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智谋全解(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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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孙子兵法九变第八(2)

夏侯渊手下的部将见韩遂的兵马很多,建议挖壕沟条持久战。夏侯渊却说:“我们围城战千里,现在挖沟扎营,士兵们会很疲惫的,不能坚持多久。韩遂兵马虽多,我看很容易打败他。”于是夏侯渊下令擂起战鼓,手下将士神威大振,高喊着冲向韩遂的阵地,韩遂的将士们人心已散,毫无斗志,顿时乱了阵脚,四散奔逃。

夏侯渊得胜回图阳,稍事修整,又兵围兴国城。兴国五千人逃奔马超而去,其余的人都投降了夏侯渊。夏侯渊又乘势扫荡了高平等地,缴获很多粮草和牛马。

夏侯渊审时度势,赶马超,追韩遂,破兴国,平高平,连战皆捷。仗都打完了,曹操所派的节度使才拿着曹操的命令赶来。

(商战使用范例)

王光英充分放权。

现代生活瞬息万变,无法预测和无法预知的事情很多,领导者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审时度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照抄照搬拿来主义。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按将军命令行事,只有这样,战时负责指挥的将帅才能做到有职有权,真正做到随机应变,不致贻误战机,保证克敌制胜。现代商战中,如果有类似的情况,也应当大胆信任外派的有关人员,让他们有临时处理紧急情况的权力,这样才能保证在时间紧急的情况下获得成功。

中国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王光英是一位著名爱国实业家。有一次,他从有关资料中看到一条信息,就是有一批二手汽车需要转让,但是汽车的型号、数量、价格、产地都不清楚。

王光英凭着直觉,感到这是一笔必须迅速抓到手的大买卖。他立即派知边工作人员,要他们的把这条信息用最快的速度调查清楚。几天后,情况大致搞清楚了。这是智利的一家铜矿,临近倒闭,业主却不久前订购了一批“道奇”、“奔驰”等美国、德国等国产的大型载重车,共有1500辆,全是刚买来的新车。为偿还债务,业主已决定廉价拍卖这批车。这时知道这一消息的,还有香港、智利和不少其他国家的经贸界人士。

王光英当即决定组建一支采购小分队,他迅速抽调了几位业务人员和相关的技术人员,给他们临时拍板成交的权力,鼓励他们“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相信他们一定能为公司、为祖国做好这一笔生意。

这是一场抢时间、争速度的“闪电战”。小分队接受任务后立即火速飞往智利,抢在其他国家之前与业主取得了联系。他们赶到现场,对汽车一辆辆检验。在确认这批车的质量令人满意后,又连续作战,投入了紧张的谈判。在谈判中,小分队智勇结合,反复与对方磋商价格,最后终于达成协议;这批1500辆7吨以上、30吨以下的载重车,按原车价的38%全部卖给中国光大实业公司。这笔生意,使公司一下就赚了2500万美元。

如果不是王光英敏锐的捕捉信息,如果不是王光英充分放权,让采购小分队有拍板成交的权力,小分不可能如此漂亮、干练、出色地把任务完成得这么好。可见,充分相信外派人员充分下放给外派人员应有的权力,这在现代商战中多么有现实意义。

(处世使用范例)

别做学哈巴狗跳舞的驴子。

一个人只要踏进社会的门槛,社会就自然赋予了他许多角色:做学生或教师,做领导或下属,做人子或人婿,做人夫或人父……

一个人自然应该承担,而且应该胜任自己必须承担的角色。要承担各种角色,就需要自己变换自己的角色,或者说,要以不同的角色、意识来做人。人生的许多烦恼,常常也就在这不断的角色变换中生出。

虽然,人的社会角色可以不断变换,但是,人就是人,作为人这个个体总不会变,或者说不能变。我们承担的各种角色,其实也就是我们作为人的一部分,是我们独特的个性和独立人格的一种构成。

有个人养了一头驴子和一只哈巴狗。驴子关在栏里,虽然不愁温饱,却每天都要到磨坊里拉磨,到树林里去驮木材,工作挺繁重,而哈巴狗会演许多小把戏,很得主人欢心,每次都能得到好吃的奖励。驴子在工作之余,难免有怨言,总抱怨命运对自己不公平。

这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驴子扭断缰绳,跑进主人的房间,学哈巴狗那样围着主人跳舞,又蹬又踢,撞翻了桌子,碗碟摔得粉碎。

驴子还觉得不够,它居然趴到主人身上去舔他的脸,把主人吓坏了,直喊救命。大家听到喊叫急忙赶到,驴子正等着奖赏,没想到反挨了一顿痛打,被重新关进栏里。

无论驴子多么扭捏作态,都不及小狗可爱,甚至不如从前的自己,毕竟这不是它所能干的行当。正如你喜欢看电影,但却未必能当上演员,你爱踢足球,可是联赛你却上不了场。这倒不是让你认命,而是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都有适合自己的工作,也有不适合自己的工作,看人家做得好,但自己未必能行,还不如专心致志干好自己的本行,让别人来羡慕你呢!

