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比自己有出息的人请回来，这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一时冲动。俞敏洪事先就考虑好了请哪些人，如何游说，请回来之后让他们干什么他已经做了充分的考虑。但是那都只是俞敏洪自己的想法，真要是想把这些牛人都请回来又谈何容易。要知道人家个个都是志得意满，当年都没把着俞敏洪看在眼里，就是这样的能耐人怎么能轻易的跟着他回国呢。事实上俞敏洪的这趟欧美之行也真的没少费事，他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在那些牛人面前炫耀。让人家知道他俞敏洪已经不是以前农村来的那个“乡下佬”了，他现在也是小有所成，也算得上是有钱人了。平时十分节俭的俞敏洪在欧美的那些日子那是相当的阔绰，出手是相当的大方。没事儿的时候跟朋友聊天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忘他的新东方。说他新东方有多少多少的学生，说他的新东方一年能有多少多少的收入，说新东方的老师上一节课能有多高多高的工资。跟朋友一起走在异国的大街上，碰上以前的学生，平时低调的俞敏洪也是一反常态的高调。他这么做也并不是真的要向别人炫耀什么，也不是有意的向谁“报复”。他这是要让别人明白他俞敏洪现在手里有“糖”，不但有“糖”而且这“糖”还很甜。要知道这些牛人在国外也都混得不错，你手里要不是真的有“糖”要请他们回来那是比登天还难。
但是光让人家知道自己有“糖”还远远不够，你还得让人家明白你能把手里的糖分给人家吃才行。要不然这世界上比你俞敏洪的钱多人的那还不知道有多少呢，我凭什么要跟着你回国？关于这一点俞敏洪也是一再的重申，请他们回来不是让他们回来工作的。他俞敏洪是要他们回国来一起创业的，他要的不是员工而是合伙人。他是要他们回国来一起“吃糖”的，俞敏洪要给分给他们的是“糖”而不是“糖纸”。俞敏洪是这么说的当然也是这么做的，至于这些人回国以后的情况那其实等于是单干。他们各自守着自己的一个摊子，自己拥有决策和经营权，所有的收入也归自己支配。缺什么俞敏洪就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如果说跟俞敏洪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是他们和俞敏洪都共用一个新东方的牌子，他们需要定期象征性地向俞敏洪的缴纳百分之十五的管理费。这样的决定，不能不说俞敏洪又一次的把自己的糖果给了自己的朋友，而自己仅仅留下了糖纸。而徐小平等人感动于俞敏洪的“无私”，在发展自己的业务的同时，也自觉提升“新东方”的品牌力。譬如，徐小平就义务担任了新东方的出国移民咨询，这是一项新东方提供给学员的免费咨询服务，有效地提高了新东方的整体竞争力。正应了古人所说的“投桃报李”那句话。当然这都是后话，当时的情况是经过一番努力他的那些比自己还出息的同学，同事都跟着他回国加盟了新东方。组成了以三驾马车为核心的精英团队。
与此同时，俞敏洪也开始有意识地整合国内培训资源。口语、电影教学专家杜子华也是被俞敏洪这种“分享”思想所打动，而带着他创办的“理想”学校，加盟了新东方。
1992年，杜子华研究生毕业，为了更深层次地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进一步了解西方社会的文化、思想、教育方式和方法，他开始了西方数十个国家的游历生活，在国外结交了各色朋友。回国后，凭着对英语的透彻领悟，杜子华创办“理想”学校，将他创造发明的“电影听力学习法”大范围推广，这种愉快轻松的学习方式让学员不仅能够完全看懂听懂影片中的所有对白，而且还能够充分地理解片中的风土人情、民俗民风、方言俚语。1995年，在俞敏洪的力邀之下，杜子华加盟了新东方。
俞敏洪当时给杜子华提供的条件颇为优厚：
（1）新东方教师一节课平均300元，如果杜子华加盟，每节课课费翻一倍，达600元；（2）口语班可以合并到新东方，交学校15％的管理费，其余归杜子华。杜子华一合算，挺划算，既不掉自己身价，又省去自己办学的劳心费神，还可以利用新东方的品牌多招生，何乐而不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糖纸理论”的激励效果十分明显，新东方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实现了快速扩张。以学生人数为例，1994年新东方拥有学员不足4000人次，而到了2001年，拥有学员人数已经超过了20万人次。新东方还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出国考试培训、基础外语培训、出国留学服务教学体系，并迅速扩张到全国多座大城市，真正称霸于国内英语培训市场。在先前学英语外教是最好的选择，但新东方迅速崛起后，这句在当时认为很理性的话被推翻了。国人也可以创办优秀，甚至比外教更好的英语学校。和外教相比，国人更能把握学生的心态。
