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幸之助不愧是“经营之神”，他料到了顾客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在指示中就向大家说明松下幸之助不会降价的原因，因此，员工在对待这样的要求时，也同样能说得头头是道：“我们的产品都是在成本和合理利润的基础上定价的，绝对货真价实，不含水分。不过，请您考虑一下我们的立场。我们现在如果降价抛售，您以一个满意的价格买回了东西，但是我们却不能收回成本，这样一来，生产就会受到影响，接下来就会像现在一样，裁员、减薪，陷入恶性循环。所以请您谅解，我们不能降价。不过，我们也想到了您的不便。所以，在您购买了我们的商品后，我们会提供优质的服务，上门调试、售后帮助检修，甚至可以免费更换小零件。您可以算算，这比您买降价商品省下的几个钱要划算的多呢。”顾客听到这样一番合情合理的话，大多都会被松下公司的员工说服。
经过全体员工的努力，松下电器的库存迅速减少。仓库里堆积如山的产品全部被销售出去。不仅如此，松下工厂还要立即恢复全员生产，拼命赶工，以适应市场不断增长的对松下电器的需要。在这次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中，松下电器创下了历史上的最高销售额，创造了一个奇迹。
然而，战争的乌云此刻也悄然笼罩在日本上空。日本作为法西斯同盟国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此相应日本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战时经济政策。对于日本政府发动的这场战争，作为日本人的松下幸之助也积极地投入了。他认为自己是大和民族的一员，而且自认为是合格乃至优良的一员，不能不加入，甚至不能不倾全力加入。
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要求松下幸之助站起来反对政府是不可能的。
既然政府已经号召民转军，松下幸之助对于军需生产的回应还是相当及时的。1937年10月4日，松下幸之助就在例行的朝会上宣布了松下电器向军需工业转移的方针，并委派了相当重要的人选：“松下电器历来所经营之事业，均为一般民生工业。鉴于局势之紧急，无论如何，从现在起要向时局所必需的工业方面转变。我想，松下电器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并且已委派井植岁男专务经事承担此一工作，我自己暂时到干电池公司来上班，亲自料理有关各项之重要业务。希望全体同仁认清今日之为何日，无论为私为公，都时时处处以不懈努力之精神，恪尽职守为祷！”
可见，松下幸之助对向军需工业转移是十分重视的，为了适应战争带来的市场需求的转变，他派出了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最亲信的干部井植岁男亲理此事，由此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从企业家的角度讲，从经营活动本身来说，这是无可非议而且十分正常的，能根据情势迅速地更改经营策略，是一种机敏和积极的表现。但对于松下幸之助来说，除了这种无奈之外，他的内心深处还是积极主动地投入。体现出他已不仅是一个有眼光的企业家，而且更具有民族狂想的色彩。
制订产业方针，派出专职领导以后，松下电器迅速投入了军需品的生产。
1938年初，松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接受陆军省的订货，产品是机关枪子弹的简单金属部分。后来，松下电器的几个下属公司，奉陆海两军之命，制造了军用电池、军用无线电收发报机、大型警报器，以及电子管、电阻、电容器等电子元件。从此方面来说，松下电器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贡献是突出的。
松下幸之助在战争状态下的经营策略，有些是为了积极适应新局势，主动配合，有些则是被动策应，向军方要求和军需品生产方面转变。随着战争的进程，政府开始指定某些定点生产军品的企业。在松下电器公司中，到战争结束时，这样的指定厂家有数个，如：松下造船公司、松下航空工业公司、松下无线电通信机械制造公司、松下金属公司、松下干电池公司等。
松下电器不断接获军方的订单，生产范围逐步扩大，产品逐步由简到繁、由零件到整机，而且承接、改造了军方接收的许多工厂。二战期间松下电器公司有意无意对日本军方的支持，其作用是十分显著和巨大的。对于这场侵略性质的非正义战争的贡献，松下幸之助所做的一切是可悲的。
随着战争的进程，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逐渐陷入了困境，日军深感船舰的缺乏，遂计划建造木船。1942年，日本军方决定制造250—300吨级的木船，以应急需。这一任务，军方交给了松下电器公司。松下幸之助认为为国家效力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就答应下来了。
