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笑了笑，没有回答。其实他心中已经有了想法。他要利用这外国人替他做个活广告，让这将来的胡庆余堂的药物不仅国人知道，而且外国人也知道。这样的话，生意才能做大做远。
果然，让内回去这么一宣传，加上用药的人互相转告，胡庆余堂还没建起来，胡庆余堂的药却已经名扬四海。胡雪岩刚到上海，便有洋人找了来，说在宁波服过胡庆余堂的药，药效奇佳，现在他要随船回国了，希望胡雪岩先卖给他一部分成药。他还留下定金，说下次来时，还要采购。
有一天，来了一位张家口的商人，指定要“诸葛行军散”，说北京同仁堂药虽齐，却没有诸葛行军散这么见效快。
刘中医听到来人拿同仁堂的药来做比较，喜得合不拢嘴：“你是说我们的药有同仁堂不及之处？”
来人道：“没错，我们也是从别人手中弄到你们的药，发现确实有几样药，同仁堂无法比，你们的药够劲儿，去病快。”
刘中医捋着胡子道：“这就是了，我从来就是让我的药符合两个标准。一个就是准，保证对症下药。所以你看我的药，没有一样向你吹嘘包治百病，什么病能治，什么病不能治，区分得清清楚楚。另一个就是狠，保证药量下够，让你一剂见效，不让病人花冤枉钱。”
商人夸奖道：“老先生讲的极是。药是济贫之物，富人不怕买不起，穷人却有这种担心。有的医生，一剂接一剂，剂剂不能见效，这样真是坑了穷人。”
胡雪岩在一旁听着，对自己办店的方针也有了准备。不久，胡雪岩亲自手书了“戒欺”两个大字，让人拓在匾上，挂到了药店正堂。
戒欺大字旁边，附了几行小字：“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唯望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可。”
虽说当时北边还有历史更长的“同仁堂”，不过在整个南方，胡庆余堂确实声名不菲。两堂一南一北，俨然又是“北票南庄”的格局。
胡庆余堂在造福百姓的同时，也为胡雪岩赚取了极大的利润。
3. 生行也能做熟：典当生意
胡雪岩在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立即就想到要开始投资两桩在乱世之中和乱世之后，都能给他带来滚滚财源的事业。这两桩事业，一桩是开药店，于是胡庆余堂成立了；另一桩是典当业。
胡雪岩想到投资典当业，自然与他对于他那个时代五行八作的生意行当的了解有关。战乱频繁、饥荒不断的年代，居于城市之中的人，不要说那些穷家小户，即使稍稍殷实一些的人家，也会不时陷于困窘之中，急难之时，常要借典当以渡急难，以至典当业遍布所有市镇商埠。据《旧京琐记》，清同治、光绪年间仅京城就有“质铺（当铺）凡百余家”。以胡雪岩眼界的开阔，他不会看不到这是一个可为的行当。事实上，胡雪岩早就动过开当铺的念头。不过，真正促使胡雪岩要把典当业当做一项事业来做并付诸实施的直接原因，是他与阜康钱庄下属朱福年的几番交谈。
朱福年是胡雪岩在联合丝业巨商销洋庄的过程中收服的档手，后来为胡雪岩服务。由于朱福年原籍徽州，中国历史上，典当业的管家，即旧时被称做朝奉，而做朝奉的几乎都是徽州人，朱福年的一个叔叔就是朝奉，他自然熟悉典当业。朱福年从小耳濡目染，自然熟悉典当业的行情。
胡雪岩从朱福年那里知道了许多有关典当业的运作方式、行规等知识，还知道了典当业其实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行当，比如朱福年就叹息不知道自己当年没有入了典当业而吃了丝行的饭，是不是一种失策，因为“吃典当饭”的确与众不同，是三百六十行中最舒服的一行。
与朱福年的交谈坚定了胡雪岩投资典当业的想法，他让朱福年替自己留心典当业方面的人才，而自己一回杭州，就在杭州城里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当铺“公济典”。
胡雪岩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能将典当业经营好了，就可以让自己的生意立于不败之地。
其后不几年，他的当铺发展到23家，开设范围涉及杭州、江苏、湖北、湖南等华中、华东大部分省份。胡雪岩开办典当业，当然绝不是因为“吃典当饭”舒服。胡雪岩说出来的理由是，“钱庄是有钱人的当铺，当铺是穷人的钱庄”，他开当铺是为了方便穷人的急难。事实上，说是这样说，天下又哪有不赚钱的典当？算算账就可以知道，胡雪岩的当铺，即使真的并不全为赚钱，也绝对有不小的进项。《旧京琐记》就谈到，“当铺取息率至少在二分以上，巨值者亦得议减”。
典当业其实是胡雪岩为自己找到的一条新的能够赚钱的投资渠道。不必多说，像胡雪岩一样生意做得灵活，始终向前看，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方向，不错过任何一个投资机会，并能根据具体情况当机立断做出决策，确实是真正有大作为生意人的“真眼光”。
4. 搂草打到了兔子：炒卖地皮
炒卖地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搞房地产。我们知道，房地产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它把无数的人都变成了房子的奴隶。其实早在清朝时期，房地产行业就已经发展起来了。不同的是，那时的房子不是卖给普通老百姓的，而是专门针对有钱人的。
