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目前全球最主要的制造业大国之一。这个制造业大国运作的逻辑是，利用（多数是外来的）资金，结合中国相对便宜的资源，进行附加值并不高的加工，然后出口。中国的出口商品相对便宜（而且便宜很多），销路很好，很快提高了中国出口货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在中国投资设厂的制造商也因此利润丰厚，于是更多的资金进入中国，中国很快地成为外国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国家。出口是个引擎，投资又是个引擎，就在出口与投资双引擎的拉动下，中国的经济向前奔驰。因为贸易顺差大，人民币当然有升值的压力。
中国政府基于种种考虑，仍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由于美元近年来出现巨幅贬值，从而也使人民币相对于其他国际货币出现了未升反贬的现象，就在国际间形成一种普遍的心理：人民币被低估了。也正是在此等心理之下，国际热钱纷纷涌进中国，寻求人民币可能升值的套汇暴利，此等预期心理与投机行为又进一步加重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2004年，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约2000亿美元，大约一半属于短期资本沉入的热钱。这即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现象与形势。
出口竞争力如果强，像中国一样，其来源是什么？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是，工资便宜，劳工素质优异或土地便宜等等，这都是事实。但导致中国出口竞争力强的另外一些原则却往往为人所忽视，事实上，这些为人所忽视的原则对出口竞争力的贡献往往比前述那些看得到的原因更大。是哪些因素对出口竞争力有显著贡献却又易为人所忽视呢？
首先是环保生态成本的规避。相较于发达国家，环保生态意识在中国是相对落后的，相关法制的建构与执行更是相当不足。同样的生产制造在发达国家需要增加对环保设备的支出，但在中国这部分的“社会成本”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规避了，这种透支中国的环保及生态的行为，我称之为是“透支经济”行为。“透支”者，它的代价现在不明显，却会反映在将来的账面上。这种行为是这一代对下一代的透支。
其次是农民、劳工、矿工的权益未受充分保障。这是生产制造者对另一种“社会成本”的规避，这样的规避，使中国的出口成本与价格自然比竞争者要低廉很多，对出口竞争力同样作出重大的“贡献”。这是对同时代人的透支。
还有一种透支，那就是为了开发、建设，大肆破坏古迹文物，这在当前中国各大中城市的“重建”中比比皆是。如果文物、古迹、文化也都是资产，那么这样的行为当然也是“透支”，一种对长久以来积累的文明资产的透支，是这一代对上一代的透支。
以上三种行为或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迄今，一直就有，而且变本加厉。以上三种透支，本不是有意的，一定意义上还是必然的，可理解的，它折射的恰是我们的由来已久的文明短板。也正因如此，就更是令人叹惋。
回到正题。如果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出超或来自强劲的出口，现在看来，无论出口或出超，其实都包含了相当“虚假”的成分，这些虚假的成分是来自对中国经济社会体质的透支。人民币纵使升值，也完全无助于这些透支行为的矫正。
根本导正之道，当然是立法或设法通过相关体制、法制或政策的建立，针对所有规避社会成本的行为加以干预或处罚。但这是一种长期努力，短期见效不多的工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提出开征“出口税”，这不失为一种方法，可操作，易见效，又符合理论逻辑，而且没有副作用、后遗症。
中国政府自2005年1月1日开始，针对纺织品出口开征出口税，其目的在于舒缓因纺织品配额取消，中国纺织品出口势将大增对全球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不过，这项措施着眼点似在于化解个别产业出口在国际间可能产生的反弹，它不是全面的，更重要的是，它还未能深入到中国宏观经济失调的本质。出口税课征的机制，不仅可以取代人民币升值（显然副作用后遗症不少），更重要的是，它关照到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资源配置失调的根本问题，应该说，如果操作得当它有标本兼治的作用。
出口税的课征，目的在于“抵消”一部分中国出口产业和产品的强劲出口竞争力，如前所云，中国出口产品一部分的竞争力其实是“虚假的”，来自于不合理的“透支”行为，所以把它“抵消”掉，是对不合理行为的一种导正。从制度层面对各种透支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矫正，从而能确保中国整体资源在长期间获得最优化的配置。经由这样的矫正，中国整体出口竞争力可望回降到合理的水平，从而缓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针对不同产业及产品课征的出口税率无须一致，可以根据其“透支”行为的多寡强弱分别订定，透支程度大者，税率高，透支程度低者，税率低，无透支行为者，零税率。出口税的课征使政府取得充分财源，可用于进行长期性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