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欧洲目前的道德情操或许是微妙的敏感和细腻的，正如截至目前的“道德科学”是最新的、初步的和粗糙的那样——此种对照很有意思，有时明显地表现在道德家的身上。的确，“道德科学”这个词就它所表达的意思来说，太傲慢了，有失风雅，风雅总是预示着使用不那么嚣张的词语。人们应该非常清楚地说明，要为建立各种类型的道德理论作好准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需要做什么，就当前来说，又有哪些事情是必须做的，其中包括：收集资料，全面考察数量众多的、有价值的和特别有价值的细腻感情，并分类。这些感情是活的、不断生长繁殖和消亡的。还应该明确地说，这些活生生的感情反复出现较为常见的形式。毫无疑问，人们至今并没有这种谦虚。所有哲学家在把道德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时，都摆出一副充满学究气的、一本正经的样子，要求自己取得某种非常崇高的、非常庄重的成果：他们要给道德以基础——每个哲学家至今都坚信自己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道德本身一直被认为是某种“给定的”东西。描述各种形式的道德与他们那令人尴尬的傲慢自大相距何止千万里！这项工作看似微不足道，可是极其纤细的手和极其敏锐的感觉，却不一定能胜任！正因为道德哲学家对道德事实了解得不全面，只是随意了解一个梗概，或偶尔在哪里看到一个节略本，或许只是了解与他们的环境、地位、教会、时代精神、气候和地区有关的道德——正因为他们对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而且也不那么渴望了解这些事情，他们甚至连道德的实际问题都未接触到，只有通过对照比较许多种不同的道德，道德的实际问题才会显露出来。在至今的每一种“道德科学”中，实际上确实是忽略了道德本身这一问题；人们丝毫不觉得道德本身有什么问题！哲学家所谓的“给予道德以基础”以及为此而作出的努力，若以正确的眼光看，只不过是以学术的形式坚信流行的道德，以新式表达流行的道德，因而只是在明确的道德范围内就事论事。而且，从最终的动机上说，是一种否认，即否认对这种道德产生怀疑是合法的，并且拒绝检验、分析、怀疑和剖析对这种道德的信仰。比如，请听一听叔本华是多么无知地谈论他所做的工作，然后你可以对道德“科学”的科学性得出你自己的结论。这门科学的最新大师仍在以小孩子和老妇人的口气说话。叔本华虽然实际上是个悲观主义者——可每天晚饭后却吹笛子，这是他的自传说的。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抛弃了上帝和世界的人，却在道德面前止步——赞成道德，他究竟还是不是悲观主义者？
二
撇开像“我们心中有一绝对命令”这样的断言有何价值可谈，我们总可以问：这种断言对不断言者说了什么没有？在另一些人看来，有些道德体系力图为其创立者辩护；另一些道德体系则力图使创立者心情平静下来，使他自鸣得意；借助另一些道德体系，他想要虐待自己，使自己谦卑低下和用报复掩盖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使自己出人头地：这种道德体系帮助创立者忘却，那种道德体系使创立者或创立者身上的某种东西被人忘却；许多道德家喜欢对人类行使权力，喜欢创造性地、武断地对待人类；还有许多道德家，尤其是康德则以其道德使我们确信：“我内心所尊敬的，就是我应该服从的，你我都是如此！”总之，道德体系只是感情的一种手语。
三
与自由放任相对而言，每一种道德体系都是一种对“自然”同时也是对“理性”的暴政。不过，这并不是反对道德体系的理由，除非人们又利用某种道德体系命令说，所有种类的暴力和非理性，都是非法的。每一种道德体系中本质的东西和无法估价的东西，是一种长期的约束。为了理解斯多噶哲学、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或清教主义，我们应记住每一种语言对力量和自由所施加的约束，即韵律的约束、韵脚和韵律的暴政。各国的诗人和演说家遇到了多少麻烦啊！当今的一些散文作家也不例外，在他们的耳畔总是回响着要求他们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命令，正如功利主义的草率行事者所说，是“为了一个愚蠢的念头”而一丝不苟。这些散文作家因此而认为自己是明智的，正如无政府主义者所说，是因为服从了专断的规则才这么认为的，并因此而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甚至是具有自由精神的。