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顺和刘秀芳夫妇俩都是事业上的奋斗者。老同事都称他们是“洪水夫妻”。一九六○年初，雷雨顺在北大读书。刘秀芳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求学，这两位高才生都响应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伟大号召，参加了周总理组织的长江三峡最大可能洪小和暴雨的科研项目。共同的奋斗目标，培养出爱情的种子。一九六二年刘秀芳大学毕业了。同届一百八十名毕业生，她的成绩名列前茅，因此留校从事教育工作，一九六二年他们结婚了。婚后一直“打游击”，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在中央气象局安了家。党的三中全会吹响了科学进军的号角。这两位中年知识分子都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为中华崛起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雷雨顺有“写不完的书，做不完的文，讲不完的学”，刘秀芳从事的概率论，越来越引起科研、教育、工业部门的重视。她不但担任给研究生的讲课任务，还要从事翻译、科研和写作。因此，繁杂的家务成了他们的累赘。雷雨顺把全部心思扑在科研上，爱人叫他去买米，他舍不得放下外文资料，拿起米袋边走边看。到了粮店才发现没有带粮本，只好回家去取。第二次到粮店，却又把米袋忘在家里。饭后他去洗碗，水哗哗地冲着，他又想起了课题，碗没有洗，却连水带碗又端了回来。他们也曾把嫂子和姐姐接来料理家务，但猛增两三口人的消费，在家庭收支的天平上不能不出现倾斜。由于夫妻俩都是忙人，常常顾不上家务。他们惟一的儿子雷钧，从五岁起就承担了去食堂买馒头的任务。一个下雨天，小雷钧在食堂买好馒头后朝家走，一不小心，滑进了路边的水沟，他身子泡在水里，馒头却高高举着，直到来人把他救起。别的孩子都笑他傻，但有谁知道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刻上了：“爸爸妈妈要吃饭，吃完饭好干大事。”为了减轻家务负担，夺回刘秀芳上、下班路上消耗掉的时间，他们于一九八一年春节商定：刘秀芳带着儿子搬到北师大集体宿舍，雷雨顺一人留在局里面。从此，他们过上了一地分居的生活。有人不解：“人家巴不得解决两地分居，你们怎么一地分居？”他们总是笑笑：“生活嘛，应当首先服从事业。”
（五）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卡文迪许曾说过：“我认为科学家的时间应当最少地用在生活上，而更多地用在科学上。”爱人和孩子搬走后，雷雨顺重又过上“学生”的生活。总不离身的是一个黄色帆布挎包，里面除了书籍和资料，还有一个塑料食品袋，装着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他每天清晨起床，宿舍——办公室——食堂，三点一线，循环往复。他家里没有现代化家具，更没有雅致的陈设，也没有一盆鲜花。桌、椅、床、凳、柜，简朴而且极为普通。灯头用一根绳子牵到三斗桌上，上面挡了一张旧报纸，这便是工作台灯。有一点是富有的，就是屋子里到处摊满了打开的书。所里一个小青年来到他家，回去后对同志们说：“老雷的家不像个家，简直是个旧书摊。”他家另一个特点，即堪称“无烟火之家”。他让爱人带走了煤气灶，自己在食堂就餐。有时扎在书堆里，竟忘了开饭时间，他便拿出一块半块的剩馒头、剩花卷，用开水泡泡就是一餐。他以办公室为家，下班后要喝点开水，天冷了要用热水烫烫脚：“下班了怎么打开水？是不是舍不得煤气？”水房的同志质问他？“我……我……”雷雨顺无言以答，因为即便说明情况，烧水的同志也不会相信。
雷雨顺这次病倒以后，不少同志惋惜地说：“大胡子（人们称呼他的绰号）呀，大胡子，你搞能量那样精，可就不知道自己要能量平衡，长期地输出大于输入，才落下这不治之症啊！”
雷雨顺常说：“我什么都不缺，最缺的是时间。”他珍惜时间，简直到了惜时如命的程度：
吃饭，嫌排队买炒菜太费时间，到小卖部买上一两猪头肉，两分钱的腌辣椒。
分房子，放着条件比较好的大楼不上，却挑了离食堂不足十米远的四层楼顶层。
看病，从来是马马虎虎。这次发病，几位医生都感到很惊讶：“这种病，至少半年前就应发觉。”近几年来，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办公桌上总是放一块擦汗毛巾，同志们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却认为出汗不是病，用不着费那时间。前一段他感到呼吸不畅，但总认为是鼻炎的原因，只是简单地要一点药，从来做过全面检查。有时，同志们劝他锻炼身体，他却说：“五十岁以后锻炼，五十岁以前就拼命干。”
