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由于汉奸出卖，在和日军野副讨伐队连续55次交火后，于吉林省濛江县三道崴子壮烈殉国。
为此，1946年经政府决定，濛江县被改名为靖宇县，以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关于杨靖宇战死的经过，曾有“战死”和“自尽”两个不同的版本。随着近年来历史研究的深入，证明杨靖宇是在孤身和日伪军对射20分钟后，被抗联叛徒张奚若用机枪击中后牺牲的。根据日伪档案，特别是加藤丰隆《满洲国警察重要写真集成》中对相关史料的整理，现在我国历史学家对于杨靖宇殉国的经过已经十分详尽。
然而，杨靖宇殉国之前，最后的遗言是什么，至今未见准确记载。
在《杨靖宇牺牲前后的历史谜团》中，如是描述——“极度疲劳的杨靖宇最后躲到了一棵大树下，敌人劝降，得到的回答是一颗颗子弹。鬼子下了命令，一串罪恶的子弹射向杨靖宇。”
《满洲国警察重要写真集成》中则记录日军指挥官西谷喜代人判断无法劝降，于是下令攻击，战斗中杨靖宇牺牲。
而在电视连续剧《杨靖宇》中，日军指挥官曾劝降，要求杨靖宇放下武器，自己愿与杨靖宇结为兄弟。杨靖宇回答：“如果有人侵入你的家乡，杀你兄弟，淫你姐妹，还要与你约为兄弟，你会同意吗？”
虽然铿锵有力，但这毕竟是艺术创作。
还有人说杨靖宇临牺牲时喊的是：“当过抗联的出来，我有话说！”
杨靖宇殉国前，到底说过些什么呢？
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苏联远东红旗第八十八旅）研究会的帮助下，萨终于在日本获得了一条线索——日军有一份记录，记下了追击杨靖宇最后一战中的情景。在战斗中，双方的确有一段对话，与杨靖宇相互喊话的，便是日军讨伐队指挥官西谷喜代人。
日军甚至记录下了双方的对答，可惜是以日语的方式保留下来的。
一名受我托付寻找这份文件的日本友人来电话，告诉我这份文件已经找到，并在电话里约略叙述了杨靖宇与西谷喜代人最后的对话。由于这份文献做成于杨靖宇牺牲后不久，其可靠性应该比较大。还有一些与杨靖宇牺牲相关的内容，如叛徒安光勋在杨靖宇死后曾抚尸痛哭等，应该也是此前我方资料中所不存在的。
我决定第二天下午去拜访一下，取回这份资料，并希望能在尽快将其翻译过来，让将军可能被隐藏了70年的最后遗言能够重见天日。希望不负使命。
2011年3月31日下午，当我从日本友人家中走出来的时候，大雨如注，这场雨从早晨开始下，断断续续，加上有风，让人不由得觉到寒冷。
3月下旬，大阪应该是开始回暖的季节了，这样冰冷的雨是很少见的。走到车前还有些距离，我把包抱在胸前，尽量不让它被雨淋湿，因为里面有一份记录文字，是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殉国时在场的日军军官，所记录下将军生命的最后一刻。
提笔来写这篇文章，心情依然十分沉重。
我很不愿意触动这段历史，仿佛撕开一个封存的伤口。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忙碌的国度，我想这种历史深处的悲怆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那是一个令人伤痛的日子。在白山黑水之间孤军苦斗的中国人，苦战了八年以后，几乎已经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一天，在东北这块土地上，连我们的总司令都拼杀到最后一人，战死沙场。
两年以后，另一位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也战死不归，他留下的话是：“我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死我也要死在东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亡了国，波兰亡了国，挪威、希腊亡了国，他们的总司令没有一个死在战场上。被日本征服的朝鲜，被废黜的王太子李垠不但没有殉了社稷，反而去给日本人当了旅团长，成了终生的亲日派。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打得这样惨烈，即使是被视为因为不抵抗失去的东三省。
