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眼里看似离经叛道的事情，在邹飞他们身上自然地发生着，反而显得充满关怀。
他们所做的这些没有对错，只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反抗，对自己以外的一切都要反抗。放在中国要反抗，放在美国一样反抗。反抗的不是别的，只是在反抗自己的荷尔蒙而已。
佟玥因为邹飞，和她妈妈的矛盾加重了。妈妈让她迅速结束和邹飞的关系，免得越陷越深，佟玥总觉得妈妈莫名其妙，杞人忧天。妈妈见说服不了佟玥，就撂下狠话：“你要是不听我的，就别回家了！”
正好系里组织去丽江写生，佟玥收拾了东西就跟着去了。躲避是解决两代人直面冲突的最好办法。
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佟玥发现自己和那些谈笑风生的同学不同，他们是带着游玩和画画儿的目的离开北京，而自己是带着逃离的目的踏上火车的。
佟玥觉得，既然说服不了妈妈，那么日后就用自己和邹飞恋爱顺利并且感情甜蜜的事实来证明，妈妈的考虑纯属多余。
离开北京的这段日子，佟玥白天背着画夹在古城里转，看到吸引她的地方就打开画夹，画到天黑收工，晚上隔三差五给邹飞打个电话，却没有联系过妈妈一次。开始还想着妈妈这茬儿，故意不给她打电话，后来就把她和打电话的事儿都给忘了，直到有一天，脑子里突然蹿出妈妈的形象，才想起有日子没想过妈妈了。这时候，佟玥发现曾经对她很重要的妈妈，现在突然变得无足轻重了，也让她觉得家庭关系是多余的，只要能和邹飞在一起她就满足了，她对自己的这种变化感到难受，不知道应不应该这样。但是这种难受没过几天，就被佟玥忘得一干二净了，等她再想起来，没过一会儿又抛到脑后了，后来就越来越少地想起了，也越来越快地忘掉了。
直到有一天，佟玥梦见小时候的自己和姥爷出去玩，姥爷给她买了票，让她坐旋转飞机，她玩完下来后，发现姥爷不见了，怎么喊都不见姥爷的身影，便哭醒了。姥爷是她最亲近的人，起床后她便给姥爷家打了一个电话，是表妹接的，说姥爷三天前去世了。佟玥顿时蒙了，在电话里问明情况，又赶紧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刚响就被妈妈拿了起来，似乎她一直守在电话旁：“喂？”
“姥爷的事儿您怎么不跟我说啊？”一提姥爷，佟玥就想哭，忍住了。
“你已经和这个家庭没关系了。”妈妈的声音让佟玥有些陌生，语调低沉，显然还没从悲痛中走出来。
“您别什么事情都把我和邹飞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行不行？”
“你既然选择了脱离家庭，就不用关心家里的事儿了！”
以佟玥对妈妈的了解，知道她这是在报复自己没听她的话。
妈妈又说：“我爸走了，你爸也走了，你也要跟着我不待见的男生走，我知道你们都商量好了，走吧，我一个人过更好！”
佟玥对于妈妈的这种表现不知说什么好，又把话题转移到姥爷的事情上：“姥爷的骨灰放哪儿了？”
“我没必要告诉你！”妈妈很解气地说着。
“我就跟邹飞好了怎么着吧！”佟玥的脾气也上来了。
“我没你这个女儿，姥爷也没你这个外孙女！”妈妈的语调像宣读着判决书。
“我姥爷永远是我姥爷！”佟玥说完挂了电话。
佟玥心里酸酸的，既因为姥爷没了，也因为自己和妈妈的矛盾。她不是那种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人，也不是无理取闹，正因为讲道理，才觉得妈妈荒谬。她发誓，以后自己无论老成什么样，千万不能成为妈妈这样的女人。越老，越应该尊重情理，而不是意气用事。
佟玥又给邹飞打电话，听到邹飞的声音，佟玥终于绷不住了，放声大哭：“我姥爷没了！”
两天后，邹飞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佟玥面前。四十多个小时的火车，他从北京一路站过来。
佟玥被邹飞抱在怀里的一瞬间，感觉终于有了依靠。在因姥爷去世而最难受的时候，安慰自己的不是妈妈，而是邹飞，这更让佟玥坚信了妈妈做法的荒谬。
虽然佟玥一个劲儿地在说妈妈的不是，邹飞却觉得，也许佟玥妈妈说得没有错，他一直在“飞”着生活，对自己日后会做出什么真的说不好，他对自己都缺乏稳定的信心，更何况带给佟玥安全和保证。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当面问问佟玥妈妈“我哪儿有问题啊”。他知道，他真的有问题。
那时候邹飞最爱听的歌是许巍的《两天》：“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希望，一天用来绝望；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路过，另一天还是路过……”
