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们在一片肃静中就座，陪审员也纷纷坐下；众人瞩目，甚至可以说众望所归的德·维尔福先生，也在高背扶手椅上落座，以平静的目光环视四周。
每个人都惊异地望着这张严肃而冷峻的脸，从这张毫无表情的脸上似乎根本看不出半点做父亲的悲痛，大家带着一种恐怖的感觉，望着这个全然不为人类感情所动的人。
“宪兵！”审判长说，“带被告。”
听到这句话，听众席上的气氛更活跃了，所有的月光都盯在贝尼代托将要进来的那扇门上。
门开了，被告随即出现了。
在场的人都看清了他脸上的表情，他的脸上没有使人心脏停止跳动或使人脸色苍白的那种激动的情绪。
他的两只手位置放得很优美，一只手按着帽子，一只手放在背心的开口处，手指没有丝毫的抖动，他的目光平静，甚至是明亮的。走进法庭以后，目光在法官和陪审人员扫过，然后让他的目光停留在审判长和检察官的身上。
安德烈的旁边坐着他的律师，因为安德烈自己并未请律师，他的律师是由法院指定的，他似乎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小事，无须为此请律师。那个律师是一个浅黄色头发的青年，他要比被告激动一百倍。
审判长宣布读起诉书。大家都知道，这份起诉书就是那铁面无私的刀笔先生维尔福亲手起草的。
起诉书很长，长得让每一个人如何重负。在那个时间，大家的注意力几乎都在安德烈的身上，安德烈以斯帕达人那种不在乎的神气漠视着众人的注意。
维尔福的话比任何时候都简洁雄辩。他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犯罪的始末：犯人以前的经历，他的变化，从童年起他所犯的罪，这一切，检察官都是竭尽心力才写出来的。
单凭这一份起诉书不用等到宣判，大家就认为贝尼代托已经完蛋了，根本用不着等到法律对他的判决。
安德烈听着维尔福起诉书中接连提出来的罪名。维尔福先生不时地看他一眼，无疑他在向犯人实施他惯用的心理攻势，但他虽然不时地逼视那被告，却始终都没能使他低头，起诉书终于读完了。
“被告，”审判长说，“您的姓名？”
安德烈站起来。
“请原谅，审判长先生，”他以一种音色纯正的嗓音说道，“依我看，您所要采用的提问程序我是无法遵命的。我要求您就平时的提问程序稍加变通，而且下面我就会证实我的要求确是事出有因的。所以，我请求能允许我按另一种顺序来回答问题；我仍然会对全部问题都给予回答的。”
审判长惊奇地看了看陪审官，陪审官则去看检察官。整个法庭因为惊奇而鸦雀无声，但安德烈依旧不动声色。
“您的年龄？”审判长说，“这个问题您肯回答吗？”
“对这个问题，我将作出回答，对所有其他的问题，我也都将一一作出回答，审判长先生，但要按一定的顺序。”
“您的年龄？”审判长重复那个问题。
“我二十一岁，说得确切一些，过几天就要满二十一岁了，因为我是在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晚上生的。”
维尔福先生正在忙于记录，听到这个日期，抬起头来。
“您是在哪儿出生的？”审判长继续问。
“在巴黎附近的阿都尔。”
维尔福先生第二次抬起头来，望着贝尼代托，像是看到了墨杜萨的头似的，他的脸上变得毫无血色。贝尼代托，则用上好的细麻布手帕潇洒地抹一抹他的嘴唇。
“您的职业？”
“最初我制造假币，”安德烈平静地答道，“然后又偷东西，最近我杀了人。”
一阵低语声，或者说一阵愤慨惊诧的声浪，从整个大厅席卷而过：法官们惊愕地面面相觑，陪审员们没想到一个体体面面的人竟然会这么厚颜无耻，都露出非常厌恶的神情。
维尔福先生用手按住额头，他的额头最初发白，然后转红，以至于最后热得烫手。然后他突然起来，神情恍惚地四周环顾，他想透一透气。
“您丢什么东西了吗，检察官先生？”
贝尼代托带着他和蔼可亲的微笑问。维尔福先生并不回答，跌倒在椅子里。
“被告，现在您愿意说出您的姓名了吗？”审判长问，“鉴于您在列举自己的罪行时那种肆无忌惮的装腔作势，还有您在作所谓的交代时那种得意扬扬的神态，法庭必将以人类道德庄严的名义对您从严惩处。您之所以不肯先说出您的名字，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您是想靠前面的一串头衔使这个名字听上去响亮些吧。”