松下幸之助在与军方确定木船标准之后，决定按照福特装配线作业的方式来造船，将造船工程分为八个程序，每一程序分工明确并限制时间。显然，当时大家都被所谓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所驱动，劳动热情接近狂热，工作效率也相当高。
就这样，6个月之后，第一艘250吨级军用木船下水，因为是连续作业，实际上每隔1个月就有一艘木船下水，这样的效率引起轰动，政府要员、军界首脑等都来参观第一艘军用木船下水。
由于在造船上的突出业绩，日本军方看中了松下幸之助及其公司的实力，又向他提出了造飞机的要求。
对于制造飞机来说，和制造军用木船一样，松下幸之助毫无经验，松下电器公司也没有涉及这方面的零部件制造。然而，凭着一腔热血，松下幸之助还是答应下来了。
此时的日本军人，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虽然赢得战争胜利的希望渺茫，但挣扎是必然的。
在接受日本军方交给的造飞机任务之后，松下幸之助于1944年出资3000万，成立了“松下航空工业公司”，飞机引擎由三菱公司提供，飞机机身及相应配件、仪表等全部由松下公司负责。机身的主要材料是坚铝，但由于美国封锁了日本的海上贸易，日本的进出口遭到控制。无奈，松下幸之助召开公司高级会议进行商讨，会上有人提出用木材制作飞机，松下幸之助通过了这个提议，利用胶合材料的工艺，也能达到标准硬度，于是凭借着热情、执著和操作的精细，终于在1945年春天制造出第一架飞机。试飞的结果，达到了预期的标准。不过，此时战争的结果已经明朗，大家为木飞机上天高兴之余，不免黯然。
等到第三架飞机上天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
在日本军方的要求下，松下幸之助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少年的血气方刚以及炫耀心理的支配下，先后承接了木船和飞机的制造业务，依靠着松下电器优良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和良好的员工素质，在两年时间内造出了50艘船和3架飞机。在既无技术又无设备而且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松下公司的成就是惊人的。
可是在这些机船尚未上天下海的时候，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些东西瞬间成为一堆废品。
50艘木船和3架飞机投入的4000万资金，都是以松下幸之助个人的名义贷款投入的，日本军方和政府无力支付，因此，这笔连本带利的账，要他一个人来偿还；而他造出的那些木船和飞机，不仅没有用在“为国效力”的战场上，而且也没有真正地上天下海，当然也就没有收到一分货款，那些督促他制造飞机木船的战争狂人们，不是葬身战场就是登上法庭，无人顾及此时的松下幸之助。
这样的局面，使松下幸之助遭到了极大的打击，损失可谓惨重。这一次的损失，可以说是松下幸之助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损失，以致他在战后的几年中都感到振作乏力。
实际上，松下幸之助在此事的损失远非经济上的，所谓“振作乏力”，其中包含有相当比重的心理因素。也就是说，这次失败是松下幸之助在理念上、人格上的失败。这一点，松下在日后的检讨中坦承不讳。
在战争期间松下幸之助以竭尽全力的、不计条件的投入，作为企业主报效国家的最好表现，因此，对于政府的、军方的需求，有求必应、一概应允。松下幸之助后来认为自己的公司只要做好以往的干电池、电容、电阻、无线通信设备、电话机等也就够了，不必再去勉强干那些力不从心的工作。
假使能够这样，就不至于失败，就不至于遭受那样巨大的损失。他在回忆中几次三番地说：“其实我并不需要做这两件事，虽然说是报效国家，但也不必冒险去做，因为自己当时已经有许多工作是在报效国家”，“我恍然大悟，不论做什么大事情，能报效国家和社会当然是对的。松下电器早已接到很多军需品的订单，实际上根本不必去做完全外行的木船与飞机，不做那些同样也能以无线电机去奉献国家，也能用螺旋桨报效国家，况且还有许多其他军用电气器具的订单”。
现在我们来看松下幸之助的话语，我们感到，在这些反省和检讨中，松下幸之助屡屡强调的是“本来已经在报效国家，不必勉强再接任务”，这就表明，他认为“报效国家”是正确的，而错就错在不该去造船和飞机。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松下幸之助仍这样看问题，实在有些褊狭。实际上，松下幸之助的失败，其实并不在于“勉强接受任务”，而在于所谓“报效国家”。他的“报效国家”，实质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非国际主义。
松下幸之助在许多问题上都能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思考运行，唯独在这个问题上只站在了“日本人”的立场上。
松下幸之助的这种思想和行为，与那些富有正义感和人类意识的反战的企业家来比较，不免有些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