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术语，而不用约翰·凡·纽曼的技术术语来描述他的成就。他把短期策略和重要的长期战略区分开来。他认为策略是能精确计算的，而战略则不能。约翰尼的数学上和概念上的成功之处，在于表明了：总有许多途径形成最佳战略。
在他的晚年，他写了一本漂亮的名叫《计算机与大脑》的书，那是根据他1956年应讲，但因病而没讲成的入门讲座写成的。在书中，他把大脑看作是拥有一种语言的大脑，在大脑中，大脑各部分的活动不知何故必须互锁并协调起来，以便于我们设计出一项计划、一个流程，这就是人生中重要和全部的生活方式。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价值体系的东西。
有一些关于约翰·凡·纽曼的令人喜欢和个性的事。他无疑是我所知的最聪明的人。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拥有两个伟大思想的天才。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他在1957年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谦虚的人。当我在战争期间与他共事时，我们曾共同面临一个问题，他立即对我说：“不，不，你不要去看它。你可视化的大脑所看的事物是错的。应抽象地思考。这张爆炸的照片说明，第一个微分系数同时为零，并且那就是为什么可看见第二个微分系数痕迹的原因。”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那并不是我想像的方式。当然，我让他回伦敦。我也回到我乡村的实验室。我晚上一直工作，大约在午夜时，我得出了他所说的答案。由于约翰·凡·纽曼总是睡得很晚，所以我很体谅他，没有叫醒他。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以后，我给他在伦敦的旅馆打了电话。他在床上接电话，当我说：“约翰尼，体说的全对了！”而他却对我说：“你在早晨这么早叫醒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说我是对的？你应该等我错了再告诉我。”
这听起来有点自负，但其实不然。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但其中确有某些东西让我认识到，他浪费了晚年的生命。他从来没有完成那些伟大的工作，那些工作在他去世后没法继续开展下去。他确实没有完成那些工作，因为他放弃询问自己：别人是如何看待事物的？他越来越热中于为私人公司、为工业和为政府做事。这些企业能让他进人权力中心，但却无法增进他的知识和让他密切与人们的关系——这些人直到今天仍无法得到他当时正在研究的、关于人的生命和思维的数学模型。
约翰·凡·纽曼沉迷于做一个第一流的人才。那是一种惟一能破坏我们已知文明的信仰。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不同的话，我们宁愿做一个民主的人才。巴比伦、埃及和罗马就是因为政府与人民及权力与人民之间有距离而灭亡，而我们则不能因此而重蹈覆辙。如果知识用于家庭或掌握在那些没有控制别人的人民领袖手上，以及不为那些高高在上的、处在孤独的权力宝座上的人所用的话，那么上述的距离就只会缩小。
这一段似乎是一节难懂的课程。毕竟这是一个由专家们控制的世界，但那是否就意味着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不，不是的。科学的社会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专家们可以真正地做一些事情，如让电灯发光等。那些必须了解自然是如何运行的，以及电是如何在电灯及我的大脑中运动等知识的，是你，是我，而不是那些专家们。
我们在约翰·凡·纽曼一度关注的、关于人的生命和思维的问题方面仍未取得进展。是否有可能为我们赞美完美的人和美满的社会的行为方式找到一些恰当的基础？我们已经了解，人的行为在预备延期行为方面，明显呈现出一种高度内在的迟滞特征。这种迟钝的生物学基础就在于人类漫长的童年和缓慢的成熟。但男人的行为迟滞较一般人更甚。作为成年人，作为决策者，以及作为人而言，我们的行为是受价值调节的。我认为价值就是我们平衡对立冲动的总体策略。那种认为我们是通过问题求解的计算机计划来管理生命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我们通过寻找指导行为的准则来设计我们的行为。我们设计伦理策略或价值体系，是为了确保那些从短期来看是有吸引力的东西，将用来平衡那些最终的、长期的满足的。至此，我们才真正到达知识的奇妙的开端。人类的攀登总是不平衡的。不管什么时候，当人抬脚向前将要走下一步时，总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对我们来说，前面意味着什么？最终，我们所学的一切知识，如物理的和生物学的，都将综合起来，从而解释我们从何处来，人的本质等问题。