然而，奇特的事实依然是一切具有自由、文雅、果敢和巧妙必然性的事物，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存在的，无论是存在于思想本身中，还是存在于管理或说话和劝说中，或是存在于艺术中还是行为中，都是凭借着这种专断规则的暴政才发展起来的。说实在的，这可能恰恰就是“自然”，恰恰就是“自然的”——而不是自由放任！每一位艺术家都知道，他的“最为自然的”状态，即出现灵感时刻的自由安排、定位、布置和构造，是多么不同于他的自由放任状态——知道自己随后会多么严格而小心地遵守许许多多规则，这些规则正是由于其严格性和精确性，而完全无法用观念来加以表述（与这些规则相比，即使是最为稳定的观念，也有一些漂浮的、由许多不同部分组成的、含糊不清的东西）。“天上和地上”本质的东西，显然是应该有沿着相同方向的长期服从——由此才会产生，长期以来也一直在产生某些使生活值得过的东西。比如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以及任何其他改变了面貌的、精致的、愚蠢的或神圣的东西。精神长期被束缚，思想的传播受到怀疑和限制，思想家在思考时约束自己，按照教会、法庭的规定，或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前提进行思考，顽固的宗教意志按照基督教教义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发生的每件事情中都要重新发现基督教的上帝，并为其作辩护：这一切暴行、专断、严厉、恐怖和不讲道理，已证明是一种惩戒手段，欧洲精神借此获得力量、冷酷的好奇心和难以捉摸的流动性。当然也得承认，在这一过程中必须窒息、闷死和毁掉许多不可恢复的力量和精神（因为在这里跟在别处一样，“自然”会显露真相，表现得过于辉煌，不偏不倚，令人震惊，却是崇高的）。过去欧洲的思想家们思考事物，只是为了证明某件事情，如今则相反，凡事“想证明某件事情”的思想家，我们都对其表示怀疑。所要证明的事情总是在事前就已经决定了，这是他们极其严格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结果，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占星术中那样，或像当今的基督教道德为了“上帝的荣耀”或为了“灵魂得救”而解释当前的个人事件那样。无论是广义上的奴役还是狭义的奴役，都是精神教育和训练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我们可以用这种眼光看待每一种道德体系，因而每一道德体系“自然”要教导人们憎恨自由放任，憎恨太大的自由，使人们坚信需要限定地平线，需要履行当前的义务，告诉人们应当收缩眼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告诉人们，愚蠢是生活和发展的一个条件。“你必须长期服从某人，否则你会遭难，会不再尊重自己”——在我看来，这就是自然的道德命令，肯定既不像老康德希望的那样是“绝对的”（因而才会有“否则”），也不是针对个人而说的，而是针对民族、种族、时代和阶层而说的，尤其是针对一般意义上动物性的“人”，即人类而说的。
四
勤劳的种族感到无所事事，非常难受，但英国人本能中是把星期天遵奉为极其神圣之日，以致下意识地渴望这一天不休息，仍然工作。于是便设计出斋戒，古代世界也经常可以见到这种情况（虽然严格说来就南方民族而言不是与工作有关）。许多种类的斋戒是必需的；哪里的强大势力和习俗占优势，哪里的立法者就务必要指定闰日，在这些日子这种冲动将受到约束，学会重新感到饥饿。从一种更高的观点看，整个时代在感染道德狂热时，看起来便像是那些插入的克制和斋戒时期，学会低声下气，学会屈从——与此同时也学会弄干净自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对某些哲学派别也可以作类似的解释（比如希腊文化当中充满情欲气氛之下的柱廊派）。由此也可得到解释以下矛盾现象的一个线索：为什么正是在欧洲历史上基督教最盛行的时期，并且一般说来只是在基督教情绪的压力下，性冲动才会升华为爱情。
五
柏拉图的道德中有某种东西实际上不属于柏拉图，而只是出现在他的哲学中，或者可以说，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他的哲学中，这种东西就是苏格拉底哲学。柏拉图太高贵了，看不上苏格拉底哲学。“没有人想伤害自己，因而所有罪恶都是不知不觉地犯下的。坏人会自己损害自己；如果他知道什么是罪恶，他就不会作恶了。所以坏人只是出于错误的观念而作恶；若使他摆脱错误的观念，就必然会使他成为好人”。这种推理方式散发着民众气味，民众只是觉察到作恶造成的令人不快的后果，由此而作出实际判断，说“干坏事是愚蠢的”；同时他们把“善”等同于“有用的和令人愉快的”，而不作进一步的思考。至于每一种功利主义体系，我们可以立即认为也有与上面相同的根源，循着此踪迹追踪下去，很少会出错。柏拉图解释老师的信条时，竭力将一些高雅的和高尚的东西塞进去，他是所有解释者中最为大胆者，把整个苏格拉底的形象拔高，便成了一个受人欢迎的主题和一首大家喜爱的歌曲。用无穷无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变体展示他，即用他自己的所有伪装和多重性展示他。