胡雪岩炒卖地皮，纯属偶然，因为听到隔壁客人的闲谈，而他又偏偏是个有心人，还真就去做了。
一次，胡雪岩为生丝生意在上海逗留，在裕记客栈小歇时无意中却听到了隔壁房中两个人的一段关于上海房地产的谈话。这两个人对于洋场情况及上海地产开发方式都非常熟悉，他们谈到洋人的城市开发、设计、建设与中国的差异，中国人常常是先做好市面，住了人之后再修路，而这种修路，多半是自发的，顺其自然的，没有谁会特别重视修路这一事情。其中一个人说道：“照上海滩的情况看，大马路，二马路，这样开下去，南北方面热闹是看得到的，其实，向西一带，更有可为。眼光远的，趁这时候，不管它芦苇荡、水田，尽量买下来，等洋人的路一开到那里，坐在家里等发财了。”
这时候，我们就想起了管仲说的一句话“墙有耳，伏寇在侧。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什么意思？就是说，墙里人说的话被墙外人听到了。如果墙外人只是左耳听右耳冒也就罢了，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人硬是从中听出了玄机。无疑，胡雪岩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
胡雪岩本来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盘算自己的事情，可是隔壁两人的一席谈话，引得他躺不下去了。出于商人的神经敏感，他坐了起来，一遍又一遍地琢磨话里的含义，觉得这又是一个机会，但苦于自己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胡雪岩决定自己亲自跑一趟。他马上雇了一辆马车，由泥城墙往西，不择路去实地勘察，而且在勘察的路上，就拟出两个方案：第一，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乘地价便宜，先买下一片，等地价上涨之后转手赚钱；第二，通过古应春（胡雪岩的朋友，身为洋买办）的关系，先摸清洋人开发市面的计划，抢先买下洋人准备修路的地界附近的地皮，转眼就可以发财。
不用说，胡雪岩靠这一偶然的机会，眼光就盯到了上海的地产生意上，为自己发现一个绝对可以大发其财的财源。事实上，到19世纪初期，上海每亩地价已由几十两涨至2700两，其后数年间，上海外滩的地价甚至一度高达每亩30万两白银之巨。这样一档子买卖，可不就是一本万利的大财源吗？
在这里，一个偶然的原因，胡雪岩找到了一条财路。也许有人认为胡雪岩此举全赖侥幸，但换个其他人，会有这种结果吗？其实，胡雪岩很多做生意的点子都是别人提到而未介入，但唯独胡雪岩留意到了，并马上付诸行动，一步步做出来的。
5. 开创前所未有的大局面：军火生意
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外国人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各色人等蜂拥而入，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携带的武器和弹药，也就是所谓的军火。
说到军火，我们不禁脸上隐隐发热。因为，军火的鼻祖是我们中国人。火药是我们发明的不用说了，其实，火器也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公元1132年，中国南宋的军事家陈规发明了一种火枪，这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早的管形火器，它可称为现代管形火器的鼻祖。到了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寿春府人创造了一种突火枪，该枪用巨竹做枪筒，发射子窠（内装黑火药、瓷片、碎铁、石子等）。燃放时，膛口喷火焰，子窠飞出散开杀伤对阵的敌人，这是现代霰弹枪的真正起源。
公元13世纪，中国的火药和金属管形火器传入欧洲，火枪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5世纪初，西班牙人研制出了火绳枪。后来，被明王朝仿制，称之为鸟铳，直到公元1525年，意大利人芬奇发明了燧发枪，将火绳点火改为燧石点火，才逐渐克服了气候的影响，且简化了射击程序，提高了射击精度，可随时发射。
在16、17世纪，火器随传教士传入中国，风靡一时。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回乡葬父，戚继光曾派遣一队火枪手护送（据说原来戚继光打算派遣600人的火枪部队护送，张居正觉得影响不好只要了一个队列）。当时许多明军将领都主张大规模装备火器，抗倭名将俞大猷曾奏请建立一支装备近代化的水师把倭寇歼于海上。可见，火器在明朝是得到推崇的，是很时髦的玩意。
然而到了清朝，罗马教皇向中国传教士下达指令，禁止中国教民尊孔，这激怒了雍正帝。雍正下令禁止传教，西学东渐结束，火器技术被带回西方。
