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与悠游——像美国人那样的拜金，是一种印第安式的、印第安血统所特有的野蛮，而他们工作时那令人窒息的匆忙——新大陆真正的恶习——已开始使古老欧洲野蛮化，在欧洲传播了一种极为奇怪的无精神性。人们现在已经羞于安静，长久的沉思几乎使人产生良心责备。人们手里拿着表思想，吃午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人们像一个总是“可能耽误”了什么事的人那样生活着。“宁可随便做点什么，胜于一事不做”——这条原则也是一根绳索，用来缢死一切教养和一切高级趣味。很显然地，一切形式都因工作者的这种匆忙而毁灭了，甚至形式的感觉，感受动作旋律的耳朵和眼睛，也毁灭了。其证据存在于如今到处提倡的粗笨的明确性之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一旦想真诚相处时所面临的种种情形之中，存在于同朋友、女人、亲戚、孩子、教师、学生、领导的交往之中——对于礼仪，委婉的情谊，交谈的一切风趣。总之，对于一切闲适，人们不再有时间和精力了，因为，逐利的生活不断地迫使他竭精殚虑，置身于经常的伪装、欺骗或竞争之中，现在，用比别人少的时间做成一件事，才是真正的道德。所以，只有很少几个钟头可以允许人真诚。可是，在这几个钟头里，人已经疲倦，不只想“放松”自己，而且想四肢摊开地躺直，甚不雅观。现在人们按照这种嗜好写自己的书信，其风格和精神将不断成为真正的“时代标志”。如果还有对社会和艺术的娱乐，那也只是工作疲劳的奴隶替自己准备的一种娱乐。唉，我们的有教养者和无教养者的“快乐”多么容易满足！唉，对一切快乐如何越来越怀疑！工作越来越成为惟一使人问心无愧的事情，求快乐的意向已自乐为“休养的需要的”。是的，不用多久，就会走到如此之远，人们倘若对于一种沉思生活的意向让步，将不无自蔑和内疚——罢了！从前与此相反，工作使人内疚。一个好出身的人不得不工作时，要把他的工作隐藏起来。奴隶工作时受到这种感觉的压抑，他在做某种可鄙的事——“做”本身就是某种可鄙的事。“惟有在闲适和优美之中才有尊贵和光荣”，古代的偏见如此回响！
十八
女性的生命——要欣赏一件作品的极致之美，任何知识和任何善良愿望都无能为力，这需要最稀有的幸运机遇，云翳一度为我们从山巅移开，太阳照耀其上。我们不但要站在合适的位置上来观看，同时心灵也从其高处移去屏障，而且还需要一种外来的表达和比喻，好像是为了获得一个支点，保持住自身的力量。可是，这一切很少同时凑齐，以致我相信，一切美好事物，不论是作品、事业、人和自然，其顶峰对于多数甚至最优秀的人来说，至今仍是被隐藏和遮蔽着的，倘若向我们显露，它向我们只显露一次！——希腊人祈求：“一切美的事物出现两次三次！”——唉，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向众神如此频呼，因为非神圣的现实根本不给我们美的事物，或者只给一次！我要说，世界上美的事物过于丰富，尽管如此，美的时刻和美的事物的显露仍然非常稀少。然而，也许这便是生命最强的魔力，她罩着一层美的金缕面纱，允诺着也抗拒着，羞怯又嘲讽，同情又引诱。是的，生命是一个子女！
十九
首先怎样区分艺术品——凡思想、诗歌、绘画、乐曲、甚至建筑和雕塑，不是属于独白艺术，就是属于面对证人的艺术。那种表面上的独白艺术，一切祈祷诗，其中包含着对上帝的信仰，也应算作面对证人的艺术，因为对于一个虔信者来说，并不存在孤独——是我们无神论者首先做出了这个发明。若要辨别一个艺术家的全部观点，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这更深刻的区别，他是否用证人的眼睛来看他正在创作的艺术品（看“自己”），或者是“忘掉了世界”，好像这是每种独白艺术的本质因素——独白色艺术基于遗忘，它是遗忘的音乐。
二十
