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孙传芳
张作霖又赢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失败，即使没有完全消灭，其实力 已经难以对自己构成威胁。放眼中国，还有谁是自己的对手呢?
当然还有!当时中国的局势仍然复杂，在中国大地上仍有几大股势力。
首先是国民革命军。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全体会议， 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并改组军队，统一军队编制，国民党所属部队，一 律改称国民革命军。7月1日，广东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汪精卫担任 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随后，广东各系军队相继统一改编为以共产 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为政治骨干的国民革命军。同一天，蒋介石被选举为军 事委员会八位委员之一，同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陆军军官学校 校长等职。就在这一决定后不久，国民革命军发动了北伐。
一股是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冯玉祥于1926年8月17日从莫斯科启程回 国。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在绥远省荒僻的五原誓师，向帝 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宣战。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资格为授旗的 党代表，冯玉祥担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他们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决定 “固甘援陕，联晋图豫”。自此，他们向甘肃、陕西进军，与南方的北伐 军相呼应。
一股是张作霖的奉系军阀。他在南口打败冯玉祥的国民军后，在关内据 有京奉线和津浦线北段，以及京津和直鲁两省。
一股是吴佩孚的直系军阀。他们占据着湖北、河南及直隶的保定、大名 一带。整个京汉线都是他的势力范围。
一股是以孙传芳为首的后起直系军阀。他以南京为据点，占据着苏浙闽皖赣五省。
一股是直系军阀，经营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他左顾右盼，韬光养晦，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待机而动。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北伐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集中兵力攻打吴佩孚。北伐军的战斗力极为强悍，是那些旧军阀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吴佩孚号称善于带兵，但他很快就见识到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联合的北伐军的厉害。刚一交手，吴佩孚就损兵折将，再一交手，老吴部队崩溃。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占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进而很快占领了汉口、汉阳。吴佩孚声嘶力竭地向孙传芳发出求救信号，但孙传芳本来就对他不满，故按兵不动。吴佩孚再也没招了，只好只身从汉口逃走。
吴佩孚失败后，9月7日北京政府通电邀请张作霖“入京主政”，而此时由吴佩孚任命的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也不得不跟着失势了的吴佩孚下台，张作霖就任命于珍担任北京卫戍总司令。同时张作霖还不忘了落井下石，要吴佩孚交出保定和大名这两个地方给奉军驻扎。
吴佩孚再次走到了绝路上，他向张作霖保证在双十节前收回武汉，请张作霖务必保证在此之前不要占领保定和大名。张宗昌虽然奉张作霖的命令，答应暂时不进入，但也不撤兵，意思就是给吴佩孚最后一个机会，你要是真打败北伐军并收回武汉，我就不占领你的保定、大名，你要是再次失败，对不起，这两个地方你就没资格呆了。
吴佩孚面临失败，直系中仅存的最有实力的就算是孙传芳了，但现在孙传芳也面临大麻烦，他正好处于南北夹击的危险地带。南边有咄咄逼人的北伐军，北边有虎视眈眈的张作霖奉军。为了自保，他首先表现出和奉军软化立场的意图，频频向张作霖传达自己修好的意思。张作霖心里清楚孙传芳的如意算盘，但他也担心吴佩孚失败后，孙传芳倒向北伐军，和北伐军联合起来共同北伐。为此，张作霖首先派孙传芳的老上司王占元到南京，去游说孙传芳，表示北方军阀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战胜北伐军，以打消孙传芳的疑忌。孙传芳姑且相信了张作霖的诚意(事实上不相信也没辙)，就腾出手来专心致志地对付北伐军。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了坚守了41天的武昌城，基本上歼灭了吴佩孚的全部军队。这对孙传芳是致命的一击，因为吴佩孚的部队被歼灭，北伐军就可以全力攻击孙传芳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孙传芳为自己的处境担心时，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已经由甘肃打回陕西，准备南北呼应，对吴佩孚、孙传芳形成夹击之势。孙传芳虽然使出全身解数，但由于北伐军得到人民的拥护，其势锐不可当。11月，北伐军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占领九江、南昌。
