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我们今天，这种外强中干的人也是比比皆是。他们像“绣花枕头”一样，徒有一个鲜艳夺目的外表，但是做起事情来，却漏洞百出，一无是处。对于他们来说，追求的只不过是外表一些浮华的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一样会逝去的。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用真本领、真技能武装过的头脑才可以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才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糊涂”的宋襄公
春秋时的宋襄公是一个表里不一，爱虚名，好伪饰的君主。当时的宋国是一个小国，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实力，可它的国君宋襄公却好大喜功，自不量力，一心想称霸诸侯，当上盟主。
有一年，宋襄公主持召集会盟，郑国却没有前来参加，宋襄公以郑国轻视宋国的罪名，兴师问罪。楚国是郑国的保护国，听说宋襄公派兵讨伐它，并急忙带兵前去援助。
宋襄公亲自率领宋国军队，来到泓水岸边，刚巧碰上了楚国军队渡河，宋国司马子鱼开心地报告宋襄公：“国君，目前正是攻打楚国的大好时机，你瞧瞧，他们正在渡河，如若趁这个机会进攻他们，定能大获全胜……”
“不可以这样，在人家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袭击别人，真是太不仁义了……”
对岸的楚军全部渡过了泓水，正忙着整理战车、兵戈，司马子鱼又建议说：“国君呀，如若现在进攻楚国我们还有胜利的把握，趁他们现在还没有布开阵势……”
宋襄公皱着眉头，斜眼看着子鱼说：“急什么？人家没摆阵势攻打，我们那么做不符合礼仪的！”
战机错过了，楚军布好了阵势，喂饱了战马，士兵带好了兵戈，一阵响鼓敲过，楚军如潮水一般冲杀过来，宋国军队招架不住，士兵纷纷丢盔弃甲，撒腿就跑。司马子鱼保护着宋襄公退却，楚军追赶上来，一戈刺在宋襄公左腿上，多亏司马子鱼左右掩护，才能够逃出军帐。
宋国的军队大败而归，宋襄公再也不敢穷兵黩武了，在宫中静心养伤。
一天，司马子鱼进宫探望他，宋襄公反省说：“我听古人说君子不伤害伤员，战争中不抓获白头发的老兵，不攻击没有准备好的敌人……”
听了宋襄公的这番“糊涂”话，司马子鱼觉得好气又好笑，耐着性子对他引导说：“既然与人家作战，那么双方就互为敌人，你若不杀对方，对方就要杀死你，这样浅显的道理妇孺皆知嘛！如果你对对方有怜悯之心，可怜白头发的老兵，那就投降好了，又有什么打仗的必要呢？打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怎样对自己有利就怎样打，还讲究什么仁义、礼仪？我看国君根本不懂得作战，可偏偏又要兴师动众。”“你不知道啊，我是最讲仁德的呀……”宋襄公吞吞吐吐地辩解说，司马子鱼再也忍不住了，他放声大笑：“哈哈哈……你所说的那些全部都是虚假的仁义道德……”
宋襄公的伤势日益加重，在第二年夏天死去了。宋襄公的愚蠢在于他的假仁假义，明明心里不是那样想的，可却要装出那样的样子给别人，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
■原文：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
出自“涉务第十一”
译文：士大夫立身处世，贵在为他人谋求实际利益，不光是在那里高谈阔论，醉心于琴棋书画，愧对君主给他们的俸禄和官位。
■正直的高允
北魏太武帝即位后，派崔浩带几个文人编写魏国的历史。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
崔浩和他的同事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皇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崔浩手下有两个文人，偏偏别出心裁，劝崔浩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让百官看了，也可以提高崔浩的声望。