玩世不恭者的话——我对华格纳音乐的反对，是生理上的反对。为何先要乔装在美学形式之下呢？我的“事实”是，当这音乐开始对我起作用时，我就不再轻松呼吸了；我的脚立刻因为这音乐而不驯、暴动——脚需要的是节拍、舞蹈、行进，它从音乐中首先要求的是好的步行、迈进、跳跃、舞蹈所洋溢的那种兴奋——起来抗议的还有我的胃、我的心脏、我的血液循环、我的内脏。我在这时已经不知不觉地嘶哑了。我这样自问：我的整个躯体究竟想从音乐中得到什么？我相信，是它的舒展作用，一切动物性机能仿佛因轻盈、勇猛、恣肆、自信的节律而加速了。铁和铅的人生仿佛因美好温柔的金的和声而镀了金。我的忧愁要躲在完美性这隐蔽处和深渊里休养，为此我需要音乐。戏剧与我何干！它那道德狂喜的痉挛，使“民众”感到满足的，与我何干！演员全部表情姿势的戏法与我何干！……可以猜到，我本质上是反对剧场的，而华格纳则相反，本质上是剧场人物和演员，是空前最狂热的演员，当他作为音乐家时同样如此！……顺便说说，华格纳的理论是：“戏剧和音乐始终只是姿态的手段。”音乐成为戏剧姿态和演员派头清晰化、强化、内在化的工具，而华格纳戏剧不过是寻求许多戏剧姿态的一个场合！除了其余一切本能，他还有一个大演员的指挥本能，在所有一切事情上均如此，如上所述，作为音乐家也是如此。我曾经相当费力地向一位正直的华格纳信徒说明这一点，我还有理由补充说：“请你对自己稍微诚实些，我们并非在剧院里！在剧院里，人们仅仅作为群众是诚实的，作为个人却自欺欺人。当人们走进剧院时，便把他们的自我留在家里放弃发言权和选择权，放弃自己的趣味，甚至放弃当他们在自己的四壁之内面对上帝和他人时，所具有并运用的那种勇敢。没有人把他对艺术最纯净的官能带进剧院，连为剧院工作的艺术家也不这样做。在那里，人是民众、公众、女人、邻人、随从。在那里，最个人的良知输给了“最大多数”的平均化魔力。在那里，愚蠢像淫欲和传染病一样发生作用。在那里，‘邻人’统治着。在那里，人化为邻人……”（我忘记讲述这位开明的华格纳信徒对于我生理上的反对的回答了：“那么，实际上不过是您对于我们的音乐来说还不够健康吧？”……）
二十一
我们的两个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艺术家身上有着巨大的分歧，一方面是我们的趣味，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创造力，二者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各行其是，不断各行其是，各有着自己的生长，我是说，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衰老、年轻、成熟、熟透、腐烂的程度和速度，比如，一位音乐家在一生中能创造出许多东西，恰与他身上那任性的听众之耳、听众之心所珍重，嗜好、偏爱的东西相冲突——他还未尝意识到这种冲突呢！如同一种近乎精确而规则的经验所表明的，一个人能够凭他的趣味轻易超过他的力量的趣味，而且他的力量并不因此而麻痹或在产生上受阻，但是相反的情形也可能发生，而我要提醒艺术家注意的正是这一点。一个不倦的创造者，一个广义的“母亲”类型的人，一个这样的人，他除了精神上的受孕和抚育之外便一无所知，一无所闻，他全然没有功夫思考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也全然没有工夫进行比较，他不再有训练他的趣味的愿望，而只是马虎地将它遗忘，也就是任其随遇而安，自生自灭——一个这样的人也许会产生出作品来，这些作品远非他的判断力可及，以致关于这些作品和关于自己，他只说些蠢话——愚蠢地说和想。在我看来，这在多产的艺术家身上几乎是常规——没有人比做父母的更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举一个重大的例子，这甚至也适用于整个希腊的诗人世界和艺术家世界，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所做的……
二十二