查理?卓别林刚刚参加拍电影的时候,导演让他模仿德国当时一位著名的喜剧演员,可他表演的一直都不出色,直到找出了属于他自己的戏路,才成为举世闻名的喜剧大师。

在欧文?柏林与乔治?葛希文两人相识的时候,柏林已是有名望的作曲家,而葛希文还仅是个每星期只能赚35块钱的无名小卒。柏林非常欣赏葛希文的才华,愿付3倍的价钱聘请他为音乐助理。但柏林却说:“你最好别接受这份工作,否则你可能会变成一个二流的柏林;假如你秉持本色努力奋斗下去,你会成为一个一流的葛希文。”葛希文牢记柏林的忠告,努力奋斗,最终成为了美国当代著名的音乐家。

我们应庆幸自己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应该把自己的禀赋发挥出来。经验、环境和遗传造就了你的面目,不管是好是坏,你都得耕耘自己的园地;不管是好是坏,你都得弹起生命中的琴弦。就像道格拉斯?玛拉赫在一首诗中表达的那样:

如果你不能成为山顶上的高松,那就当棵山谷里的小树吧—但要当棵溪边最好的小树。

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大树,那就当丛小灌木;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丛小灌木,那就当一片小草地。

如果你不能是一只麝香鹿,那就当尾小鲈鱼—但要当湖里活泼的小鲈鱼。

我们不能全是船长,必须有人也当水手。

这里有许多事让我们去做,有大事,有小事,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身旁的事。

如果你不能成为大道,那就当一条小路;如果你不能成为太阳,那就当一颗星星。

决定成败的不是你尺寸的大小—而在于做一个最好的你!

培养健全的心态将带给你平安、自由。切记:不要模仿别人,要发现自我,秉持本色,回归本性。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兵家使用范例)

周亚夫平七国之乱。

西汉初期虽有所谓的“文景之治”,然而就在文帝在位时,封国日渐强大,尾大不掉,景帝即位第三年(公元前154年),就发生“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怎么说呢?后代的史学者认为,如果最后七国胜利,那么中国势必回到战国时代群雄割据的纷乱场面。可见七国之乱,看似规模不大,却也非同小可。它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三个月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当时担任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周亚夫,功不可没。而他所用的战术,正是《孙子兵法》第八篇—九变篇的灵活运用。

七国之乱,最早是由吴国所发动、主导,并且和楚国结合,成为反抗军主力,他们首先攻击效忠王室的梁国。梁军被杀数万人,梁王紧守睢阳城,等待救援。

心慌意乱的汉景帝,派袁盎、刘通前往吴国劝吴王停战。但20万吴楚联军已兵临睢阳城下,吴王刘濞志得意满,以半个皇帝自居,根本不接受昭书,态度极其高傲。眼见和平无望,景帝伤透脑筋,周亚夫建议皇上说:“楚军剽悍,机动,国力强,抵挡不易,惟有让梁国当炮灰,我绕道断绝联军的粮道,才可能制服他们。”

周亚夫的建议获得皇上采纳后,便率一部分兵力出发,准备和大军会合荥阳。行军至坝上,原拟向左转,经肴山、渑池至洛阳,然而手下的赵遮,独具慧眼,认为吴王财力雄厚,早已培养多名刺客,如今必然算准周亚夫的路线,会派出杀手,在肴、渑之间的险隘狭径上狙击,这条路万万不可行。万全之计,应该逆方向而行,右转后趋兰田,出武关,到洛阳,虽是绕远路,但时间相差不过一、两天,既安全,又能以奇兵之姿,制造从天而降的震撼效果,一举两得。

20—周亚夫细柳式车。

要修。

周亚夫认为赵遮说得有理,便改变路线,迂回抵达睢阳西边的洛阳,一路平安。事后派人搜索肴、渑一带,果然找到吴国伏兵。

周亚夫逃过一劫,而梁国的睢阳城却在吴楚联军连连猛攻下,难以支撑,派人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竟然见死不救,置之不理。汉景帝亲自下达救援指示,周亚夫依然不买帐—不接诏书,坚守不出,管你天皇老子,老夫不出战就是不出战,更别说是救援。他惟一做的事,只是派韩颓当等手下大将,率领轻骑兵,渡河绕到吴楚联军背后,切断他们的后勤补给线。

梁王眼见周亚夫毫无动静,恨得牙痒痒的,只得自力救援,以韩安国和张羽为将军。他们两人,一个老成持重,一个骁勇善战,终于合力阻挡住联军的攻势。联军攻势受阻,干脆直攻周亚夫驻守的昌邑。结果周亚夫继续施展高人一等的赖皮战术,只守不攻,任凭敌人如何刺激,就是不出战。

周亚夫的定力,不仅表现在运筹帷幄之中,其个人的胆识,也展现出处变不惊的一流功夫。当联军围城之际,他的士兵突然发生夜惊现象,互相攻击,好像中邪一样,一直侵扰到他的军帐前,但他不动如山,继续睡大觉。不久,一切恢复平静,仿佛没事一般。