崔浩自以为功大官高，没有什么顾虑，真的花了大批人工和费用，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还把石碑竖在郊外祭天坛前的大路两旁。
国史里记载的倒是史实，但是北魏的上代文化还十分落后，有些事情在当时看来，是不体面的。过路的人看了石碑，就纷纷议论起来。
北魏的鲜卑贵族认为这一来丢了皇族的面子，就向魏太武帝告发，说崔浩一批人写国史，是成心揭朝廷的丑事。
魏太武帝本来已经嫌崔浩太自作主张，一听这件事，就发了火，命令把写国史的人统统抓起来查办。
参加编写的著作郎高允是太子的老师。太子得到这个消息，着急得不得了，把高允找到东宫（太子居住的宫），跟他说：“明天我陪你朝见皇上，如果皇上问你，你只能照我的意思答话，别的什么也别说。”
高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就跟随太子一起上朝。太子先上殿见了太武帝，说：“高允这个人向来小心谨慎，而且地位比较低。国史案件全是崔浩的事，请陛下免了高允的罪吧。”
太武帝召高允进去，问他说：“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崔浩管的事多，只抓个纲要，具体内容，都是我和别的著作郎写的。”
太武帝转过头对太子说：“你看，高允的罪比崔浩还严重，怎么能饶恕呢？”
太子又对魏太武帝说：“高允见了陛下，心里害怕，就胡言乱语。我刚刚还问他来，他说是崔浩干的。”
太武帝又问高允：“是这样的吗？”
高允说：“我犯了罪，怎么还敢欺骗陛下。太子刚才这样说，不过是为了想救我的命。其实太子并没问过我，我也没跟他说起过这些话。”魏太武帝看到高允这样忠厚直率，心里也有点感动，对太子说：“高允死到临头，还不说假话，这确是难能可贵的。我赦免他的罪就是了。”
魏太武帝又派人把崔浩抓来审问。崔浩已经吓得面无人色，什么也答不上来。太武帝大怒，要高允起草一道诏书，把崔浩满门抄斩。
高允回到官署，犹豫了半天，也没有写出半个字来。太武帝派人一再催问，高允说：“我要求再向皇上面奏一次。”
高允进宫对太武帝说：“我不知道崔浩还犯了什么罪。如果仅仅是为了写国史，触犯朝廷，也不该判死罪。”
魏太武帝认为高允太不识好歹，吆喝一声，叫武士把他捆绑起来。后来太子再三恳求，太武帝气消了，才把他放了。
事后，太子埋怨高允说：“一个人应该见机行事。我替你告饶，你怎么反而去触怒皇上。我想起这件事，真有点害怕。”
高允说：“崔浩做这件事私心重，是有错误的，但是，编写历史，记载帝王活动，朝政得失，这并没有错。再说，国史是我和崔浩一起编写的，出了事，怎能全推给他呢。殿下一心救我，我是十分感激的。但是要我为了活命说违背良心的话，我是不会干的。”
魏太武帝到底没有饶过崔浩，把崔浩和他的几家亲戚满门抄斩。但是由于高允的直谏，没有株连到更多的人。
包拯的为官之道
包拯任瀛洲知州，各州用公家的钱进行贸易，每年累计亏损十多万，包拯上奏全部罢除。
包拯在朝廷为人刚毅，贵族宦官为之收敛，听说过包拯的人都很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成黄河水清了，儿童妇女也知道他的大名，喊他为“包待制”。
京城称他说：“关节不到，有阎王爷包老。”以前的制度规定，凡是告状不得直接到官署庭下。包拯打开官府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直接到他面前陈述是非曲直，使胥吏不敢欺骗长官。朝中官员和名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榭全部毁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
包拯在三司任职时，凡是各库的供上物品，以前都向外地的州郡摊派，老百姓负担很重、深受困扰。包拯特地设置榷场进行公平买卖，百姓得以免遭困扰。官吏负欠公家钱帛的多被拘禁，一有机会就逃走，又把他的妻儿抓起来，包拯都给放了。