什么是浪漫主义——人们也许记得，至少我的朋友中会有人记得，我从前迷误甚深，估价太高，总是作为期望者向现代世界冲击，我的理解——谁知道由于什么个人经验？——19世纪悲观主义哲学，就好像它是思想的较高力量的表征，无所畏惧的勇敢的表征，人生凯旋丰满的表征，其实这些特征属于18世纪，属于休谟、康德、孔狄亚克和感觉论者的时代，以至于在我看来，悲剧认识似乎是现代文化的真正奢侈，是它的一种最昂贵、最显赫、最危险的挥霍，然而无论如何，由于现代文化的过于丰富，又是它的一种可允许的挥霍。同样地，我认为德国音乐正是德国灵魂的一种酒神式强力的表达，我相信在其中听到了地震，一种自古积压的原始力量随着这隆隆震声终于得到释放——而并不顾恤从来称作文化的一切，因此摇摇欲坠。可以看到，我当时无论是对哲学悲观主义，还是对德国音乐，均未认清构成其真正性质的东西——它们的浪漫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每种艺术，每种哲学，都可以看作服务于生长着、战斗着的生命的药剂和辅助手段，它们始终是以痛苦和痛苦者为前提的。然而，有两种痛苦者：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过剩的痛苦者，他们需要一种酒神艺术，同样也需要一种悲剧的人生观和人生理解；另一种是苦于生命贫乏的痛苦者，他们借艺术和认识寻求安宁、平静、静谧的海洋，自我解脱，或者迷醉、麻痹、疯狂。与后者的双重需要适合的，是艺术和认识中的全部浪漫主义，曾经和继续与之相适合的是叔本华和华格纳，我这是举出最著名最露骨的浪漫主义者的名字，当时我误解了他们——顺便说说，众所周知，这对他们无损。生命最丰裕者，酒神式的神和人，不但能直视可怕可疑的事物，而且欢欣于可怕的行为本身，以及一切破坏、瓦解、否定的奢侈；在他身上，丑恶荒唐的事情好像也是许可的，由于生殖力、致孕力的过剩，简直能够把一切沙漠造就成果实累累的良田。相反地，最苦难、生命最贫乏，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大多需要温柔、平和、善良，可能的话，还需要一个上帝，它真正完全是病人的上帝，一个“救世主”；同样也需要逻辑，需要对人生的抽象理解——因为逻辑使人平静，提供信任感。简单地说，需要某种温暖抵御恐怖的密室，关闭在乐观的眼界之内。这样，我渐渐学会了理解伊壁鸠鲁，酒神式悲观主义者的这个对立面，同样也理解了“基督徒”。事实上，仅是伊壁鸠鲁主义者的一个类型，两者实质上都是浪漫主义者。我的眼光越来越敏锐地洞察反推论的那种最艰难最棘手的形式，大多数错误都是在其中造成的，这就是由作品反推到作者，由行为反推到行为者，由理想反推到需要此理想的人，由每种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推到在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需要。在考察一切审美价值时，我现在使用这个主要尺度，我在每一个场合均问：“这里从事创造的是饥饿还是过剩。”另一种尺度从一开始就好像要自荐——它醒目得多，这就是着眼于创作的动机究竟是对凝固化、永久化的渴望，对存在的渴望，还是对破坏、变化、更新、未来、生成的渴望。然而，只要加以深究，这两类渴望仍然显得含混不清，并且正是按照前面那种在我看来更佳的方案才能解释清楚。对破坏、变化、生成的渴望，可以是过于充沛的、孕育着未来的力量的表现（人所共知，我对此使用的术语是“酒神精神”这个词），但也可以是失败者、欠缺者、落伍者的憎恨，这种人破坏着，也必须破坏，因为常住者甚至一切常住、一切存在激怒着他，刺激着他——要理解这种情绪，人们不妨就近观察一下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求永久化的意志同样应该有两种解释。一方面，它可以出于感谢和爱。这种渊源的艺术永远是神化的艺术，也许热情奔放如鲁本斯，快乐嘲讽如哈菲斯，明朗慈爱如歌德，使万物披上荷马式的光辉和荣耀；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苦难深重者、挣扎者、受刑者的那种施虐意志，这种人想把他最个人、最特殊、最狭隘的东西，把他对于痛苦的实际上的过敏，变成一种有约束力的法则和强制，他把他的形象，他的受刑的形象，刻印、挤压、烙烫在万物上面，仿佛以此向万物报复。