联军久攻不下,便集中兵力于东南角。此时周亚夫却又将兵力调往反方向的西北角。联军果然转向西北,受挫于周亚夫的兵力,无法奏功。而周亚夫早先派人截断联军补给线的举动,此时也发挥了功效。联军粮食匮乏,士兵也无心作战,阵前叛逃的士兵不计其数,联军不得不退兵。

周亚夫不费一兵卒,即解转城之危。接着反守为攻,精锐尽出,大破联军。吴王刘濞狼狈不堪,弃其大军不顾,只带数千名部下乘夜逃跑。楚王刘戊自杀身亡。

吴王刘濞逃亡之后,大军纷纷投降,形同瓦解。刘濞于南逃途中被杀,其余各国也相继臣服。西汉初期著名的七国之乱,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被平定,前后不过三个月。一般认为周亚夫坚持不战,抢先断绝联军粮道,是胜利的关键。

换句话说,假设周亚夫当时怕皇上怪罪,怕招来杀身之祸或官位不保,而出兵救梁,是否能够在这么短的期间内平定内乱,甚至是否能顺利获胜,恐怕还是个未知数。周亚夫胆敢违逆上意,而保存国家命脉,必须具备胆识和智慧。固执不见得是美德,但择善固执就变成了操守。同样的,抗命也不见得是好事,但若因抗命而保国卫民,便是一位良将。

其实,周亚夫不买皇帝的账,是有前科的。文帝(刘恒)在位时,为防范动员数万兵力南侵的匈奴威胁京师,特命周亚夫等人屯军驻守。文帝亲自劳军,至坝上、棘门两个营区时,指挥官大开营门迎接,文帝长驱直入,好不威风,但随后到周亚夫的细柳区,却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全体将士非但不迎接,反而全副武装,呈备战状态,把皇家卫队挡驾在营门外。负责守卫的军门都尉理直气壮地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服从天子诏书”。待文帝抵达,派人通知周亚夫后,才获准进入。但随后卫兵司令又请求车队不得奔驰而入,因为“将军有令,军营之中不可以车马奔驰”,文帝一行人只得慢行。周亚夫面对皇上却不下拜,他说:“身穿铠甲的武士不便下拜,请改用军礼参见。”

周亚夫一连串“犯上”的举动,让皇帝的随从,侍卫紧张得屏息无声,不料文帝非但不生气,反而严肃恭敬地手扶东厢横木,躬身行礼。出了营门后,对周亚夫大为赞赏:“这才是真正的大将,在坝上、棘门的军队防务简直像儿戏一般。敌方来袭,将领一定兵败被俘。至于周亚夫,谁敢惹他。”

一个多月后,周亚夫升官。文帝临终前,告诉太子刘启说:“国家若有变乱,可任命周亚夫为太尉平乱。”而周亚夫也果然不负使命,充分发挥兵法中“有所不”的战略思想,轻易击败敌手。

郭嘉消灭二袁。

战争中的利与害,亦虚亦实,互相依存,互相转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凡兴师作战,其利害总是存在于将帅的思维和决策之中。作为全军的指挥,在实施作战指导时,只考虑处的因素而不考虑害的因素,就会麻痹大意,轻举妄动。相反,如果只考虑害的因素,而忽视利的因素,就会丧失信心,动摇士气。

官渡之战,袁绍大败,忧丧而死。少子袁尚继位,而长子袁谭不平,命车骑将军驻黎阳。袁尚也怀疑其哥哥,拔给他指挥的兵力很少,还派亲信跟随,实为监视。曹操在官渡之战后,继续进攻袁尚兄弟。先渡黄河攻袁谭。袁谭向袁尚告急。袁尚想发兵救助,又怕袁谭得了兵众不还。就亲自率兵救助,与曹操战于黎阳。袁军夜逃,曹军追到邺城下。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攻城,郭嘉却在大胜之机提出撤军,而南征刘表。他说:“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曹操对郭嘉提出的消灭二袁的谋略连连称善。

20—郭嘉。

扫描图像三国志39。

郭嘉当时提出放弃进攻,待二袁火并,自相残杀,再一举两得的谋略,是建立在对袁氏政权内部矛盾深刻分析基础之上的,是非常高明的谋略。当时,二袁之间存有矛盾,如若急攻,二袁则共处灭亡之险境,必然会为免于灭亡而共同抗曹以求存;而如撤军,假装回军进攻刘表,二袁就没了外忧,内部矛盾上升,定会自相争斗。唐代柳宗元《敌戒》中说的“敌存而惧,敌去而舞,……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就是这个道理。曹操于是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八月下令撤军,南征刘表。二袁大喜,随之二袁争夺冀州。袁谭被打败,向曹操请降。曹操假装南征刘表,意在两袁。见二袁如郭嘉所料,正中圈套,不禁大喜,答应袁谭请求,出兵救世主援。袁尚退守邺城。曹军于公元204年八月破邺城。十二月又转手杀谭。郭嘉之谋略一步步顺利实现。

(商战使用范例)

并不亏本的亏本生意。

处理利害关系时,应当特别注意将有害的因素想得更周到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