包拯性格严厉正直，对官吏苛刻之风十分厌恶，致力于敦厚宽容之政，虽然疾恶如仇，但没有不以忠厚宽恕之道推行政务的，不随意附和别人，不装模作样地取悦别人，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虽然官位很高，但吃饭穿衣和日常用品都跟做平民时一样。他曾说：“后世子孙做官，有犯贪污之罪的，不得踏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大墓。不遵从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
包拯的正直一直至今都被人津津乐道。的确，一个正直的人走到哪都受人民的爱戴，人们对清廉官吏为民惩恶扬善的理想是共同的。
■原文：铭金人云：“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
出自“省事第十二”
译文：铜人上的铭文写着：“不要多说话，说话要适度，多说了就有问题；不要多做事，做事过激了就会产生祸患。”这个训诫说得太准了。
■饮酒有节制的人
齐景公酷爱饮酒，经常会接连喝上七天七夜不能停止。不但耽误个国政也弄坏了身体。有些大臣想去劝谏但又害怕惹怒了主公。这时有一位叫做弦章的大臣冒死上谏说：“君王已经连喝七天七夜了，请您一定要把国家的政事放在首位，赶快戒酒；如果您不想戒酒，就请先赐死我算了。”齐景公知道弦章是个忠臣，不能杀，但是自己又一时不想放弃饮酒。就只得把弦章打发走了。
不多时另一位著名的大臣晏婴来觐见齐景公，齐景公向他诉苦说：“弦章劝我戒酒，如果我还饮酒的话，那就要赐死他；我如果听他的话，以后恐怕就找不到喝酒的乐趣了；不听的话，他又不想活，但我不能杀掉这样的贤臣啊，这可要我怎么办才好呢？”晏婴早就是想来劝谏齐景公的，因此听到这里赶忙接上去说：“弦章遇到您这样宽厚贤明的国君，真是幸运啊！如果遇到夏桀、殷纣王，不是早就没命了吗？”齐景公闻听此言，明白了两位大臣的劝谏，果然戒酒了。
到了三国时期，曹魏的重臣王朗曾经留下《诫子书》，要求子侄们在平时生活中少饮酒，如果遇到宴饮的情况，不但自己要喝酒适量，也不许多劝他人喝酒，如果被劝得紧了，就要离席向劝酒的人讲明，家规禁止多饮酒，并且要在不破坏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尽量在第三方劝阻他人过度的劝酒。
到了东晋，著名的陶侃，也是一个饮酒有节制的人。陶侃是庐江浔阳人。他最初做县吏，逐渐升至郡守，历任荆州刺史、广州刺史、征西大将军等要职，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
有一次，陶侃在武昌宴请殷浩、庾翼等几个名士。席间，吟诗作赋，讲谈学问，好不高兴。大家喝过两杯酒之后，殷浩举杯说道：“将军，您最近平定了郭默的叛乱，立下了大功，请让我敬您一杯！”陶侃想了一想，痛快地说：“谢谢，喝！”说着，便端起酒杯，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接着，庾翼也举起杯来，说道：“将军，若论战功，您上次平定苏峻的叛乱，功劳更大，请让我也敬您一杯！”想当初，苏峻叛乱，挟持皇帝。是陶侃指挥六万大军，从武昌城浩浩荡荡沿江而下，包围了石头城，擒杀了苏峻，解救了晋成帝。按理来说，这杯就更应该喝。然而，陶侃却抱拳作揖，诚恳地说：“先生，对不起，我今天饮酒已经足量了，不能再饮了！”见此情景，庾翼不悦，殷浩便附和着说：“将军，今天大家高兴，您应该开怀畅饮！我看得出您有海量！”想不到这时陶侃却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实在对不起！不瞒二位先生，家母生前曾给我规定：每次饮酒，三杯为限。今天杯数已足，我不能违背先母的禁约！”
适可而止，给对方留下余地
不管是为人还是处事，我们都应该把握好分寸和尺度，只有这样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想要做到符合中庸之道，并非一件易事，我们只能凡事尽力做得合适一点而已。