六
“信仰”与“知识”这一古老的神学问题，或者较为明白地说，本能与理性这一问题，即：就对事物的评价而言，本能是否应该比理性享有更大的权威，理性想要根据动机，根据“原因”，也就是根据目的和效用来估价和行动。这个问题一向是个古老的道德问题，最先出现在苏格拉底的头脑中，早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就分裂了人的心灵。苏格拉底本人当然是由他具有的才能牵着鼻子走，先是站在理性一边。实际上，他终生所做的，只是嘲笑高贵的雅典人，表现出的那种叫人难看的无能，他们像所有高贵的人一样，是受本能驱使的人，绝对无法对行动的动机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然而，最终他也嘲笑了自己，虽然是默默地、偷偷地嘲笑：由于具有较为敏锐的良知和较强的反省能力，他发现自己也处于相同的困境，也是那么无能。他自言自语道：“但人们为何因此要使自己脱离本能！应摆正本能的位置，也应摆正理性的位置——人们必须遵从本能，但同时必须劝说理性用有力的论证辅助本能。”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这位伟大而神秘的讽刺家的虚伪；他把自己的良知带到了这样的境地，在该境地，他满足于一种自欺欺人。实际上，他觉察到了道德判断中的无理性。柏拉图在这些事情上较为无知，没有平民的那种狡猾，想要用他的全部力量证明，理性与本能自发地导向一个目标，导向善，导向“上帝”。柏拉图以降，所有神学家和哲学家都换取了与此相同的路线，这意味着在道德问题上，本能到目前为止取得了胜利。不过，理性主义之父（从而也是法国大革命之祖父）笛卡尔是个例外，他仅承认理性的权威，但理性只是一种工具。
七
不管是谁，研究某一门科学的发展史，都会发现线索，借此可理解获得所有“知识和认识”中最古老和最常见的过程。不管在哪一领域，最先发展起来的都是早熟的假说、虚构、善良而愚蠢的“信仰”意志，以及怀疑精神和耐心的缺乏——我们的感官姗姗来迟，而且从未完全学会成为获取完整知识的器官。在一定的场合，我们的眼睛易于产生已经产生过的图景，而难捕捉住某一印象中的变化和新奇之处，因为后者需要运用更大的力量，更多的“道德”。耳朵听任何新的东西也很困难和费力，因此听异国音乐感到很别扭。我们听到人们说另一种语言时，常不自觉地力图用我们熟悉的词语学说这种语言。我们的感官也敌视和嫌恶新事物。一般说来，甚至在“最简单的”知觉过程中，也是各种感情占支配地位，比如惧、爱、恨，以及被动的懒散之感。如今读者很少读一页书上的所有单词（更不用说所有音节了），而只是读每二十个词中的大约五个词，并“推测”这些词可能具有的适当意思。与此相同，我们现在很少正确而全面地观察一棵树，很少观察它的叶子、枝干、颜色和形状，我们发觉想像一棵树要容易得多。甚至在最非凡的经历当中也这么做。我们杜撰大部分经历，几乎不能说服我们思考任何事件，除非我们是事件的“发明者”。这一切有助于证明，源于我们固有的本性，从久远的年代起，我们就一直习惯说谎，或者说得较为文雅或矫饰一些，也就是说得较为好听一些。
一个人的艺术家气质要比他所意识到的多得多。在热烈的谈话中，常常可以根据对方表达的思想或根据我认为他头脑里想的东西，非常清楚而明晰地观察到他的面部表情，其清晰程度要远远超过我依靠视觉的力量，即双眼肌肉的巧妙运用所能看到的程度。他也许装出的是一副完全不同的表情，或根本没有表情。
八
白天做什么，梦中也会做什么，反过来也是一样。梦中经历的事情，若在梦中常经历这样的事情，最终就完全与“实际”经历的事情一样，与我们心灵中的东西相关联。由此我们就更加富有或贫乏，就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种要求。最终，在大白天，甚至在最清醒的时刻，我们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梦中的情景所支配。设想某人在梦中经常飞翔，设想他一做梦，就感到具有飞翔的能力和技术，感到这是自己的特权，自己享有的一种特别引人忌羡的幸福。这样的人相信自己稍微动一下念头，就能做各种转弯动作，就能自由自在地飞翔，毫不费力地：不受约束地“上升”，可自然而然地“下降”不用费劲！具有这种梦幻经历和做梦习惯的人，怎能不发觉另一种幸福，即便是在醒着的时候！他怎能不渴望另一种幸福？与他自己的“飞翔”相比，诗人们所描述的“飞翔”，对他来说肯定太世俗、太费力、太剧烈，也太麻烦了。
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