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公务员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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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东州市市长刘一鹤

很显然,彭国梁对我弟弟有些忏悔,但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毁掉了我弟弟的政治生命,在官场上,领导与秘书之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人们习惯性的思维定式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旧体制下,强光会以彻底的照耀来宣告对肉体和灵魂的全方位占有,一旦被强光抛弃在阴影里,就等于被投入比黑暗更广阔的深渊。我弟弟注定要经受一次涅磐,不如此就不可能重生。理性主义,尤其是当下的实用主义已经把强光的经验当作了真理,却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光源恰恰是人性的黑暗。

“我弟弟已经辞职了,你出事以后,他的灵魂无时不经受炼狱般的折磨,如果他继续在官场干,只能重复以前的活法,这对他来说无异于混吃等死,不瞒你说,辞职是我的主意,我弟弟只有置于死地而后生这一条路了。”

我的话让彭国梁有些内疚,他充满歉意地问:“我以为你弟弟跟我时间不长,不会受到太大的牵连,想不到……想没想好今后做啥?”

我掐灭手中的烟深沉地说:“我觉得这次磨难足以让他受用终生了,以我弟弟的才华,当作家将来的成就不会在我之下。”

彭国梁叹息道:“你弟弟天生是做政治家的料,可惜啦!不过当作家也好,用笔讲讲我的故事,也可以警示后人,这也算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彭国梁说完,暗淡的目光有了些许光亮,我再一次为他点上一支烟,他贪婪地吸着,仿佛吸掉的不是烟,而是幻想着通过一支烟的微暗之火与黑暗结盟,他已经深知,黑,才是存在的本色。只可惜,他明白的太晚了。

当我看完黄小光在《清江日报》上的报告文学《与彭国梁的灵魂对话》后,胸口像压了一块巨石一样喘不过气来,这块巨石不是别的,正是西西弗千辛万苦推上山顶后刚刚滚落下来的那块巨石,那块巨石犹如腐败本身,所有对腐败深恶痛绝的人都是西西弗,那么谁是众神?毫无疑问,是落后的体制。真正的反腐败者不可能不触犯旧体制,这无异于西西弗触犯了众神。齐秀英就是众多的西西弗中的一个,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旧体制是不允许停止为它喝彩的,正如我的发言稿在会场下发后,秘书早已在上面注明:“此处鼓掌”,“此处热烈鼓掌”、“此处长时间鼓掌”一样,旧体制正是被“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澎湃”的现实所激活的,反腐败的根本措施是体制改革,这无异于将掌声定性为一种最典型的噪音,而“此处长时间鼓掌”早就成为一种法定的民主形式,是不允许挑战的。然而不挑战,腐败这块巨石会越来越大,总要有人做西西弗,不停地将那块巨石推向山顶,尽管它无数次地滚落下来,但是只要坚持,我们也会像西西弗一样,在孤独、痛苦、荒诞、绝望的生命过程中发现新的意义——巨石在西西弗的推动下散发出一种动感庞然的美妙,西西弗与巨石的较量所碰撞出来的力量,像舞蹈一样优美。西西弗沉醉在这种幸福之中,以至于再也感觉不到苦难了,当巨石不再成为西西弗心中的苦难之时,巨石将永远不再从山顶滚落下来。于是西西弗变得比巨石还要坚硬,他发现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他的心灵。这就是西西弗的神话,也将是反腐败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彭国梁的灵魂不再惧怕强光,他将看到山脚下回望巨石的西西弗坚定的目光。

这是我读完了黄小光的文章后内心涌出的感慨,彭国梁东窗事发后,有人怀疑此案会牵涉到东州市政府班子,甚至会牵涉到我本人,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毫无疑问,彭国梁腐败案极大地震惊、激怒了东州人民,伤害了群众对公务员队伍的信任之心,舆论的矛头指向我本人完全可以理解,作为市政府班子的“领头羊”,仅仅做到自己清清白白是不够的,必须做到班子成员一个都不倒下。当然,要做到“工作要上去,干部不倒下”,我这个做班长的必须胸怀坦荡,学会宽容大度。反思彭国梁的腐败历程,与我本人的不宽容、不大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我们俩一起当副市长那天起,就开始勾心斗角,如果当初我对他宽容一些、大度一些,多谈心、多沟通、多提醒、多帮助,国梁也不至于越走越远。特别是我就任东州市市长以后,明明发现了彭国梁等人腐败的苗头,却没有及时制止,甚至潜意识中还有点幸灾乐祸,以至于彭国梁滑进腐败的深渊。

在黄小光的报告文学中,彭国梁说我是懂得黑暗的人,我何止是懂得黑暗的人,简直就是阴暗之人。在彭国梁滑向腐败的过程中,我不仅见死不救,甚至得知赵忠跟踪彭国梁、温华坚、陈实到澳门赌博之事,既没有加以制止,也没有加以批评,明明知道彭国梁等人在玩火,却还在火上浇油,这种阴暗之心想一想都后怕。

