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文学是在特殊时期产生的一种具有独特色彩的文体。它记录了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在叙事写人的过程中，它充分发挥了想象和虚构的本领，运用各种各样的文学手法，使得叙事精彩、故事性强，刻画人物栩栩传神，就连语言的雕琢也是恰到好处，尽量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它与先秦诸子散文一脉相承，又给后世散文的发展成熟以无声的滋养，它的文史交融的特性，带给了小说和戏剧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
一、与散文的脉脉温情
就像是一对互相倾慕已久的有情人，史传文学与散文之间有着割不断的情思。从远古神话传说开始，它们的情缘就已经拉开了羞涩的帷幕。
那个时候，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再加上巫史文化盛行，他们就用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来演绎，神话便应运而生了。在原始的神话传说中，黄帝的传说、夔一足的故事、尧舜的禅让等，都充满虚幻和神异的色彩。可后来神话却逐渐散失变异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神话的历史化。神话进入了历史著作中，神也就变成了神通广大的人，神话故事也转化成了历史事件。这种例子，在儒家传统典籍中比比皆是，《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实际上就是完整的历史神话，尧和舜成了贤明的帝王，“人面蛇身朱发”的共工由妖怪变成了奸臣被流放等；《国语》、《左传》中也有很多神话传说，作者在讲述这些故事时，都无一例外地将传说中的人物当做历史人物来对待，其中的历史也是经过神话加工后的历史；到《吴越春秋》、《越绝书》，充分发挥虚构和想象的作用，把历史与神话传说揉搓在一起塑造人物；一直到《史记》，司马迁有意识地将神话传说进行了系统梳理，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本纪”中。就拿《五帝本纪》来说吧，原先五帝的提法并不统一，而到了司马迁这儿，就都顺理成章了，他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还根据先秦的典籍，列出了五帝的世系，把传说中的人物变成了好像真的存在的历史人物，还由此把一系列传说中的故事都安插在了他们的身上。在司马迁这里，神话历史化的进程突飞猛进。可见，神话传说不仅丰富了史传文学的内容，拓宽了题材，而且还使得史传文学中渗入了传奇的色彩，加强了史传文学的文学性。
史传文学与先秦诸子同出于史官文化，二者同源共生，也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先秦诸子在他们的著述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加以评论，同时阐明自己的学说，影响着后来的史传文学。就先秦和两汉的史传文学作品来看，史传文学受到先秦诸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尚书》、《春秋》、《国语》、《左传》等，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在叙述事件和描述人物时，还阐发了儒家的学说。《国语》、《左传》等引用孔子的话，结尾又以“君子曰”来议论，表述自己的观点。《战国策》受纵横家思想的影响，其中的纵横策士的言论和权谋机变等故事，都有着纵横家的印记。道家思想影响了《史记》的创作，司马迁用黄老思想来解释历史事件，对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的政策给予充分的肯定。先秦诸子与史传文学一脉相承，它们之间又互相联系和渗透，从这个层面上说，先秦诸子增加了史传文学在思想上的厚重性。
神话传说和诸子散文给史传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带来了机缘，使得史传文学作品能够把严谨的史笔与生动的文学表现手法结合起来，达到了真实性与形象性的统一。作品在叙事中注重刻画人物，描写细节，善于表现戏剧性的情节。像《左传》、《国策》的叙事写人艺术，《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等以一个人物为中心记载史事，《史记》、《汉书》等所创立的人物传记和大场面小细节的生动描摹等，不仅他们之间存在纵向的影响关系，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和成熟，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史传文学的叙事艺术、语言雕琢和写作技巧，也成为后代散文家学习的楷模。西汉前期的散文，广征博引，语言多用排比对偶，风格很有战国说辞的遗风。贾谊、邹阳等人的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司马相如等人的大赋，铺采绮丽，也明显带有《战国策》的痕迹。
秦汉以后，《左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唐宋散文家倡导古文运动，把它当做学习的典范。韩愈《进学解》中所说的“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都受《左传》的影响，二人的《圬者王乘福传》、《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和《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段太尉逸事状》等，有着清新的文笔和鲜明的形象塑造，散发着新的生命力。白居易、刘禹锡、李翱、李商隐等也有佳作。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一同作为文学范本。韩愈的《平淮西碑》，模仿《尚书》而写成，柳宗元尽管曾写过《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他在“序”中还是认为《国语》的文风“深闳杰异”，主张写文章要“参之国语以博其趣”（《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实际上还是肯定了《国语》的价值的。欧阳修非常推崇《春秋》的“简而有法”，苏洵、苏轼的论说文则对《战国策》多有借鉴，苏轼的《司马温公行状》、朱熹的《张魏公行状》等，还散发着先秦叙事散文的气质和神韵。
明代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描写细腻真切，贴近生活。宋濂的单篇传记，在展现多种人格模式上有新突破。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得属明代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其中有这样的描写：