睡眠，他压到最低限度，几乎经常五点半起床，六点来到办公室，晚上往往熬到十二点。以至住在办公室对面楼上的同志几次给研究所打电话：“请你们查一下，那是谁的办公室，每天都忘了关灯。”
节假日，他很少休息。星期天，家里来客人了。他对爱人说：“我宁可给十块钱，也不愿瞎扯一分钟。”爱人了解他，支持他，自己的客人自己招待，他的客人没有业务关系的，也替他招待。但雷雨顺有言在先：“凡是来探讨问题或谈科研工作的，一定叫他到办公室来找我。”有人曾粗略统计过，雷雨顺除了正常工作的八小时以外，早晨要加出两小时，晚上要加出四小时，节假日也很少休息。这样他就多抢回了近一倍的工作时间。
（六）
凡是真正想在事业上做出贡献的人，几乎都很少计较个人的物质享受。雷雨顺常对组里的同志说：“人嘛，名利要少，志气要高。”这是他处理名利的一条原则。他是月薪六十九元的副研究员。有些大学时代的同学早已高过他，老同学相聚每每问及此事。他总是笑笑说：“我够花的。”其实他的负担并不轻。几年前他要赡养岳母，哥哥、姐姐在农村，也要他不时地接济。两人工资东拉西扯就没了。可是每次有点稿费收入，雷雨顺总是按收入比例增加交纳党费。
一九七八年《冰雹概论》正式出版，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署名。雷雨顺是主要编写人，其他两位同志只是后来参加了部分编写工作。出版社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只署他一个人的名字。雷雨顺态度很坚决：“要尊重别人劳动，署我一人名字就不出了。”大家只好尊重他的意见，署上三个人的名字。另一个是稿费如何处理。组里的意见是雷雨顺～人得百分之五十，雷雨顺坚决反对。他主张一要兼顾协助工作的同志，二要买二百本书送给有关同志和气象台站，三是剩余部分三人平分。其他两位同志仍坚持给他一半，他竟急了。别人只好按照他的意见办。
雷雨顺所说的“志气要高”，既包括强烈的事业心，也包括治学态度、科研道德。在学术上，他一是一，二是二，从不摆架子，不懂就是不懂。暴雨研究常常遇到数学统计问题，他不懂时，就坦率地承认：“这个问题我不懂，但不要紧，回家问问老刘明天告诉你。”对不同的学术观点，他从不排斥贬低。会上，他可以慷慨陈词和对方争得面红耳赤，会下又是携手共进的好同志。
他待人真挚，以诚相见。与他接触过的同志反映：“他的心我一眼就能看穿，在这颗心上丝毫没有权欲、虚伪的疵点。”
（七）
雷雨顺在工作中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他常说：“不能把青年人当成劳动力，统计员，要给他们压担子，使他们尽快成才。”近几年来，组里先后来了几位大学生，有的是“文革”期间的毕业生。雷雨顺不但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而且采取具体方法促使他们早日成才。第一，严格要求。限期让他们熟悉科研工作，规定他们写学习笔记。第二，帮助他们尽快提高外语水平。他亲自找来有价值的外文资料，让他们翻译，他帮助校对、修改，并讲清为什么这样修改。组里的一位青年人，已先后翻译了十几篇材料，有些已被有关杂志刊用。第三，给青年人压担子。雷雨顺根据青年人的特点，帮助他们选择科研课题，在分析方法和思路上给予指导。这样既给青年人锻炼的机会，又使他们尽快具有独立承担科研课题的能力。第四，让青年人显露才华。当青年人取得一定成绩时，他积极联系发表论文的刊物，鼓励他们在公开场合宣讲自己的观点。在这次年会上，雷雨顺填报了代一位同志宜读论文。这篇论文是他协助组里的一位青年实习研究员完成的。大会秘书处几次把他的名字写在前面，他又几次改过来。并说：“要让青年人显露才华，我们不能总压着他们。”在他的课题组内，青年人反映压力虽大，但进步却快。
对同龄人也如此。院里有些同志是从外部门调来的，不太熟悉气象业务。当这些同志来请教时，他不管多忙，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讲解，直到对方弄懂为止。他积累的材料供给别人，他甚至因时间紧迫，把自己几年辛苦劳作的“半成品”也转手给青年同志，让他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攻关。因此，青年人称他是“我们的好老师”，同龄人称他是“大好人”。雷雨顺这次病例，很多同志满怀深情地说：“老雷给人的太多了，得到的太少了。”