直到后来大清帝国被欧美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军火就成为中国人最为热衷的舶来品之一。大清王朝急需用它们营造国防，镇压内乱，地方实力派则企图拥“枪”自重，分庭抗礼。所以，只要战火燃起，总有军火买办的身影在近代中国的硝烟中进进出出。
尽管英法联军和太平天国几乎同时危及大清王朝，但清廷官员显然更重视后者——洋人要的只是权利，太平军却想得到政权。尤其是当“长毛”拿起了洋枪洋炮时，装备西洋火器很快就成为清廷官员左宗棠等人的当务之急。
胡雪岩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进行军火买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有这方面的关系网，另一个就是左宗棠的支持。
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国侵略者纷纷在上海设立洋行；在开埠的当年就有11家，三年以后又增至25家。在相当长时间里，西方商人和洋行一直依赖中国商人做媒介，这些买办人物多半出自钱庄，通过他们，把产品输入内地，早期的财务关系，通常也都是经过经纪人或洋行买办和当地钱庄进行清算的。胡雪岩在认识左宗棠之前，就几乎和上海的所有洋行和著名买办人物打过交道了，他也成为这些外资乐于合作的官员经纪人。
严格地说，1862年以前，胡雪岩商业上的原始积累所剩无几，除获利渠道仍然有限外，他也把大量积蓄用于应酬性开支，1862年光他无偿进贡给左宗棠的那20万石大米就价值近百万。他最大的一笔初期积累还是得益于战争：他为左宗棠的湘军筹措军需，代购军火。
左宗棠一直非常重视西洋军事技术。他认为：“旧式枪炮，本已精工，近改用后膛进子之法，进口大而出口反小，致远取准，更为精妙，其新式则愈出愈奇，实则枪如后膛螺丝开花，已极枪炮能事，无以复加……”因而，在自己的部队中装备了相当数量的西洋兵器。在楚军营制中，还特别制订了爱惜洋枪一条，开首便说：“洋枪、洋炮、洋火、洋药，不独价值昂贵，购买亦费周章，凡我官勇，务宜爱惜，不可浪费。”
1862年太平天国战事后期，胡雪岩已经在帮忙购运过一批新式军火，但规模更大的买卖还是在收复新疆的西征过程中。左宗棠曾谈及，军械、军火的采运非常艰辛：“军火、器械一切……逾山水万里以达军前，始工（供）取用，一物之值，购价加于运费已相倍蓰，尚须先备采运实银，乃期应手。”具体事宜由设在上海的采运局委员胡雪岩负责。
胡雪岩负责采购军火，就不得不和洋行打交道，而他和洋行的良好关系这时候派上了用场。在上海，销售军火的洋行很多，主要有地新泰来洋行、琼记洋行、太古洋行、拿能洋行、亚士洋行、麦登司洋行、马德隆洋行、德生洋行、泰来洋行、香港南利洋行、美国纽约“林明敦”制造厂，等等。还在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胡雪岩参与福州船政局创办，结识了洋员德克碑等。根据兰州制造局专仿普式（德国）螺丝枪及后膛七响枪，及从德国购买武器的记载来看，专营“普国大埠加士答炮局、专铸成灵巧坚固铜炮”的香港南利洋行及曾参与左宗棠第二次西征借款的德商泰来洋行都参与了西征的军火交易。
胡雪岩把代办军火当成一件大事，尽心尽力去完成，来往于这些洋行之间，精心选择，讨价还价，大批军火得以转运西北，仅1875年在兰州就存有从上海运来的来福枪“万数千支”，不但广为采购，且“遇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枪炮，随时解运来甘”。一些利于指挥作战的先进仪器也由胡雪岩购置，比如前线指挥官使用的双筒望远镜。1902年5月，新疆巡抚饶应祺在一份奏折中提及：“前督臣左宗棠、抚臣刘锦棠出关，携运后膛来福马枪，哈乞开斯、马蹄泥、标针快，利名登、七响、八响、十三响枪共二万余杆。”这还不包括金顺、张曜等部的武器装备。左宗棠曾称赞胡雪岩“（镇压回民起义）前购之布鲁斯（普鲁士）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用攻金积堡贼巢，下坚堡数百座；攻西宁之小峡口，当者辟易”。
左宗棠对于胡雪岩在上海的采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胡雪岩自办理上海采运局以来，已历十余年，“转运输将毫无贻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莠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后膛马步枪亦数千杆，各营军迅利无前。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利器，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
胡雪岩有意帮左宗棠的忙是一方面，而最大的目的还是为了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