说到这里难道“糖纸理论”真的就是完全的付出么？不，作为一个企业，不去为自己的利益去考虑还去做什么，俞敏洪只不过懂得如何去“大舍”。对于管理精英人才来说，俞敏洪根本就没有在管字上下功夫，他认为这是一个误区。给你两个选择，要权还是要利，两者选其一，你会选什么？这真是个很难抉择的问题，钱与利是相辅相成的。俞敏洪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放的很宽，而在无形中他却已经赢得了双丰收。
★第四节：用人所长容忍所短，管理者的心胸
有的企业家把个人魅力看得很重，这或许比直裁更稳妥一些，不过弊端也是存在的，如要真正达到个人魅力，光靠说说，和做一些体现自我魅力的事情是远远不够的，要迎合全局才行。在很多人看来，俞敏洪的个人魅力十足，这也让外界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在处理团队成员的关系时，也是依靠个人魅力来“摆平”各种矛盾、纠纷的。不过事实是不是真如外人所说的那样呢？让我们来听一下俞敏洪是怎么解释个人魅力的：
我感染学生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我是从苦学生、穷学生出来的，我知道学生心里想什么，而且我也知道学生未来要什么。在新东方团队中间，不能说我的个人魅力，应该说是团队魅力：新东方每个人都是一个珍珠，但是在穿成项链以后，价值会倍增。现在我愿意变成这么一根线。实际上我也正在做这个工作。线必须坚固耐磨，不管被什么磨都不能断，也就是说我的忍耐力和承受力、宽容度必须是极大的，只要这根线不断，新东方珍珠项链还会再长。所以我觉得我只要做好这根线就行了。俞敏洪的忍耐力和承受力在新东方是出了名的。除了俞敏洪本人坚忍的性格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的这帮合作伙伴，个个都是个性鲜明，牛气冲天，是碰不得，硬不来的“价值连城的瓷器”。
这帮家伙都是“价值连城的瓷器”，而我是这些“瓷器”的“保管员”，如果这些“瓷器”摔碎了，就一文不值了。既然是“价值连城的瓷器”，就不能硬来，否则很有可能成了一堆碎片，连泥巴都不如，因为泥巴还能种个花草什么的。所以他这个“保管员”只能闭上嘴巴，任由他们“轰炸”。所以他的“软弱”之名也就由此传开了。
“轰炸”俞敏洪最多的当属徐小平，他曾是俞敏洪的老师，后来俞敏洪留校任教后两人成了同事。1995年他接受俞敏洪的邀请回国，开始了他在新东方的创业。徐小平自称为“俞学大师”，并将自己与俞敏洪的合作关系概括为四个阶段“一靠俞，二帮俞，三批俞，四逼俞”，统称为“四俞”。
“靠俞”指的是他回国之初依靠俞敏洪的援助开始了创业之旅；“帮俞”指的是他帮助俞敏洪创立新东方品牌，因为他是“新东方精神”的重要归纳者（他编撰了《新东方精神》一书）；“批俞”指的是他时刻不忘敲打俞敏洪，立志要去掉俞敏洪身上的农民意识；“逼俞”则是指他要逼迫俞敏洪对新东方进行现代企业改革。
徐小平是彻头彻尾的性情中人，被新东方人称为“长不大的大小孩”，他的许多作为毫无恶意，甚至是出于好意，但是由于率性而为，让当事人往往哭笑不得。他对俞敏洪的“批”也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只要恰逢他精力充沛，谈兴大发，不管俞敏洪是否只剩下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且第二天早上还要去上课，他照“批”不误，而俞敏洪还不能反驳，否则“农民劣习不改，新东方何时才能脱胎换骨的大帽子就要扣下来”。何况，在俞敏洪心目中，人称“长不大的大小孩”的徐小平是自己过去的老师，后来的同事，现在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如果还要加一条，那就是隔江相望的老乡——俞敏洪是江阴人，徐小平是扬州人。所以俞敏洪只能垂眉恭听，昏昏欲睡，天亮时还要振作起精神去给学生讲课。
如果说俞敏洪对徐小平的忍让是因为他的一连串的角色所致，那么对于钱永强的忍让则是一种对新东方新生力量的寄予厚望和包容。
说起来，钱永强最初还是俞敏洪的学生。钱永强1990年考进北方工业大学，1993年他参加了俞敏洪办的一个GMAT班，从此与新东方结缘。大学毕业后，他把俞敏洪堵在“大发”车门口，大胆地提出试讲要求，从此开创了新东方“英雄不论年龄”之先河。钱永强先是教GMAT。再是GRE逻辑，他讲的逻辑课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注重从学员的错误观点切人分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与杨继、宋吴作为当时最佳魅力组合，被人并称为“新东方三少侠”、“GRE三剑客”。
1997年，钱永强赚够了出国留学的钱后赴美国耶鲁留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