杨靖宇将军的死，我认为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自豪，又让每一个中国人不愿意回顾将军牺牲的那一刻。
那是一个我们民族的李陵碑。
所以，我在翻开这份日文写成的将军殉国记录时，有一种要咬紧牙关的感受。但我还是决定把这段文字翻译过来，因为里面的信息，相当详细地记录了杨靖宇将军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状况，这段记录虽然也许并没有惊人之处，但却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声。察看我国现存对于杨靖宇将军殉国经过的记录，并询之史义军等抗联历史研究专家，尚未见这段材料曾被披露。我不知道自己有幸先看到它，是否意味着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记录杨靖宇将军殉国的日方文件名为《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第222号，原件存于（社）日本国际善邻协会，我拿到的是一份复制件。这份文件的编纂者名叫富永义雄。
为了确定这段文字的准确性，老萨专门对富永义雄的身份进行了调查。
富永义雄在1940年的身份为伪通化省警务厅高级警官。该警务厅的厅长即最后追杀杨靖宇的主要负责人岸谷隆一郎。岸谷的厅本部直辖警务、警备、特务、教养、保安五个科，以及专事对东北抗日联军作战的讨伐作战本部，抗联叛徒程斌指挥的“程斌警察大队”和崔胄峰指挥的“崔贤警察大队”均为该讨伐作战本部所属，该本部下尚辖有该地区九县的九个警察大队、兵站部、卫生班、配车系等，总兵力两千八百余人，富永义雄时任本部直属警务科科长。（以上信息来自幕内满雄所著《满洲国警察外史》）
《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编成于伪满时代，是伪通化省对抗联作战的日本军警所作一份系列内部档案，记录当时“讨伐”的经过，并有参战日军警人员以手记形式记录了大量日伪警察队活动的情况。因日本战败时部分被毁，现仅存部分文档，散见于日本各处。日本国际善邻协会是一个倡导中日友好的民间组织，位于东京银座附近，也保存了这套档案的若干部分。
在这份文件中，收录了与杨靖宇将军最后一战的情况，从文字来看，富永不是当时的在场者，但是采访和收集了在场日军警所叙述的内容。由于这份文件本身属于日军内部使用的不公开文档，而且其内容与日方公开的资料的确有些差异，个人倾向于其具备一定史料价值。
应该说，富永义雄的这部文档，披露了日军和抗联作战的过程中很多我们原来不知道的内容。
比如，他在描述伪通化省警察队组成时，提到了抗联最著名的叛徒程斌投敌时险些被日军枪毙。
程斌于1938年7月率115人叛国投敌。此后，日军将其所部编入讨伐队，程斌迅速从抗联叛将变成了日军疯狂的帮凶，在把杨靖宇将军逼入绝境的战斗中，他和他手下的叛徒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中却记录程斌等人到达通化后，“前述のように黒崎遊擊隊とこれに呼応した長島工作隊に逮捕或いは帰順した程斌以下一五零名の措置については「全員射殺して，晒し首にせよ」という意見も多く、これも当時としては通常の処分でもあった。”
翻译过来，意思是：“如前面所提到的，被黑崎游击队（注：敌本溪讨伐队黑崎中尉指挥的机动讨伐队）和与其配合行动的长岛工作队（注：敌通化宪兵队长西田中佐属下，由长岛玉次郎曹长指挥的特务部队）所逮捕，或向其归顺的有程斌以下一百五十人（注：与中方统计稍有出入，可能含有其他抗联叛徒）。关于对他们的处理，支持‘全部枪毙，悬首示众’意见的人很多，这也是当时经常采用的处理方法。”
但是，最终关东军参谋神崎和敌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召集相关的警备科长富森熊次郎、警备股长鹈池等在通化市内的日本餐厅“菊水”吃饭，在餐桌上确定了将这批抗联叛徒全部归入警务厅使用的协议。富永在手记中记录当晚程斌等人住在通化南门外的师范学校，第二天在警务厅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接纳这些抗联叛徒，岸谷隆一郎并当场将自己的军刀赠送给程斌。