如今受彭国梁一案影响,东州的公务员队伍似乎患上了“反腐败后遗症”,一些部门出现了“脸好看了,门好进了,事却不愿意办了”的“不作为”现象,工作效率明显下降。分析“反腐败后遗症”产生的原因,一些公务员将“搞腐败”与“干工作”混为一谈,以为常在河边走不可能不湿鞋,即便鞋不湿,鞋底也是湿的,以为要想把工作干好,就难免干一些湿鞋的事,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其思想深处折射的是一些公务员的公仆意识淡薄,群众感情淡化,只关心自己的“官位”进退,不关心百姓的冷暖安危;只对个人的得失负责,不对人民的利益负责。将“勤政、善政”与“廉政”割裂、对立起来,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巢臼。这也是彭国梁一案给东州带来的阴影,要想走出这个阴影,必须正本清源。

正因为如此,省委召开了全省党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会后齐秀英请我到她办公室坐坐,说是要送我一件纪念品。一进她办公室,她就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本黑皮的笔记本,意味深长地递给我说:“留作纪念吧,放在身边可以警钟长鸣。”

我接过笔记本翻了翻,竟然是彭国梁指使胡占发以我的口气和笔迹杜撰的《公务员笔记》的复本,这原本是胡占发用以遥控彭国梁的,这是权力对人的灵魂异化的最好佐证。

我将笔记本放进公文包,颇为感慨地说:“秀英同志,谢谢你对我这份良苦用心啊,在自然生态环境治理上,我们常犯的错误是先污染后治理,常常是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政治生态环境治理上,如果我们也犯先腐败后治理的错误,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啊!反腐败从来就不是一个毁灭腐败者的过程,而是创立灵活清廉体制的过程,为此,我们应该变反腐败为防腐败,建立事先为每位公务员都注射疫苗的体制、机制。只要这样才可以避免出现彭国梁这样惨痛的教训啊!否则,任何急风暴雨似的清洗腐败过程,其结局只能是刮地三尺的旧官员谢幕,敲骨吸髓的新权贵登台啊!”

齐秀英听了我的话,沉思片刻说:“彭国梁一案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教训的确很多,你所说的变反腐败为防腐败,我理解就是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但是反腐败不是用笤帚打扫房间,也不同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整治,任何激进的反腐败革命最终收获的可能是革了受损肌体的命;而任何渐进的反腐败改革,则又蕴含着深深的危险。其实我也想通了,无论反腐败的代价有多大,这都是一场只许胜不许败的硬仗。为此,我早就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不为别的,就为给老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齐秀英的话虽然令人鼓舞,但也让人惆怅,我泼冷水地说:“打鬼要借助钟馗呀,钟馗是什么?还是制度,古训讲,‘八百里内不做官’,这就是制度,你从K省交流到清江省就印证了这一古训。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大坏蛋,凭心而论,彭国梁为东州的改革开放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今天腐败了,并因此受到了严惩,以至于丢了性命,我们在警示教育中常常将责任推到他个人身上,说什么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没有在思想上筑起一道拒腐防变的防线,这是不负责任的,更是在推脱责任,我开诚布公地说,也是在为僵化的体制狡辩,是没有勇气制度创新的表现,如果有好的制度,彭国梁不至于滑入腐败的深渊。但是在我们的队伍中,很多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有的人不腐败,但也不作为,患上了‘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短视,做维持会长,更有甚者,认为腐败是僵化体制的润滑剂,没有腐败作为润滑剂,任何市场化改革都将在旧体制的壁垒中窒息,于是便纵容腐败,放任腐败,大搞‘掌勺者私分大锅饭’,还美其名曰腐败君临可以避免旧大厦的突然崩塌,照镜子的人总不能因为自己丑陋,就拒绝照镜子,甚至打碎镜子吧。”

齐秀英听了我的话,眉头紧锁地说:“一鹤同志,你的话让我想起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的一段话:‘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不是错。’简直是一针见血。我一直认为,拥有足够自我批判的勇气和力量,是探查民族国家是否自信、是否真正强大的重要尺度。眼下我们的处境正如美国电影《终结者》:在所有邪恶的机器人被邪恶尚未发作的最后一个机器人终结时,谁来终结去制约它?不是每一个终结者,都有自我投身钢铁熔炉的勇气的。”

我是带着深切的沉思离开齐秀英办公室的,钻进奥迪车内,我还在思索齐秀英最后一句话,奥迪车缓缓驶出省委大门时,我下意识地回望了一眼,进进出出省委大门无数次了,从未注意大门内的影壁上有“实事求是”四个鲜红的大字,今天这四个大字在夕阳的照耀下格外熠熠生辉……