好在邹飞还知道这时候佟玥身边需要人陪，便买了张站台票就上了火车，逃过几次查票后，终于在火车即将驶出河北的时候被查获，于是补了张站票，累了就在地上坐会儿，困了就躺在座位底下的空隙睡会儿，一路听着祖国从东北到西南各省市的口音，闻着祖国从东北到西南各省市的土特产，到达了祖国的西南边陲。
这是邹飞平生第一次自己长途出门，火车上的四十多个小时让他不禁感慨着祖国的幅员辽阔和民族繁多，特别是火车开出二十多个小时后，他总有一种置身在国外火车上的感觉。
这种新奇的感觉，让他发现了生活中的另一种可能，生活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单调，日后他所追求的生活，也因为这趟云南之旅而有了变化，这是后话。
佟玥陷入失去姥爷的伤痛中，邹飞在一旁陪着她，听她细数和姥爷生活中的点点滴：幼儿园的时候，父母让她上的是全托，一个礼拜回一次家，姥爷总能在她想家的时候及时出现，把她带到姥爷家住一天再送回来，帮助她幼小的心灵熬过漫长的一周；小学参加夏令营出发前，姥爷站在大巴车下把她爱吃的零食递到车窗里；中考体育加试的时候，姥爷在学校的操场外扒着大铁门的缝儿给她加油；高考的时候，姥爷在她进考场前送来了冰镇的绿豆汤。可是佟玥却没能在姥爷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出现在姥爷身边，她难受，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她又不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佟玥叹气道。
“没事儿，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能让你不难受，我都配合你。”邹飞在一旁贡献着肩膀让佟玥靠着。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没事儿，在你知道怎么办之前，要是愿意就这么坐着，我就陪你一直坐下去。”
“我才发现，你还挺会关心人的。”佟玥很欣慰。
“因为我也曾经有个姥爷，我知道这种滋味。”邹飞看着天上说。
佟玥实习结束后，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返回北京，而是和邹飞留下四处转转。之前佟玥住在系里在当地学校找的宿舍里，邹飞住在她们班男生的宿舍，正好有张空床，现在宿舍住不了了，两人就报了一个旅行团，能跟着玩两天，同时解决了食宿，还代买回北京的火车票。
旅行团的行程是从丽江出发，途经虎跳峡等景区游玩，第一天晚上到达香格里拉，第二天返回丽江。
在一个景区的山上，有卖心愿锁的，黄铜制的，可以把心愿刻在上面，然后锁在山体的铁栏杆上。“让天地作见证，直到海枯石烂。”卖锁的人如此介绍着，并唱了起来，“天可崩地可裂，海可枯石可烂，我们肩并着肩手牵着手……”
佟玥买了一把，刻上了她和邹飞的名字。邹飞知道，能不能永远在一起，并不是由这些外在物件而是由现实所决定的，但他还是配合着佟玥，一起把锁锁在栏杆上。
晚上住进宾馆，两人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佟玥突然抽搐起来，邹飞扭脸一看，佟玥已经满脸泪水。
“怎么了？”邹飞随口问了一句，知道佟玥又想起她姥爷了，伸手去擦佟玥流到嘴角的眼泪。
佟玥的眼泪流得更凶了。邹飞把脸贴在佟玥的脸上，试图安慰她，佟玥突然抱住邹飞狂吻起来，邹飞配合着，亲吻着佟玥，把她的眼泪吃到嘴里。
邹飞记得小时候吃过自己流进嘴里的鼻涕，好像是咸的。现在他知道了眼泪的滋味，也是咸的，还有点儿涩，像海水的味道。
两人缠绵完，佟玥靠在邹飞的怀里，闭着眼睛不知道是清醒着，还是在说梦话：“我怕有一天你不在我身边了怎么办？”
邹飞没接话，只有电视在一旁响着。
没过一会儿，佟玥的呼吸沉重了，真的睡着了。看着熟睡中的佟玥，邹飞又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那把锁。
第二天，到了香格里拉。空气温润，湖面上雾气氤氲，绿草如茵，牲畜们安详地吃着草，眼前的美景终于让佟玥暂时忘记了失去姥爷的伤痛，打开画夹，画了起来。
邹飞站在佟玥身后看着，脑子里突然又冒出了那把锁，他倒不觉得那把锁对自己怎样，只是怕自己破坏了佟玥试图创造的美好。
大三一开学，邹飞就感觉弥漫着一股颓靡的气氛，对学校的新鲜感早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年之痒——空虚、乏味、厌倦、不知所措接踵而来，不知道除了混、听天由命，还能干什么。
课愈加没劲了，听着更像不是一个星球的人在交流了。这时候再抄作业，邹飞感觉不到是在抄了，而是在画，依葫芦画瓢，里面好些符号完全不认识，尚清华的本上什么样，他就照着形状画下来，似乎是在抄美术作业。
邹飞总感觉生活在缺氧的环境中，浑身没缘由地不自在。这是一种退学未遂和挣扎未果后的自暴自弃，与快熬出来的欣喜若狂并存的感受。