后者在其最充分的表现形式中便是浪漫悲观主义，不论它是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还是华格纳的音乐——浪漫悲观主义，这是我们文化命运中最后的重大事件。（还可能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悲观主义、一种古典悲观主义——我有这种预感和幻觉，简直摆脱不掉，好像成了我的所有物和专有物，不过“古典这个词使我感到逆耳，它被用得太旧了，太圆滑了，变得面目全非了。我把那种未来的悲观主义——因为它正在到来”，我看到它在到来！——命名为酒神悲观主义。）
二十三
“科学”的偏见——由于等级秩序规律的作用，学者只要还属于精神上的中产阶级，就根本不可能有真正伟大的问题和问号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眼光都不够格，特别是把他们造就成研究者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内心想使事物有这样那样性质的计划和愿望，他们的恐惧和希望，都太快地静息和满足了。例如，英国学究斯宾塞异想天开，要画出一条理想的分界线、水平线，奢谈什么“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最终和解，这使我们这样的人几乎感到恶心，在我们看来，人类倘若以这种斯宾塞式的前景为最终前景，就只配受蔑视，只配毁灭！不过，他心目中的最高希望，在另一些人看来只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可能性，这是斯宾塞所不能预见到的一个问号……处于同样情况的是现在许多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欣然接受的那种信念，即相信这样一个世界，它应当在人的思想和人的价值观念中有其等价物和尺度，相信一个“真理的世界”，人们借自己渺小的四方形的人类理性便可以一劳永逸将它把握住——怎么？我们真愿意这样把人生贬低为一种计算的苦役和练习，贬低为数学家的蛰居斗室？人们尤其不该企图消除生存的多义性质，这是良好趣味的要求，这种趣味对于超出你们眼界的一切肃然起敬！有一种世界解释，它把你们的存在合理化，使你们能够科学地研究和工作下去，这种世界解释除了数字、计算、度量、观察和掌握之外，其余一概不容许。如果以为只有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这是愚蠢和幼稚，倘若不是精神病和白痴的话。正确的解释可能正好相反，正是生存最表面最外部的东西——它的外观、它的皮肤和感性特征——首先被人把握？甚至也许只有它们被人把握？一种你们所谓的“科学的”世界解释，永远是一切可能的世界解释中最愚蠢的，即最无意义的一种。这是说给搞科学研究的人听的，他们如今喜欢冒充哲学家，极其谬误地认为，力学是关于最初和最终规律的学说，全部人生都必须建立在力学的基础之上。然而，一个本质上机械的世界是一个本质上无意义的世界！假如评价一种音乐的价值，就看它有多少东西可以被点数、计算，可以纳入公式，这样一种“科学的”音乐评价何等荒谬！从中能把握、理解、认识些什么！其中被当作“音乐”的东西一钱不值，实在是一钱不值！……
二十四
我们的慢时间——所有艺术家和为“作品”生活的人、母亲类型的人都这么感觉，他们总是相信，在生命的每个段落上（它往往由一部作品来划分），已经达到了目标，他们总是忍耐地接受死，怀着这种心情：“我们在这方面是成熟了。”这并非疲倦的表现，不如说是某种秋日明朗宽容的表现，往往是作品本身以及一部作品的成熟遗留给它的作者的。于是，生命速度放慢了，变稠厚了，呈密汁状——化为长长的延长符号，化为对这长长的延长符号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