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8年以来，一向对中国出口及经济增长有重大贡献的传统的、劳力密集的、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面临了巨大的经营困难，沿海地区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倒闭，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相关的原因，诸如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降、劳工、环保、能源成本的上升、实现调控政策的紧缩效应及国际经济的衰退等，一般耳熟能详，不必细述。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原因，除极少部分（如出口退税率）可以立即做一些调整外，其余多层结构性的趋势，不是扭转不了，甚至还可能加强。于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这些艰困产业何去何从，因应政策又该如何思考，以下仅提出几点看法。
首先从理论上，艰困产业的选择不多，只有：（1）关闭；（2）转移。转移又分两种：一是转进——从沿海地区转进到内陆地区；二是转出——从沿海地区转移到东南亚工资更低廉的地区；（3）是转型升级。不是提升技术含量，就是向高科技制造业或服务业转换。
几种选择中，最差的是关闭。投资者个人损失不谈，就社会层面言，会产生失业，及造成对金融部门的伤害，都不利于稳定。政府显然不愿见到普遍的关闭，惟一旦形势逼人，果真演变至此，政府也应有所准备，通过法制（破产法）的完善、劳资协商等，尽力将各种伤害降到最低。这是产业政策的一部分，更是全套市场经济学中的一章，不能忽视；否则，经济问题会影响社会及政治稳定。
其次，论产业升级，即从传统劳力密集产业“转型升级”为高技术含量产业。坦白说，不但有难度，而且难度很高。
不妨就以东亚几个大家熟悉的国家或地区为例作一观察。日本上世纪80年代传统产业在日元巨幅升值下的选择多数是外移，外移到韩国、台湾及东南亚。台湾90年代面临困难的传统产业也是外移，外移到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台湾今天的高科技产业，是在新竹科学园区另起炉灶打造起来的，基本上与原来中南部的传统产业无太大关系，无论企业主、资本及人才均没有太多关联。香港的传统产业也是外移，外移到珠三角，而香港的成功之处，就是在工业大量外移之后，能以珠三角制造业基地为依托，顺势发挥本身在物流、钱流、人流、信息流上的优势，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高级服务业中心。新加坡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在传统制造业没落之后，通过强势的政策主导，建立了一批重化工业及以人才为核心的高科技生化及电子产业。
以上几个模式，表象虽有不同，却可归纳出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传统产业与高科技产业基本上是两回事，要在原来的传统产业“之上”，打造升级为高科技产业并不容易，后者通常是在相关条件具备下另起炉灶实现的。
（二）几乎所有的传统产业不是外移就是消失，换言之，不是“转出”就是“关闭”。在这些模式中，并无“转进”的现象，这里因为，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幅员均小，无处可以“转进”。
于是，从这样的经验中，就可以得到对中国大陆如何面对处理当前企业问题的一些启示。首先，政府应积极地从人才培育、科技研发、金融体制改革（创业投资）及租税、金融政策上营造一个有利于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环境。由于所有相关条件的完善并非易为，因此只能择适当地点进行，绝不能“遍地开花”一哄而上；其次，中国大陆有广大的幅员可供沿海传统产业内移。传统产业绝不等于是落后产业，相反的，它能创造巨大就业，对当前中国而言，具有不同于一般国家的高战略价值，应尽最大力量辅导其“转进”，而非“转出”或“关闭”。
最后，以上列举的相关思路，基本构成了现阶段中国产业的政策的内涵，这是中国在当前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之外，需要多费点心思的另类政策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