在古典名著《红楼梦》中，黛玉、宝玉和宝钗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宝玉和宝钗亲近，黛玉向来心存不满，因而把宝钗视为自己的“情敌”“心腹之患”，一旦抓住了机会，黛玉总要对宝钗一番冷嘲热讽。在这个问题上，宝钗表现出了较高的交际技巧。对于黛玉无关紧要的醋意、敌意，她不予理睬；对于某种有辱人格的讽刺挖苦，她便给予适当的回击。但是，一旦宝钗抓住了两人和好的转机，便会极力争取和黛玉和解，以便从根本上消除黛玉的敌意。
有一次，贾母让各位姑娘猜拳行令随意玩乐，黛玉无意中说出了几句《西厢记》《牡丹亭》中的“艳词”，这引起了宝钗的注意。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两种剧本都是禁书，像黛玉这样的大家闺秀怎么可读禁书，说艳词？这会被人指责为大逆不道。尽管当时在座的人并没有听出来，但却瞒不过宝钗。如果按常理来说，宝钗平时受了黛玉那么多气，现在抓住这样的把柄完全可以在当面或背后把这件事向众人揭露出来，借机数落黛玉一番。但是聪明的宝钗并没有这样去做，因为她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她与黛玉化干戈为玉帛的契机。
事后，在背地里宝钗叫住黛玉，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尚未出阁的女儿家！满嘴说的是什么？”黛玉一听，吓了一跳，知道宝钗是在指自己在酒桌上说艳词的事，就赶紧向宝钗求饶：“好姐姐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宝钗见黛玉满脸羞红，也就不再追问，反而开导她日后在这些地方应该小心谨慎，以免落入他人口舌。宝钗一番真心真意的关心说得黛玉垂下头来吃茶，心中既感激又信服，心想自己平时刻薄待她，现在她对自己还是这样好，内心中深深意识到了自己以往的过失！
事过之后，宝钗果然守口如瓶，从未向任何人透露一点黛玉失言之事。她信守诺言，终于使黛玉改变了成见，主动找宝钗倾诉了感激歉疚之情。至此，宝钗和黛玉达成了和解。
在处理和黛玉的关系问题上，宝钗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为按照我们一般人的处理方法，假如真的有一个像黛玉这样屡屡讽刺挖苦、给我们气受的人，我们怎么也不能将这口气忍下去。平常忍一忍还可以，一旦有机会抓住了他的小辫子，一定要狠狠地出一口气。但是宝钗对自己的现状却非常了解，她和黛玉同住在大观园内，平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在近旁树立一个敌人只会招惹更多的麻烦，如果能够化敌为友那么处境就会有很大的改善。于是，她把本可以掀翻对方的把柄变成了与对方和好的橄榄枝，用真诚与宽容赢得了视她为敌人的黛玉的信任。以宝钗的为人处世，在大观园里如若黛玉不拿她出气，还有谁会给她气受啊？毫无疑问，适可而止，给对方留有一定的余地，并通过巧妙的交际手段化敌为友，是解决受气问题的一个最佳途径。
一个人在蒙受屈辱之后，之所以会有憋屈难受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明明受了别人的欺侮却无力反击对方、收拾对方，只能忍气吞声。人一旦处于这种窘境，则不单单是气别人，也气自己，气自己无能、无力，甚至会对自己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产生怀疑，从而萌生很强烈的人生挫折感和失落感。那么，有过这种体验和经历的人就应当设身处地为他人想一想，一旦自己通过努力证明自己比对方强，完全有能力收拾对方，那么就应该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别再以牙还牙，以毒报毒，把对方完全置于屈辱的地位，不然只会使对方蒙受如自己当初一样的打击与屈辱，从而制造一个仇敌。
冤家宜解不宜结，问题解决的发难就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否则对方记了你的仇，将来会给你更大的气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