如果不是日方文献中有此记载，实难相信岸谷在运用程斌所部上下了这样大的本钱。但这支随后编成的“程斌警察大队”的确成为日军最凶恶的鹰犬之一。
这份手记中也记载程斌所部1939年春天被迫进入辉南县的兵营进行训练和休整，只是原因有些啼笑皆非，竟然是：“一つのエピソードとして隊員間に性病が蔓延したことが記されていた。程部隊の隊員には年少者が多い（一八―二四、五歳），性病が蔓延していたため、休養期間にはこの性病の治療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というのである。”翻译过来大意是：其中一个说法是队员间性病蔓延。程部队的队员们很多都是年少者（18—24或25岁），因为性病蔓延，在休整期间不得不对这性病进行治疗。
关于和杨靖宇将军的战斗，在此前发现的文献中，也曾记录将军和日军之间的对话。时间发生在2月15日，当时日军劝降，杨靖宇高声要日军派人来谈，日军讨伐队中的警官伊藤（程斌警察大队中担任“恩赏系”的日本警官，警尉补）应声起身，表示愿意来谈判，此时杨靖宇立即开枪，凭借其高超的枪法在300米外命中伊藤，可惜距离太远，子弹没有了威力，胸部中弹的伊藤仅仅负伤而没有毙命。随后，和程斌齐名的另一名叛徒，“崔贤警察大队”大队长崔胄峰也被杨靖宇击伤。杨靖宇乘机摆脱追兵，突围而去。
而关于杨靖宇的最后一战，伪《协和杂志》1940年第933期曾经刊载“杨靖宇讨伐座谈会”的报道，其中日本警官益子理雄（注：伪通化警察队讨伐本部因为总指挥为警备科长富森熊次郎，故此称为富森工作队，益子理雄是该部队本部部附，警长警衔，也是杨靖宇牺牲时在现场的日本警官之一）。在座谈会上说，“敌我距离是50米。‘你是怎样抵抗也没有用了，投降吧！’我们再次向他劝降，但代替回答的是手枪的子弹。‘打！干掉他！’更进击到30米，他已经是进退维谷了。这时我们分成两伙。从两方面开始了猛烈的射击。大约交战了10分钟，不知哪一方面射击的子弹命中了敌人。‘叭嗒’一下倒下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这段描述中并无双方的对话，只是后来日军发现杨靖宇在对射中，利用短暂的缓冲时间把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烧掉了。
但《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中，却有着不同的记载，显示在交火中日军第一梯队指挥官西谷喜代人曾经试图劝降杨靖宇，双方曾有短暂的对话，以下是日文对这段对话的记载——
……かくて右翼隊は遂に彼の前方三○メートルの地点まで接近した。西谷隊長は射擊を一時中止させて、次のような言葉のやりとりをした。
「君が楊司令か？」
「そうだ、わたしが楊司令だ。」
々
「今命を惜しても如何ともし難い。多数の部下を失って自分一人が今ここに在ると難も、まだ同志は各地転戦している（魏極民参謀，陳翰章第三師長、金日成第六師長，その他のことを指すのであろう）。必ず帝国主義の滅亡の日が来る。自分は最後まで抵抗するから遠慮なく射って吳れ」
というと共に二挺拳銃で射って来たので已もなく応戦し，……西谷警佐は「よし、もう仕方はない。容赦はせねぞ、射てっ」と各隊に命じ猛攻を開始した。……味方の一弾は見事彼の胸板を貫いた。彼は両手を高く挙げてばったり地上に倒れ、二度と動かなかった……
这段文字中，有一段日文的原注，是对杨靖宇所说仍在转战的“同志”含义的分析，其中“魏极民参谋”应该指的是第一路军政委魏拯民，1941年病死在密营中；陈翰章第三师长，应该指的是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1940年12月战死于镜泊湖南湖头；金日成第六师师长，应该指的是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金日成。
这段文字，也被日本公开出版的《满洲国警察外史》一书在第171页到172页全文引用，若有认真的朋友可以找一下这本书，如能对比一下，当会发现这段文字我是完全照录的，一字未改。
我努力用自己的翻译去还原这段话——
