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雨狂风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相比蒋碧微严词利句的讥诮，孙多慈的些微举动，都能撩拨得徐悲鸿心海汹涌，难免让人感慨：多少女人的幸福都毁在了一张嘴上。苏格拉底为了躲开他暴躁又唠叨的老婆，宁愿跑到雅典的苹果树下思考；欧仁妮皇后虽然傲娇而卓绝，拿破仑三世依然驱车狂奔蒙泰涅大街28号，只为那里住着一位懂得沉默的女子。
蒋碧微遭遇孙多慈，也算是她的劫数。
如果碰上的是另一个和她同样有力气和手段的女子，她熟门熟路见招拆招，倒未必落败；可她那虎虎生威的“降龙十八掌”到了孙多慈这儿，却被纤纤盈盈的“兰花拂穴手”噎得如掌击棉，无处施展。
感情上，多话的女子大多敌不过无声的女子。
无声的女子懂得隐藏和留白，沉默得让人猜不透却欲罢不能，无形中为自己和别人都留了余地；多话的女子则毫无保留尽示人前，看似气势如虹，实则自爆其短。
男人心目中的经典女子，有几个能说会道、喋喋不休的？
蒋碧微败给了孙多慈，“慈悲之恋”却败给了时间。
孙多慈曾与徐悲鸿做过“十年之约”：十年，你也有个了断，我也有个结果。
结果，十年之后，两人早已天各一方。
徐悲鸿应邀去印度讲学，五年不归。1942年回国时，孙多慈已尊父命嫁给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1946年，徐悲鸿与廖静文在北平结婚，在一幅红梅图轴中，孙多慈题道：“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徐悲鸿见后，在梅枝上补了一只没有开口的喜鹊。
一个怅然若失，一个欲说还休，悲欢离合总无情。
只是，十年之后，孙多慈已不再是天真顺从的女学生，而成了没落大家庭的顶梁柱，她需要的不再仅仅是爱情，还有稳定的家庭和适合创作的环境。
到了一定年纪，爱情便不再是生命的必需，不管它曾经怎样绚烂热烈地存在过，而生活和事业却将继续。
许绍棣提供了她所需要的一切。
创作上，孙多慈有机会游历庞贝古城、巴黎、伦敦，参观了大量流落异国的中国文物，尤其是敦煌壁画，广开眼界，画风渐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