“真妙，审判长先生，我的心思您全看透了”，贝尼代托用尽量柔和的声音和最礼貌的态度说。“这的确就是我要求您把审问程序改变一下的原因。”
人们的惊愕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被告的态度已不再有欺诈或浮夸的样子。情绪激动的人们预感到必然会从黑暗深处爆发雷声。
“嗯！”审判长说，“您的姓名？”
“我没法告诉您我的名字，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我可以把他的名字告诉您。”
一阵痛苦的晕眩使维尔福看不见东西。大滴的汗珠从他的脸上滚落，他颤抖的手抓住稿纸，“那么，说出您父亲的名字来。”审判长说。
偌大的法庭里鸦雀无声，每一个人都屏息静气地等待着。
“我的父亲是检察官。”安德烈平静地回答。
“检察官？”审判长说，他愣住了，并没有注意到维尔福先生脸上惊慌的神情，“检察官？”
“是的，假如您想知道他的名字，我可以告诉您，——他叫维尔福。”
人们出于对法庭的尊重，许久以来一直长时间地克制着激动的情绪，此时犹如一声惊雷，从每一个胸膛里爆炸开来；法官无意去制止众人的骚动。叫喊声、辱骂声、仿佛看不见的一块块投石向依然故我的贝尼代托掷去。在这骚动与公愤交织的时刻里，公众挥拳振臂，宪兵四处奔跑，有的发出别有用心的冷笑，所有这一切都在这个大厅的三维空间荡漾，持续长达五分钟之久，法官和宪兵才使法庭恢复了肃静。
在这阵骚乱中，只听到那审判长喊道：
“被告，您要戏弄法庭吗？您要在这世风日下的时代，独创一帜，胆敢在您的同胞面前创立一个藐视法庭的先例？”
有几个人围住那几乎已瘫倒在椅子里的维尔福先生，劝慰他，鼓励他，对他表示关切和同情。
法庭里的一切又井然有序，只有一个地方还有一群人在那儿骚动。
据说有一位太太昏了过去，他们给她闻了嗅盐，现在已经醒过来了。
在骚动期间，安德烈始终微笑着看大家，然后，他一只手扶着被告席的橡木栏杆，做出个优美的姿势，说：
“诸位，天主不容我起念侮辱法庭，并且当着诸位可敬的先生夫人的面无理取闹。法官先生问我年龄，我告诉他了；问我出生在哪里，我也回答了；问我名字，我没法回答，因为我从小就是被父母遗弃的。但是，虽说我因为没有名字所以无法回答，我却能告诉他我父亲的名字；所以，我再重复一遍，我的父亲名叫德·维尔福先生，而且我愿意来证明这一点。”
那个年轻人的态度有让人无法质疑的东西，一种信心和一种真挚骚动平静下来了。立刻，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检察官，检察官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一具刚遭雷劈的尸体。
“诸位！”安德烈说，他以他的声音和态度使得全场鸦雀无声，“我对于刚才所说的话，应该向你们出示证据并解释清楚。”
“但是，”审判长恼怒地说，“在预审的时候，您自称是贝尼代托，说您自己是一个孤儿，并声称您的原籍是科西嘉。”
“我在预审中说了适合预审应该说的话，因为我不愿意让公众忽视我的讲话，或失去我希望得到的庄严的反响，而这一切是不乏先例的。”
“现在我再向您说一遍，我是在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晚上在阿都尔降生的，我是检察官维尔福先生的儿子。我可以告诉你们详细的情节。我降生的地点是方丹街二十八号，在一个挂着红色窗帷的房间里。我的父亲抱起我，对我的母亲说我是已经死了，把我包在一块绣有一个‘H’字和一个‘N’字样的襁褓里，抱我到后花园，在那儿活埋了我。”
法庭里的人不禁都打起寒战，他们看见那犯人的越说越自信，而维尔福先生却越来越惊惶。
“但您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呢？”审判长问。
“请听我说，审判长先生。那天晚上，正好有个人潜入我父亲埋我的花园，这个人同我父亲有不共戴天之仇，长久以来一直伺机要按科西嘉人的方式向他报仇。这个人藏身在树丛里，看见我父亲在埋一只箱子，就趁机刺了他一刀；过后，他以为那只箱子里藏的是金银财宝，掘出来一看，发现我还没断气。这个人把我送到了育婴堂，我在那儿的登记号是五十七号。三个月以后，他的嫂子从洛格里亚诺赶到巴黎来找我，她领养了我，把我当做养子带回了家。”
法庭里一片静寂，这时，外面的人或许会以为法庭里没有人，因为当时里面没有一点声音。