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也泣。……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文中有景、有事、有情，通过对日常琐事的记叙，抒发对亲人的回忆之情。作者幼年丧母，儿时的往事已经记不清楚，借老奶妈之口，回忆母亲，真切感人。那只有六个字的问话，字字见真情，催人泪下。末尾一句写到了妻子，以树叶茂盛如亭盖直接写出了对妻子的怀念和眷恋。这样的叙事写景，情景交融，颇见功力，也深得史传文学的精髓。
清代的散文，以针砭时弊、现实感强而独具特色，如顾炎武的《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生事》，邵长蘅的《阎典史传》，宣扬民族情绪，有反抗性。《左传》的情韵丰富，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方苞的“义法”理论就是在总结《左传》、《史记》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桐城派的散文很精致，但传记文学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清中叶以后，戴名世的《画网巾先生传》、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等，也是人物传记中的精品。
综上所述，史传文学与散文（包括神话），二者彼此影响，互相渗透，既温柔细腻，又深入骨髓，呈现出如情人间脉脉含情般的关爱态势，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值得研习的。
二、对小说、戏剧的孕育滋养
史传文学的叙事传统、写人艺术和独具魅力的语言特色，对后世小说和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为它们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另一方面为它们的发展成熟积累了经验。它像一个满腹经纶的老者，毫无保留而又无怨无悔地将自己的财富留给了后世子孙。
史传文学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很多都成为后世小说和戏剧的良好题材，如《东周列国志》，就是以先秦史传叙事文为题材的作品。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十分重视，并且大量采用历史题材，可以说都是受到了先秦叙事文的启迪，《三国演义》直接标明就是史传的演义。《左传》有关战争的描写，对后代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以及历史演义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小说，直接从《左传》中学习了各种表现手法。如《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描写、《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的描写，无论从叙述的结构、战前形势的分析、战略战术的运用，到重大场面的描述、战争中人物的刻画，以及预示胜负成败的天象、占卜的记录，都无一不借鉴了《左传》成功的经验，同时其他古典小说中一些有关运兵、武打、格斗的描写，也都与《左传》的写法有多方面的渊源关系。自然，《左传》中蕴涵的朴素的军事唯物主义思想和军事辩证法，也为后代小说描写战争提供了典范。①
杨义先生曾说：“中国叙事作品虽然在后来的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它的形式技巧和叙写谋略，但始终是以历史叙事的形式作为它的骨干。”②在史传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叙事模式。提到叙事传统，最早应该追溯到上古的神话传说，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鲧禹治水等，都有对传说中人物和事件的简要叙述。时间再推近一点，就是殷墟卜辞了，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有的已经包括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样的记事要素了。后来出现了以记事为主的《春秋》，它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开创了中国编年叙事的先河。尤其是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也成为中国叙事的独特传统。到了《左传》，使得编年记事的形式趋于成熟和定型，它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依照历史事件发展的经过谋篇布局，同时巧妙地运用伏笔悬念、抑扬等文学技巧，还穿插运用倒叙、补叙、插叙等手段，把故事写得起伏跌宕，并且以事带人，用艺术的手法描写人物，为后世叙事提供了写人的重要经验。另外，很多细节描写、场面描写和对话描写，为后世叙事提供了写作的技巧。《国语》的平实朴素、《战国策》的精彩故事和性格鲜明的人物刻画，也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史记》的出炉，标志着史传叙事发展到辉煌的高峰。它建立了一套严密而有效的叙事体系，是中国叙事文学历史上的一个丰碑。它采用纪传体方式，以写人为中心，以人带事，在具体的叙事中，博采逸闻杂史，运用谣谚和口语，使得古代人物的生活、为人、行事活跃在读者面前。可以说，《史记》给文学叙事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营养和借鉴。从《春秋》、《左传》到《史记》，中国人的叙事思维和叙事能力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从单纯的记事记言发展到了复杂的言事互记，还能够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对某些人物言行和心理活动作合情合理的揣测，为后世小说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像《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本身就带有小说色彩，逐渐发展为汉魏六朝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的胚芽就孕育在史传文学这个温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