大事不妙，一直狂妄宣称三个月消灭北伐军的孙传芳才知道，国民党这次玩的是真刀真枪，而且战斗力远在自己之上。现在的孙传芳丢盔弃甲，损兵折将，地盘丧失，虽不至于一败涂地，也不过是一息尚存而已。败退南京后，孙传芳痛定思痛，他知道凭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挽回局面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联络原北洋系各方势力，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南方革命军。
于是在他的策划组织下，旧皖系和旧直系重要人物如靳云鹏、吴光新、吴佩孚、孙传芳等均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段、吴、孙三角联合，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
然而，孙传芳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他在会上慷慨陈词，阐明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兵力不足，二是北洋将领不团结，希望大家忘记个人私利，共同对外。但他在吴佩孚兵败图穷的时候坚不出兵，见死不救。吴佩孚的代表熊炳琦对此大为不满，指责孙传芳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他才是北洋不团结的罪魁祸首，这让孙传芳脸上非常难看。
而靳云鹏则力主让段祺瑞担当领袖，而且因为吴佩孚曾经是段祺瑞的学生，直皖之战根本就是以下犯上，这又让熊炳琦暴跳如雷，对靳云鹏反唇相讥，说老段的安福系臭名昭著，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就这样你说我，我骂你，谁也不让谁。孙传芳看到此情此景，知道努力又白费了，便宣布散会，三角联盟的事已经完全失败。
三角联盟的希望破灭了，孙传芳走投无路。思来想去，如果还想有所作为，普天下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帮助他，那就是曾经被自己打得灰头土脸的奉系张宗昌了。
1926年12月，孙传芳派他的高级幕僚杨文恺到济南去见张宗昌。张宗昌倒是爽快，待听完杨文恺带来的孙传芳的口讯后，张宗昌立即表示： “我姓张的不是小肚鸡肠的人，过去那点事不用提了。现在咱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南方革命军。你回去告诉孙传芳，就说我坚决支持他和南军斗下去。”
摸到了张宗昌的底牌，孙传芳也就大体了解了张作霖的立场和态度。因为张宗昌是张作霖最重要的亲信之一，而且张宗昌对张作霖基本是言听计从，所以他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张作霖的意思。
于是杨文恺先打头阵，孙传芳紧随其后火速派赶往天津，在蔡家花园见了张作霖。张作霖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特意让张学良出门迎接。孙传芳见到张作霖第一句话就是： “对不起大帅，我孙传芳知错了!”他这说的是当年组织五省联军驱逐杨宇霖和姜登选的事，以及后来公然组织反奉的行为。为了表示自己的歉意，他对着张作霖深深鞠了一躬，行了一个90度的大礼。
张作霖稍微愣了一下，因为他这还是第一次看见活人孙传芳，以前就一直在报纸上看见他的大名，每次还都跟着反对奉系的口号。这个人难道真的就是当年煊赫一时的五省联军统帅?
不过，张作霖毕竟混过大场面，他知道此时人家落难来投，心里已经是尴尬到了极点，不是下了很大决心是不会来的。他马上换上了一副笑脸，对孙传芳说：“过去的不愉快还提他干啥，谁没有个糊涂的时候，从今天起，谁也不许再提以前的事。”轻轻一句话，顿时让本来就疑虑重重的孙传芳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
张作霖问孙传芳还有多少部队，孙回答直属部队有5万人，五省联军有20余万人。张作霖听后，信心十足地说：“我们东三省的部队还有80万，连同直鲁联军不下百万人。我们要齐心协力一起干，就是退到哈尔滨，剩下一团人，也要干到底。”
孙传芳还建议组织“讨赤”军统率办事处，以利全国统一指挥。并表示让出江苏请鲁军来接防，鲁军总部应当设在南京，以便指挥前方。
这一招得到了奉系其他将领的一致喝彩，他们都不由得狠夸孙传芳爽快、够朋友。而张宗昌更是被感动得差点掉眼泪，当即拍胸脯说：“你把我张宗昌看成什么人了，既然咱们是真心合作，就不要图什么利益。我的部队一路南下，到了南京马上乘船向南，绝对不会有一兵一卒踏上你管辖的地面。”
从此，孙传芳就死心塌地投靠了张作霖。张作霖拉拢了孙传芳，就在自己的前面竖起了一道阻挡北伐军步伐的围墙。
憩司令的威风
1926年11月30日，张作霖在天津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这时孙传芳还没有离开天津。在这次会上，张宗昌建议张作霖担任安国军总司令，以便统一指挥，大家一致请求。张作霖当然照例是推辞一番，但是“实在禁不住大家的恳求”，也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12月1日，在蔡园隆重地举行了安国军总司令的就职仪式。张作霖身着大礼服，在肃穆的香案前，跪祷告天，乞求神助。这是在向世人宣布，我张作霖已经是北洋派的唯一领袖了。
接着，张作霖就立即下令，任命孙传芳为安国军副司令，仍兼苏皖赣闽浙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仍兼直鲁联军总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韩麟春、张学良均升授陆军上将。