多年后他总结自己这一时期的生活状态，用了一句话概括：我对这个世界没有恶意，相信它对我也没有恶意，只是我们的志向或所求不同，因此有时候说不到一块儿去。
到了大三，成绩好的学生可以辅修另一门专业，尚清华选的是计算机，邹飞没有选，因为学校不相信他们这种排名靠后连本专业都学不好的学生还有能力辅修其他专业，便没给他们这个机会。
邹飞对此很欣慰：幸好没机会选，要不然再辅修个别的专业，更他妈没劲了，学校现有的这点儿破专业，真没什么可学的。
其实邹飞自己一直在辅修别的专业。他的摄影技术已经不错了，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感悟，终于弄清楚自己为什么喜欢摄影了：面对这个混乱的社会，在取景器里能选择一些美好，把它们记录下来。尽管这些美好是剪裁出来的，但它们确确实实是世界里存在着的，只不过被那些不美好的事物包围着，不易发现而已。
摄影恰恰就是寻找和发现美好，能让人生变得积极，尽管拍出来的照片是灰暗的，这更需要一颗热爱生活和渴望美好的心，而拍那种傻美傻美的照片的人，在生活中往往不是什么好人。就像很多奸商和黑社会的办公室里，都挂张佛像，手上也爱戴串佛珠。
学校的电影协会联合兄弟院校办了一个电影展，放映一些文艺电影并在展映结束后把导演请上台交流。
邹飞看了一个讲述法国青年们的电影，生活方式跟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但很多地方唤起了邹飞的思考，值得回味。
电影放完，灯亮了，导演走上台，也是个法国人，挺年轻，简单介绍了片子的拍摄背景和创作动机，然后就是回答中国学生的提问。一个中国学生，用一听就不标准的普通话说道：“我谈几点我的感受：大麻、偷窃、同居、不领结婚证就把孩子生下来，这些在我们国家的电影审查制度里是无法通过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电影，我说完了。”
邹飞还沉浸在对电影的回味中，突然听到这么一句话，不知道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如果自己是导演的话，就告诉这个人：“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问这么一个问题。”
全场听得懂汉语的人都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尴尬，等待着下面事情的发生。学生会请来的法语翻译经验丰富，用自己的话垫场，介绍这部片子获了哪些奖，试图错过这个话题。
底下一个学生不干了，大声喊着：“为什么不翻译刚才提问的话？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更像在起哄。
台下有人为这句话鼓掌。
翻译看出来这事儿躲不过去了，只好把刚才的问题翻译给法国导演听。
法国导演听完，耸耸肩，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
翻译赶紧接过话，没让导演开口：“请别的同学继续提问。”
底下那个学生仍然不依不饶：“导演还没把话说完呢！”这句话又赢得了台下的掌声。
翻译不得不把学生的要求告诉导演。
导演又耸了耸肩：“我是想说点什么，但确实没什么可说的，虽然我没说什么，但等于我说了很多。”
更多人开始为导演的这番话鼓掌。电影里虽然展现了一些不积极的生活，但导演明显是带着人文关怀在关注这些事情，没有一味批评，没有一棒子打死，是通过展现这些而唤醒社会对青年人心灵的关注，可是却总有人只看到这些事情的表面，并抓住不放。
邹飞认为，那个在台下起哄的学生，也没有真的理解什么是自由和民主，只是在追求这种概念。很多人都认为，只有颠覆和推翻才是民主，有一天停止颠覆和推翻，就停止了民主的追求，不知道他们真的是为了民主，还是为了让生活更热闹点儿。即使把民主和自由给了这种人，他们会用吗？
社会总是如此，有一批这样的人，说一些不着调的话，干着不靠谱的事儿。他们遍布在工作中、学校里、大街上、公车上、眼前、身边，造成的种种现状，让邹飞困惑。他发现，自己的不自在，跟这些人的存在有很大关系。
生活一天比一天虚无，邹飞发现自己的内心却一天比一天坚定，心在生长，按某种意愿长得更结实了。
那段时间，邹飞经常靠耗着来打发时间。天热的时候，就穿着小裤衩，光着膀子，坐在床边，无所事事地看着窗外，抽着烟，听着Neil Young的Unknown Legend，看着窗外一点点黑下来。天冷的时候，就躺在被窝里，靠在墙上，无所事事地看着前方，抽着烟，还听着Unknown Legend，看着同屋的人干着他们自己的事情。听着听着，他发现这首歌里的气韵，适合给自己当葬礼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