……右翼队隐蔽地接近到了他（注：指杨靖宇将军）前方三十米的地点。西谷队长下令暂停射击，双方交换了下面的话语。
“君是杨司令吗？（注：日军文献和新闻中常称杨靖宇为杨司令，或杨司令匪，所以时人很多只知道杨司令，而不知杨司令的大名是杨靖宇。这应该是双方都采用杨司令这一称呼的原因）”
“是的，我就是杨司令。”
“我们是通化的警察队。在我们的部队里面，曾经是君之同志的程（斌）、崔（胄峰），都担任着警察队的指挥。安参谋（注：指叛变的原抗联第一路军参谋长安光勋，此时在通化警务厅讨伐队总部下属政治工作班担任班长）也在总部工作。若是君能归顺，岸谷厅长必会热切相迎。现在这个地方，要逃脱是不可能的了，何必急着去死呢？考虑一下归顺可好？”
“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很多（我的）部下都牺牲了，我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人。虽临难，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原注：他指的或许是魏极民参谋、陈翰章第三师长、金日成第六师长及其他人），帝国主义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须多说，开枪吧。”
说着，（杨靖宇）开始用两支手枪朝我们射击，这边也随即开始迎战。……西谷警佐道：“好吧，没有办法了。这是你死我活，射击！”在他的命令下，各队开始了猛攻……我方致命的一弹击穿了他的胸部。他双手向上高举，随即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
这段对话推测当时是用中文进行的，当西谷提到杨靖宇“同志”中的叛徒时，杨靖宇在随后的回答中便谈到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双方的对话逻辑清楚，而且记录时间就在杨靖宇牺牲后不久，可信性比较强。我们甚至可以推测，杨靖宇将军正是利用这短暂的对话时间，完成了文件的销毁。击中杨靖宇致命的一弹，来自叛徒张奚若。
当时杨靖宇已经断粮五日，患重感冒且双脚严重冻伤，但仍携带着一支一号驳壳枪，两支小号手枪，230发子弹，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这些武器。
杨靖宇的死，对抗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们的战斗仍在继续。抗联第十军一部，扼守九十五顶子山根据地，一直坚持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日军在作战地图上始终将他们标为“双龙（即第十军军长汪雅臣的报号）残部”。由于与世隔绝，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仍在就地据守，直到被周保中的交通员田仲樵（后来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馆员）带人接应出山。
1935年抗联成了一支孤军，1941年第十军军长汪雅臣战死，这些第十军的战士成了孤军中的孤军，但他们却苦苦坚持了五年之久。
总司令虽死，他的灵魂依然在这块大地上战斗。
在同样的一份文档里，日方记载杨靖宇的遗体被送到县城，为了确认日本人叫来了前面提到的叛徒安光勋。结果，确认是杨靖宇本人之后，安光勋竟毫不掩饰地失声痛哭。
安光勋叛变后在日军讨伐抗联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包括在最后追杀杨靖宇的过程中也不遗余力。然而，他的痛哭又让我们想起，安光勋是力战负伤被俘后才投降的，也许，他面对杨靖宇的时候，还有一丝太晚的惭愧和良心发现。
虽然，双方的对话看来十分短暂，而且将军在最后时刻并没有说出什么豪言壮语，仅仅如此前每一次面对日军时同样坚定刚强。但正是在这种平静中，让我们感到了将军那种面对必死之局时的决然。那一声“我将抵抗到底”，仿佛回荡在天地之间。
那一刻，天地或许都会为将军垂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