然而，对于总司令的头衔，张作霖并不满足。他总觉得总司令只是军队的最高长官，而不是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首脑。但目前来看，当总统，没有议会选举，张作霖也嫌它太麻烦；当总理，没有总统任命，当什么总理。所以想来想去，最好是当个大元帅比较过瘾，尝一尝变相总统的滋味。
不过，一向惟命是从的杨宇霆却坚决反对张作霖的提议。他认为，现在国内形势不利于自己一方。南方革命政府成立，有了一个可以号令天下的政权形式，而西方各国看到革命军渐成气候，大有一统天下的架势，已经在考虑转而支持南方了。所以当务之急是他们必须也针锋相对地建立合法的政府，才能与南方抗衡。张作霖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便暂时打消了当大元帅的念头，开始积极筹备建立北京政权的事情。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12月22日，张作霖决定以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靳云鹏为内阁总理，并相应地任命了各部总长。这在世界政治上都是一个滑稽的做法，一个军队的总司令居然可以任命国家政权的组成人选，那这个总司令就已经事实上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了。
不过，张作霖的如意算盘还是遇到了麻烦，吴佩孚言辞激烈地反对靳云鹏组阁，声称如果让他组阁，自己将毫无疑问地站到反对的一面。这让张作霖十分尴尬，万不得己的他只好再次请杨宇霆到北京，重新商讨北京政府组阁问题。
杨宇霆认为，不仅由张作霖直接出面变更内阁不妥，而且组成由奉鲁人物为核心的内阁也非常不明智。因为现在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在北方奉系和山东军势力已经是只手遮天，不论是由谁来组阁，都得听张作霖的。正因为这样，奉系反而更不能直接出面组阁，反而应该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告诉天下人：我奉系严守军人立场，不干涉政治。
心急吃不到热豆腐，张作霖很明白这个道理。反正不管是谁来组阁，张作霖已经成为了决定一切的核心，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于是张作霖最终拍板，维持业已存在的顾维钧内阁。
顾维钧，字少川，江苏嘉定人。1904年赴美国留学，190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15年任驻墨西哥、美国等国家的大使，1919年至1920年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1922年8月至11月任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1926年10月起，任外交总长，兼国务总理。
顾维钧是一个资深外交家，年仅38岁却已经在政坛上摸爬滚打多年，其政治履历让吴佩孚对他极为欣赏并加以重用。但现在吴佩孚已经失败下台，自己失去了最大的靠山。为了前途考虑，他选择了投靠奉系，为此不惜想方设法与张学良结拜为兄弟，从而攀上奉系这株大树。顾维钧熟悉国际事务，也了解国内政情，同时，东西方帝国主义也了解并接受他。所以张作霖觉得，在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他不是不可以考虑的过渡人选。
1927年1月12曰，顾维钧内阁改组成立，北京政府在形式-上三又一次运转了起来。然而实际上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个内阁从它组成的第一天起，便注定是一个傀儡政府。因为这个内阁没有任何决策权，他们每天要做的，就是聆听张作霖的指示，然后以政府令的形式合法化并坚决执行。
张作霖表面上处处都听政府的号令，但是天知道这个号令是怎么出台的。张作霖心里总是老大不痛快，因为这个顾维钧再怎么听话，终究不是自己人。所以张作霖在顾维钧内阁组成后，居然又在内阁之外单独设立了一套行政机构班子，分别是政治讨论会、外交讨论会、财政讨论会。
政治讨论会正副会长梁士诒、曾毓隽，财政讨论会的正副会长是曹汝霖、叶恭绰，外交讨论会的正副会长是孙宝琦、陆宗舆。这是内阁以外的另一个张作霖信得过的内阁，并且成了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机构，而顾维钧的内阁则变质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机关。
张作霖成了中国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威风，让吴佩孚、孙传芳之流难以望其项背。
终于当上大元帅
国民政府的北伐军进展神速，一路披靡，军力直指江苏省北部的重镇徐州，张作霖急忙命令奉鲁军撤至山东，以便保存实力。
就在这时，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派系之争，相继成立了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展开了激烈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无暇他顾，双方都停止了北伐。
在南方国民党的两个政府互相争斗之时，张作霖却在北京经营着他的一件大事，当全国陆海军大元帅。这可是他多年孜孜以求的梦想，现在应该到了可以讨论的时候了。
6月11日，张作霖在北京他的府邸顺承王府召开了一个奉系高层会议，孙传芳、张宗昌特意来到北京参加这个会议。会议是讨论和战问题及组织安国军政府和推选最高统帅问题，然而张作霖再次遇到了激烈的派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