（八）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雷雨顺返回北京。当天住进北京肿瘤研究所。因不能手术，只好转入北京结核病医院。在这期间，病魔异乎寻常地折磨他。不断增长的胸水（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已从胸腔抽出积水一万二千毫升，相当于24公斤），迫使他躺下就憋气、盗汗。他周身象是插有一把把刀子，割挖着每一块肌肉，使他疼痛难忍。他不得不整日地坐着，床上不行，地下坐，地下不行，又转到床上坐。他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他以什么样的毅力同病魔进行搏斗，人们很难想象。尽管如此，他仍没有认真地思考一下与自己生命有关的事情。每次同志们去看他，他总是强打精神，显得那么乐观、自信，丝毫没有谈到自己，谈到家。他的所做所思仍然是工作、事业，事业、工作。
他的助手去看他，他叮嘱抓紧做好第十一类强风暴的资料统计，出院后他还要接着干。
课题组的同志去看他，他建议加强合作，将来攻下“降水天气动力学研究”这一课题，为暴雨预报开拓新的途径。
他让爱人去买一个收音机。爱人说：“家里有拿来一个就行了。”他说：“不，要一个袖珍、三波段、带耳塞的，一则在医院听外语，二来也可出差用。”爱人只好满足他的要求。
所里几位身体较弱的同志去看他，他叮嘱一定要注意身体，“身体可不属于我们，它是事业的本钱。”
院里学习十二大文件，准备测验。他请人要求了复习提纲，并要人转告所党支部，“我出院后参加第五期十二大文件学习班”。
领导和他的导师来看他，他哭了。说是党培养了这么多年，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反倒给组织带来很多麻烦。他常常思虑自己工作的不足，多次与看望他的同志谈心。说是自己不注意涵养，不讲究方式，说话太直、太粗，可能伤了同志。他甚至与研究室的同志诚心诚意地做开了检讨：“我作为研究室的副主任，平时做思想工作少，生活上关心大家不够。”因此，当他听说院里体制改革准备试行所长招标制时，真诚地说：“我愿意应招，不当正的，当个副所长，专门为大家做些服务性的工作。”雷雨顺在病重期间，没有向组织提出什么额外要求，只要求换一个大一点的灯泡，能够看书，打一张放在病床上的小桌能够写字。
雷雨顺病倒后，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无不心急如焚，极力从死神手里把他抢回来。有的联系医院；有的专程飞往上海去买药；有的昼夜守护他，还有的为他送来鲜蘑、甲鱼、白木耳。当他病倒的消息在气象战线传开以后，有的气象台站打来长途电话、电报，有的寄来慰问信，人们殷切地盼望他站起来，回到他们中间，重新活跃在气象科研战线上。
在国家气象局党组、气象科学研究院党委的亲切关怀、全力支持下，经过医护人员精心治疗，雷雨顺的病情一度稍见好转，胸水基本止住，睡眠稍何好转，进食略有增加。当一位同志来到病榻前看他时，雷雨顺兴奋地说：“我又可以拿笔啦！”说完他把练习簿递给那位同志看。扉页上面有这样几句话：“无端判我不治之症何能服，决心仍攀暴雨动力新高峰，严谨深入钻研献出好方法，关心众人齐力攻关创新风。”尔后是正文《关于特大暴雨的天气动力学分析》……他不等人家看完，又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理想、他的计划……
雷雨顺重病在身，但他一心想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的气象事业。他不愧是党的优秀儿女，不愧是蒋筑英、罗健夫式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国家气象局直属机关党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一月十二日，国家气象局党组做出决定，号召全国气象系统的全体干部和职工向雷雨顺同志学习，学习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忘我的献身精神，崇高的道德情操，同心同德，振奋精种，脚踏实地，努力开创四化事业的新局面，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本文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83年1月12日新闻联播时间，1月13日报纸摘要时间以本台特约记者的名义播出，出版时作者作了适当的补充。）
注：新华社和《光明日报》分别于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发表题为《呕心沥血探风云——记中年气象学专家雷雨顺》、《他的一分一秒都用在工作上——记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雷雨顺》的长篇通讯，因篇幅所限，本书未收入。
（作者徐景来）