“说下去！”审判长说。
“当然啰，”贝尼代托继续说，“抚养我的那些人都很爱我，我本来可以和那些人过很快乐的生活，但我那邪恶的本性超过了我继母灌输在我心里的美德。我愈变愈坏，直到犯罪。有一天，当我在诅咒上帝把我造得这样恶劣，给我注定这样一个不幸命运的时候，我的继父对我说：
“‘不要亵渎神灵，不幸的孩子！因为上帝在赐您生命的时候并无恶意。罪孽是您父亲造成的，他连累您生造孽报，死入地狱。’
“从那时起，我就停止诅咒上帝了，而是诅咒我的父亲。因为这个我才说了那些让你们谴责的话，为了这，我才使法庭上充满了恐怖。如果这一番话加重了我的罪名，那么请惩罚我；如果你们相信，自从我落地的那天起，我的命运就悲惨、痛苦和伤心，那么请宽恕我。”
“但您的母亲呢？”审判长问道。
“我的母亲以为我死了，她是无罪的。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也不想知道。”
这时，从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位女士的周围的人群中，传来了一声尖叫，随后它又变成了一阵呜咽声。
这位女士由于神经受的刺激过重，晕了过去，于是她马上被抬出了法庭；在扶她起来的当儿，遮在她脸上的那块厚厚的面纱掀了开来，大家认出了她是唐格拉尔夫人。
维尔福虽然精神恍惚，耳聋脑涨，却还是认出了她，他站了起来。
“证据！证据呢！”审判长说，“要记得：这种话是必须要有最清楚的证据来证实的。”
“证据？”贝尼代托大笑着说，“您要证据吗？”
“是的。”
“嗯，那么，先请先看看维尔福先生，然后再来向我要证据。”
所有的人都转过头去望着检察官，他承受不了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他看的重负，摇摇晃晃地走到大厅中央，头发蓬乱，脸上布满指甲抓出的道道血痕。
全场响起一阵持续颇久的低语声。
“父亲，”贝尼代托说，“他们问我要证据。您希望我给他们吗。”
“不，不，”维尔福先生用一种嘶哑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不，不必了！”
“怎么不必呢？”审判长喊道：“您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无法和这种落到我身上来的致命的重压抗争，诸位。——我是落到一个复仇之神的手里了！无须证据，这个年轻人说的话都是真的。”
犹如天灾降临前阴森沉重的死寂，裹着铅块席卷了整个大厅，所有与会者根根毛发竖立。
“什么！维尔福先生，”审判长喊道，“您难道昏了头吗？什么！您的理智还在吗？您的头脑显然是被一个奇特、可怕、意想不到的污蔑弄糊涂了。嘿，振作起来。”
检察官摇摇头。他的牙齿仿佛一个身患高烧的病者那样猛然抖得格格作响，而且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
“我没有丧失理智，先生，”他说，“您可以看得出：失常的只是我的肉体。那个年轻人所指控我的罪，我全部承认，从现在起，我悉听下任检察官对我的处置。”
德·维尔福先生以一种沙哑的、几乎窒息的声音说出这些话的同时，摇摇晃晃地向大厅的门走去，站在门口的宪兵机械地为他打开了门。
全场的人都因吃惊而哑口无言，这次开庭审判使半月来轰动巴黎社会的那一连串可怕的事情达到了最高峰。
“噢，”波尚说，“现在谁会说这幕戏演得不自然？”
“噢！”夏多·雷诺说，“我情愿像莫尔塞夫先生那样用手枪结束他的生命，那总比这场灾祸来得舒服点。”
“那么他犯了杀人罪了。”波尚说。
“以前我还想娶他的女儿呢！”德布雷说，“幸亏她死了，可怜的姑娘！”
“诸位，审问暂停，”审判长说，“本案延期到下次开庭办理。案情当另委法官重新审查。”
至于安德烈，他依然那么镇静自若，而且更加令人感兴趣了；他由法等押送着退出审判庭时，连这些法警也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了。
“嗯！您对这事儿有什么看法，老兄？”德布雷问那个宪兵，一边往他手里塞了一个路易。
“根据有些情节，可能会酌量减刑，”这个宪兵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