群很喜欢旧体诗词。在他被贬后,身边一本诗集都没有,于是从图书馆借来诗集抄录。现在我们见到他遗留的一部“陆游诗选”,就是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抄录了的。

烈士暮年,志在千里。晚年的恽逸群终于迎来了历史新时期。19r76年,他在致友人信中曾说:“所望者,在有相当图书之地方,能借到古书及近现代书报杂志者,不论研究机关,出版单位,综合大学,文史机关,大图书馆,只要有人能帮助借书,查书,抄写,如能有人为助,更可提高效率。”他请求晚年能有适合于写作的地方,当有关部门为落实政策征求意见时,他提出唯一条件是移居沪宁线上,因为这样便于借用上海土山湾图书馆(即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南京图书馆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之藏书;从而完成他长期以来的宿愿:撰写《写作常识》;汇编中国历代社会史资料;把《上海三十年》(1919~1949)的写作计划扩大为《民国史话》;把《左传》,《史记》译成现代语等四个项目。

翌年,恽逸群被安排至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事历史研究。他以赢弱之躯,垂暮之年,每天不知疲倦地读书、写作,有时还往返于各大图书馆,翻阅各种历史资料。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殷皓洁)

链接1948年12月,新华社公布43名国民党内战战犯名单。恽逸群在山东《大众日报》收到电讯后,当晚全凭记忆,立即写出所有战犯简历,第二天就配合电讯发表,遂为解放区各报转载。

余思你认为县一级的中学图书馆应有哪些基本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