知识并不是一本记满事实的笔记本。首先，知识是一种责任。它要研究人的完整的本质。以及作为一种有伦理生物的人的起源。如果你自己继续生活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由过去的信仰形成的道德之外、而让其他人替你管理时，你就不可能维持那种有见地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完整性。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你会明白，劝人们去学习不同的等式，或者是学习电子课程或计算机编程课程等是没有意义的。从现在起后的50年中，如果我们不能将关于人的起源、人的演化、人的历史和人的进步等知识变成小学教科书中的内容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再生存下去了。今天的探索就是未来小学教科书的一般内容，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我无限悲哀地发现自己在西方突然被一种可怕的、失去勇气的感觉所包围，并感觉到了一种知识的倒退——倒退到什么地方去？倒退到佛教的禅宗；倒退到错误的、关于我们到底是不是动物的意义重大的疑问上去；倒退到超感知觉和神秘上去。即使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去了解人类自身，但他们并不按我们现在能够了解的去做。人类正在做着自然界中惟一的实验，即创造一些理性的知识，并用这些知识来证明其本身比映像更合理。知识是我们的命运。我们至少在综合了艺术的体验和科学的解释之后，就会有自知之明。
以一种倒退的感觉来谈论西方文明听起来非常悲观。我一直对人类的攀登持乐观态度，我会在此时放弃吗？当然不会！人类的攀登将继续下去。但这并不能假设这种攀登将一定会由我们所知的西方文明来主导。我们此时正在天平上衡量。如果我们放弃，那么下一步将会迈出，但不是由我们迈出。我们还没有得到过任何保证，亚述（西南亚洲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古国）、埃及和罗马也不曾得到过。我们正在等待的也将是某些人的过去，而不是所需要的我们的未来。
我们生活在一种科学文明之中，也就是说，在这种文明中，知识和它的完整性才是至美重要的。对于知识来说，科学只是一些拉丁字。在人类的攀登过程中，如果我不迈出下一步，那么其他地方的人，如非洲、中国等地的人就将迈出这一步。我是否应为此感到悲哀？不，完全不应该。人类有权改变它的颜色。但是，我已与这种滋养了我的文明融为一体，所以，我应该为此感到无限悲哀。是英国培养了我，她教我英语和她的宽容，以及追求知识的激情，如果在此后的100年里，莎士比亚和牛顿在人类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像荷马和欧几里得一样变成了化石的话，我会因此而感到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就像你一样）。
我是在东非的欧默（orno）山谷开始写这本书的，我又回到这里，因为那时发生的某些事情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有一天早上，我正要动笔写第一段的第一句话时，一架轻型飞机从跑道上起飞了，飞机上有一个摄影师和一个录音员。飞机在起飞后几秒钟就坠毁了，飞行员和两个乘客竟奇迹般地、毫无损伤地爬出坠毁的飞机。
但这一不吉利的事件很自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正准备打开过去的历史，现在就静静地通过印刷的历史书页伸出了它的手，并且说：“历史在这儿，就是现在。”历史不是事件，而是人民。历史不仅是人民的记忆，而且是人民的行动和他们的过去在目前的再现。历史就是飞行员的直接的决策行动，它使得各种知识、各种科学和人类有史以来所学过的一切变得具体化了。
我们在营地呆坐了两天等另一架飞机。我很友善地，尽管也许不是很巧妙地对摄影师说，他也许宁愿是其他人而不是自己来拍这些必须从空中拍摄的照片。他说：“我那样想过。明天飞上去之后我也许会害怕，但我仍会去拍摄。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事。”
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将来，为了世界，我们都会害怕。这是人类想像的本性。然而，每个人、每种文明都在前进，因为他们都抓住了各自要解决的问题。某个人对其技巧的个人承诺，是其智力承诺和情感承诺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承诺就推进了人类的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