横:命运

从政以来,我第一次陷入两难的境地。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透过车窗,感觉路两边鳞次栉比的大厦和模糊怪异的树木像无数獠牙、利爪和尖嘴包围着我,使我内心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惧之中,连不时闪过的霓虹灯也像啐出的唾沫,喷溅在车的挡风玻璃上。“什么也挡不住欲望!”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官场犹如一个巨大的子宫,只是她不孕育生命,只孕育欲望。”赵忠向我提供的信息其实我早就察觉到了,只是我不愿意承认罢了。当初老领导之所以同意我跟彭国梁,而没有将我交给老市长,就是因为老市长即将届满去市人大,而彭国梁是东州政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老领导认为我跟他前途无量。

然而自从我跟上彭国梁以后,我才发现尽管他拥有政治家的素养,但他更拥有毁掉这些素养的致命劣根。他之所以能平步青云走上常务副市长的岗位,完全得益于政治素养,但是高处不胜寒,随着地位越来越显赫,难以抑制的劣根性很可能将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从而让雪亮的眼睛看清他面具下的赌徒嘴脸。赵忠的信息足以证明,眼下他的面具已经被刘一鹤撕下来,彭国梁借以得势的危险的秘密即将全部暴露出来。我是综合二处处长,也就是他的办公室主任,他一旦东窗事发,我怎么办?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卫。我不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刘一鹤通过赵忠向我抛来了橄榄枝,当然也可能是赵忠假借刘市长的名义,赵忠在综合二处当过处长,与刘一鹤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对刘一鹤忠心耿耿,更是深知官场上的云诡波谲,刘一鹤是一个信仰坚定、视野宽广的人,不屑于蝇营狗苟,多年来却苦于彭国梁的明枪暗箭,他骨子里不可能同情彭国梁的东窗事发,但是他深知彭国梁与老领导的关系,一旦老领导同情彭国梁,出面说话,那么很可能冻僵了的蛇会死而复活。赵忠请我吃饭,旁敲侧击地提醒我,一旦彭国梁东窗事发,我只要做好老领导的工作,就可以调到综合一处当处长,这究竟是不是刘市长的意思,我拿捏不准,但是不管这是不是刘市长的意图,我都应该向刘一鹤靠拢,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彭国梁注定是一棵朽木了,我必须换一片林子。但是综合一处处长的位置对我来说太小家子气了,我曾经是老领导的秘书,按理说离开老领导时,应该直接解决副局级实职,但是彭国梁显然是想通过我遥控老领导,辜负了老领导的期望。我已经是综合二处处长了,用综合一处处长诱惑我,这显然不是刘市长的意图,只能是赵忠为了帮刘一鹤拔出眼中钉肉中刺而抛给我的一根稻草,不过赵忠这根稻草犹如武林高手惯用的飞针,刺痛了我的神经,他提醒我,彭国梁一旦东窗事发我必须陷入两难困境,公开投向刘一鹤,一些人会骂我卖主求荣;抱残守缺死路一条。命运已经向我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高傲而自负,我心中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多年的从政经验告诉我,少数服从多数,谁拥有大多数人,谁在政坛上就是强者,刘一鹤显然做到了,他将跷跷板一头压进了大地,另一头被撅到了高空,彭国梁眼看着就要摔下去,我不能和他一起摔下去,我怎么办?我只能推他一把,踹他一脚,让他彻底摔下去,我要将跷跷板变成独木桥爬向刘一鹤,为什么是爬而不是径直走过去呢?必须爬过去,而且从独木桥的背面爬过去,这样做目标最小,人们在不经意间会发现,我已经是刘一鹤的人了。到那时候,没有人再敢嚼舌头议论我是卖主求荣,而是刮目相看我弃暗投明的义举,并且换上一副满脸堆笑的面具。为什么是面具?而不是面孔?在官场上,这些人早就失去了面孔,他们只有面具或者类似于面具的脸。置身于这种环境中,保护自己最高超的技巧就是透过这些面具看清真实的表情。

这两年为彭国梁服务的同时,我也没少研究他的从政技巧,尽管他对别人有着极强的控制力,但对自己的自律能力并不强,否则也不可能沉迷于赌台。不过,我发现有一招是极其高明的,他一向蓄意藏身在阴影中,极善躲在暗处,他不喜欢别人窥察他的眼神,窥测他的意图,相反,在暗处他却可以看清一切。只可惜他不甘于躲在暗处,做幕后政治家是暂时的,他躲在幕后是伺机到前台成为主角。这是他犯下的致命错误,这一点刘一鹤比他高明多了,在刘一鹤眼里,只有权力的实实在在的潜能,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尽管已经成为东州市市长,他仍然将附在权力上的花架子视若粪土。正因为如此,彭国梁一直不是刘一鹤的对手,面对真正的政治家,政客只能沦为权术的职业赌徒。彭国梁在与刘一鹤的较量中,屡战屡败,只能将愤懑发泄在赌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